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重建一个丰富的民间社会
作者：蔡禹僧
在近代中国，究竟选择哪种道路——是继续丰富的民间社会还是转而为建构匀质性、准军事式社会的问题上，不仅有中国人自己的意志作用，还有外界的作用。这个外界的主要作用就是日本的侵华战争，还有就是苏联体制的影响和干预。战争逼迫全民的军事化，而且军事化管理的高效性和敌我界限的分明使单纯社会的理想具有吸引力。历史的辩证法的确是存在的，日本入侵和大陆军事化国家制度之间的确有某种超形式逻辑的联系。一个有着丰富的民间社会的体制在战争中的确不敌全民军事化体制效率高，这是勿庸讳言的，否则当初希腊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局就应该是另一个样子。至于苏联体制的影响和干预，则更为大家所熟知。苏联宪法曾指出：社会主义的政治管理是必须对整个社会——作为社会生活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和思想精神领域综合的整个社会组织进行理性的统一的集中管理〔2〕。这种观点的核心就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计划社会。中国模仿苏联体制，一方面促成了社会系统的迅速整合，也便于社会资源的提取，但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却造成了个人对组织、社会对国家的全面依赖，削弱了社会自我调节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中，一切社会组织均作为国家的附属而存在，国家等级性的行政联系弥漫在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只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局面才逐步改观。
选择一旦确定，好比不同的路口通向不同的风景，历史也就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当初香港、澳门及台湾社会远非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丰富的民间社会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得到了长足发展，以致这三处“弹丸之地”由过去的荒岛鱼村、刀耕火种的边缘地区而发展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中国更广大的地区的社会则在另一个方向上被改造。首先是对人口众多的农民实行军事化集体管理，自然村落的家庭单位的悠闲劳作被公社化敲钟集合排队上工取代，跑步进入大同社会的号召使人们根据指令性计划创造出了亩产数万斤粮食的神话，集体食堂使民间的锅成为多余，于是“钢”与“锅”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颠覆——砸锅炼钢；随着城镇商业的国有化所进行的是一切领域的国家化，没有任何机构是可以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僧人从“不劳而食”而成为劳动者似乎显示出社会改造的成功，但宗教自主发展的力量因此受到影响；同时那个产生伟大思想和艺术家的山林隐士环境随着僧人和隐士的消失而诗意不再；“反右”运动后，学院里的文人其精神常常处于战战兢兢的状态。丧失自由思想的危险性不断累积，终于演变为”文革“的十年浩劫。
三
抗战强化了中国人的国家意识，集权思维作为凝聚民族向心力似不可避免，然其在和平时期继续强化，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实在是太大了。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前三十年，国家的努力全在把整个社会都牢固控制在国家权力之内，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一度不复存在。这表现在农业的集体化、经济的国家化、企业的官僚化以及文艺的政治化。“文艺战线”等各种“战线”的名词日常使用反映出生活的空间变成了战斗的空间，悠然的“山人”远逝，闲适的山水画中垂钓的渔翁被怒目的“民兵”驱逐。敌我的阵营划分使各界人士为保存身家性命而把自己在权力机构中的归属看作自己合法存在的最高保障。
但中国人自身的自然的自由主义还是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表现在社会的军事化与中国人的生活习性背离：军事化的乡村没有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票证的大量使用反映出城乡民众生活的艰难；亩产万斤言犹在耳而非正常死亡数字却触目惊心。
深刻的教训使觉醒的智识者逐渐从理性上认识到自然的自由主义的意义。首先是把土地归还给农民，土地归还农民的政策使濒临崩溃的农村经济获得了生机。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的一系列社会革命运动改变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当人们活下去的欲望使他们厌倦了人民公社，获得土地的农民即刻把粮仓堆满了金黄的粮食。其实农民需要政府的只是两个字“无为”，读作：请您尽量少地干涉我们。老子的智慧，有些理想主义者恐怕是难以梦见的。现在看来农村改革的成绩不过是把本来属于民间的最基本自由归还给民间。但因温饱缓过心神的老者打量家园，发现家园早已不是从前的模样了。宽厚的长者风范的乡绅、抑扬顿挫读古书的儒者、堂屋里幽雅的瓷器与山水古轴、祖屋里静穆安详的观音法像、孩子们追逐的卖唱艺人和算命瞎子、郊外古刹里打坐的僧人、节日里迎神送神的欢乐气氛、甚至妇女们哭丧时那种哀婉悲伤的古调韵味都已被时代席卷而走。儒家两千年礼乐教化的乡村已经古风不再。
随着把土地归还农民，觉醒的智识者把目光转向了城市，认识到应该继续在更大的范围内还民间以自由。经济企业的衙门化与经济市场化的天性显然是背离的，商业的重归民间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势所趋。国退民进的改革成绩同样是把本来属于民间的自由还给民间。经济的民间化因关乎人们的物质需求，所以能被切身地感觉到，正因为切身，人们在实现经济民间化的改革中都迫切地去响应。
社会结构从丰富到单调所损失的并不仅限于经济，经济的滞后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发展的补偿，而文化的损失却是如此明显。呆板的思维方式在国人身上仍比比皆是，中国作为哲学与美术的故乡似乎已成历史记忆。很多中国学者的著作缺乏创新精神，既少有中国古代哲人从容悠远的神秘诗意，也罕见西方思想家曲折回环的思辨灵犀；尤其在与异域文化的交流中显得或呆头呆脑或冒冒失失。这其实是那个单一的社会结构给中国人思维留下的后遗症。尽管持续的经济增长使中国人赢得了自信，但贫乏的想像力妨碍了中国文化的复兴。欧洲、美国乃至日本的社会中，创新性思想家层出不穷，丰富的社会结构、丰富的价值取向与丰富的人生目标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在不经意处产生出人意料的天才。世界级的科学奖、文学奖获得者甚至在以色列这样人口很少的民族也大量出现，原因于犹太人崇拜的“上帝”观念和“世界”观念一样广阔，崇拜上帝就好像崇拜自由。中国作为人类文明历史中最为悠久而古老的国家除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产生勤劳的工人和物美价廉的商品，是否已经没有产生伟大的哲学与美术的想像力了呢？当然不是，途径就是让丰富的民间社会回归中国。
民间社会的重建有某些“回归”的意义，但又决不限于回归的意义。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一个丰富的民间社会的可能构成早已超出了传统民间社会的内容。比如中国古代的私塾和书院已经被西式的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机构取代；僧道人士除了在某些地区（如西藏）依然作为文化的中坚力量，在更广大的地区从他们之中产生哲学家和艺术家的可能性趋小了。传统僧道人士曾担当的文化创新功能部分地为自由职业的思想家取代了；由于人口的大量增长，山林的旅游业的发展，让传统的隐士居住山林也不再可能，比如防火就不再如古代那样简单或不重要；与此同时，由于现代中国人对商人阶层认识的转变，商人从传统社会的中间阶层已经跃迁到高层，表现在他们中的成功者所接受的教育越来越全面，对社会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他们如何使用私人财富也影响社会的价值取向；艺人已经不再如传统艺人那样辛苦，一个地点的表演可以通过媒体迅速传播到广远的地区，他们中的成功者是社会的高收入阶层，商业化发展也已经使他们早已从表演政治观念的模式中脱离出来。因此，重建的民间社会理应比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更加丰富。
伏尔泰把自己的剧目在自己的家庭剧院上演，爱因斯坦参加过私人主办的物理学会议；“家庭剧院”和“私人科学会议”反映出欧洲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一样有着丰富的民间社会的传统。不同的是我们中断了，而他们还延续着。在中国，随着市场经济更深入的发展，私人财产已经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基本恢复了传统社会私人财产所有物的不可侵犯性的物权传统。可以想见，经过若干年，家族的资产传承必然使中国出现若干有深厚文化积淀、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家族。富裕的家族在满足自己物质需求的渴望后，闲暇时光的充裕（这有赖于资产者作为所有者与其聘请的管理者的相对分离）必定使他们从重物质向重文化转化，他们作为文化贵族阶层成员将成为民间社会的稳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