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苏格拉底之死的希腊式解读

作者：毕会成

　　不过，单是政治共同体的存在还不足以激发诸如殉道或献身之类的神圣情感。在希腊，城邦并非共同体的唯一形态，在现实的城邦共同体之上还有着更高的宇宙（神圣）共同体作为城邦正义的源泉和人生的终极关怀。支撑着苏格拉底九死无悔的政治信念的正是这来自更高共同体的“神圣声音”。当两者的秩序（正义）发生冲突时，政治哲学的解决之道是：道德价值的等级关系与空间的规模等级同构，越是趋于终极性的空间越具有价值上的优先性。这意味着，个人可以越过城邦这一现实共同体而直接从神圣共同体处获得正当性依据，从而开辟了个人与城邦关系的全新维度：在正当性（而不是合法性）上，个人可以高于城邦。希腊人意识到了苏格拉底与城邦的冲突，却不能理解他傲慢的神圣品质。对于苏格拉底，既然自己命定受神圣声音指引以揭示城邦存在的非真理性，他当然也得承受城邦的不公正加诸其身的遭遇，——城邦层面的不公正因而成为神圣共同体的终极公正的一部分——这是他的ａｒêｔｅ（德性，分享了神性的人性），无可回避、不可选择的arête。在希腊悲剧中，人的毁灭是被给定的，而这种给定又源于德性的被给定。因此，英雄不是成为英雄，英雄是被宇宙共同体指定成为被毁灭者才是英雄。在因arête招致惩罚的“德性之罪”面前，苏格拉底义无反顾地走在了希腊悲剧传统的遗绪之中，平静地面对命运所蕴含的一切，只是这种面对少了传统悲剧英雄眸子里的茫然、惶惑与无奈，而更多来自神圣共同体的观照与支持：当以宇宙大尺度比照人生时，人的生死界限陡然模糊了，身处流变中的人们蜉蝣般地旋生旋灭，能够自持的唯有德性的永恒。这种独特的视角还引向一种意义旋转的可能：世界不断创造又毁掉个体生命，乃是宇宙意志在其永远洋溢的激情中借以自娱的审美游戏，站在它的立场上审视自己的痛苦与毁灭，现实的苦难就化作了审美的盛筵，个体的悲剧就化作了世界的喜剧。
　　火开启了空间并赋予人以德性，这火却是普罗米修斯从天庭那里盗来的。德性既是对神性的攀援和分享，必定意味着对神圣秩序的僭越和冒犯，这就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德性之罪”。吊诡的是，这种罪并非人类本有，乃是来自神圣共同体的给定，由此形成人的悲剧性命运。就苏格拉底这条伊甸园里的智慧之蛇而言，他的以逼问天机为己任的先天性德性赋予，已然意味着对神圣秩序的亵渎和普罗米修斯般的受难命运。他作为“最智慧的希腊人”被赋予了旁人不具备的越过城邦直接倾听“神圣声音”的能力，从而对现实城邦的既有信仰构成挑战，而其他公民则通过对他的“封口”行为扮演着维持城邦的（进而也是宇宙的）秩序和平衡的正义者的角色。所谓“大道不言”，真理“向所有人隐藏自身，为了让某个人找到”。真理之光，至强无明，却足以灼伤任何敢于直窥者的眼睛——诗人多盲，正是与神亲近的代价。因此，真理的接受本不应该是一个公共事件，苏格拉底却试图让街头群氓在定义之问中直接触及真理。结果是，大道并没有因此而行，雅典的贵族愤青们却学会了辩证法的反讽腔调，否定一切存在者的名分，乃至否定城邦正义。苏格拉底的悲剧在于，“智慧”的德性赋予来自共同体秩序，又在对共同体秩序的挑战中转换为罪性，整个过程无关个体，却要由个体承担后果。对于今人，苏氏的境遇可能不足以导致死——只需放弃对德性的展示。而在古希腊，德性的展示关乎人格的塑造，无德性即有混同于无面目的奴隶之虞。与德性之罪相连的“命运”概念被不肖的现代、后现代子孙们用作逃避承担的借口，在当时却是对勇于承担的提示。但苏格拉底不是道德受虐狂，在命运的毁灭和复仇（酒神精神）中，激越回荡着个体生命的独立与尊严（日神精神）以及理性对悲剧性结局的质疑和抗争（雅典娜精神），他曾在这三个相互纠结而又撕扯的生存维度间苦苦周旋和挣扎。然而，当所有的挣扎被证明为徒劳，他断然以高贵的姿态结束自己的生命。
　　死是苏格拉底哲学论述的主题之一，哲学研习死亡。作为神圣空间的共享者，人的永恒在于将生命享祀于至高存在。但享祀不是将祭品或他人祭献于神——那是贿赂与交易，而是将自身的生命过程奉献于arête的实现，乃至为此献身。希腊意义上的人首先是“有死者”（mortal），从死处界定人生，死才是人生的完成，arête的决定性证信：“我毕生努力追求的，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哲人；无论我的追求正确或是错误……在另一个世界就会见分晓。”从终极意义上，神圣秩序的存在以及“神圣声音”的并非虚妄这类通天贯地的哲学之行动（inspeech）只有通过哲学家之死才能完成向行动之哲学（indeed）的转化。——自我牺牲莫非也是“火”的内在意涵？以燃烧自己的方式廓出属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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