首页 -> 2006年第10期

和易中天先生讨论些问题

作者:解正中




  易中天先生把人性的“善”、“恶”二元化归结为“简单”二字,是一种肤浅的见解。他在征引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一书中的“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到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一段文字后说:“正因为制度本身出了问题,所以皇帝是励精图治还是苟安耽乐,辅臣是独裁揽权还是妥协调和,文官是廉洁奉公还是贪污舞弊,武将是富于创造还是习于苟安,思想家是极端进步还是绝对保守,都无关紧要而且没有意义。”
  制度问题确实是个关键和核心问题。不仅封建专制制度,任何专制独裁的制度都是邪恶的。但中国绵延几千年的专制王朝呈马鞍形的起伏不定,统治时间有长有短,执政期间有猛有宽,有时残暴恐怖,有时相对开明,有时动荡不安,有时相对稳定,不能说与统治者的个人品德和统治集团的群体素质没有关系。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如果是明君、仁君、贤臣、清官,即使是到了行将没落的晚期也可能苟延残喘,拖延一段时间;一个王朝如果它的统治者是暴君、昏君、贪官、孽臣,即使处于初期,这个王朝也会土崩瓦解,彻底完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可谓势头正旺,但暴虐无道,民不聊生,仅仅维持十几年,到秦二世便消亡了。王莽新政、隋炀帝统治等等都是短命的先例。怎么能说帝王将相,特别是帝王的个人品德、人格、作风、个性,对治国安民“无关紧要没有意义”呢?胡适先生在五四时期提出好人政府,主张贤良治国,也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逻辑。现代的宪政议会民主制度比专制独裁制度要优胜百倍千倍。然而即使是在先进的制度下,好人、坏人以及贤良、奸小,照样也会发生不同的作用的,或推动历史前进,或拉着历史倒退。好在民主的制度能够制约坏人、奸小,使他们较少机会得逞。制度是人创造的。制度的目的也是扬人之善,惩人之恶。丘吉尔说民主制度也有缺点,就是他看到了人性恶的一面。就是在自诩为最民主的美国也会有“水门事件”、“克林顿丑闻”出现。民主制度提供一个平台,一种手段,一个机会,让法律和道德展示力量。法律是对形体的惩罚,道德是对心灵的惩罚。法律的力量让尼克松在弹劾中下台,道德的力量让克林顿忏悔一生。一介草民一个小老百姓的人格、品德、个性、作风出了问题,也许无伤大雅;一个领袖人物的人格、品德、作风、个性出了问题,便会关系到国计民生了。特别是在权力不受任何监督制约的情况下,这种坏品德一旦恶性发作,举国上下就会堕入深渊。人们希望像胡适先生所说的“好人”掌权,免得他们遭受更大的灾难与不幸。但这里要再重复一句:即使在民主的制度下,我们也要选举德高望重、人格完美的领导者,而要防止觊觎权力、善于伪装的奸佞小人。这绝不是无关紧要没有意义的!世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但大体区别一下还是有可能,甚至也有必要的。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一些个人品质很坏的政治人物。当我们在回顾这个民族的巨大伤痛时,我们千万不要护短,也千万不要怕家丑外扬,只有暴露了痛疽,才能够得到疗救。如果说像武则天那样权欲熏心的野心家阴谋家都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高明的政治家”(易中天语),那么,中国的许多历史都要改写的。易中天还有一个悖论:充当鹰犬的来俊臣是个大坏蛋,而指使、怂恿、重用来俊臣的武则天反倒是个大好人、一个杰出的优秀人物,岂非一件怪事吗?如果学者们这样去写历史,去写历史人物,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干净的一个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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