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汤先生怒了
作者：刘 超
可是，即便是这位谦谦君子，也曾有过极为锋芒的一面。
话说抗战时期的1943年，国民政府第三届鼓励著作发明遴选结果出来，汤用彤先生见自己榜上有名，大为震怒。
是汤先生觉得自己有所得菲薄吗？未必。这可是民国时期学术界的最高奖，这是万千学人梦寐以求的何等荣誉啊！汤先生得的可是一等奖，且是本届哲学类中唯一的一等奖。是先生觉得与自己一同获奖的人物不够格而自觉辱没身价了吗？恐怕也未必。此届获奖者中，文科方面获一等奖的还有两人，他们是陈寅恪和刘节，获奖著作分别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论》。刘氏已是学苑闻人，而陈公更是儒林巨擘，照说在这方面汤先生不会自觉掉价。
要知道，彼时国中文风鼎盛，学术璀璨。名校济济，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号称中国四大名校，且在世界饶有盛望，即便如李约瑟、费正清、伯希和、钢和泰者亦对此惊羡不已。自然，这样的大学群落中，必是文理兼盛，大家如云。如在西南联大，就在人文学科方面，也是人文荟萃，单以汤先生所在的哲学（心理学）系而论，就可见一斑：熊十力是现代大儒，是罕见的哲学体系创立者之一；冯友兰是中国哲学史的权威，早已饮誉世界哲学界；金岳霖是中国哲学界最卓越的研究西方哲学的大家之一；贺麟也是自创体系的现代鸿儒。至于陈康、沈有鼎、王宪钧、冯文潜、郑昕、张荫麟、周先庚、容肇祖、孙国华、王维诚、敦福堂等诸位先生，都在各自的领域内达到了极高的成就，有的还是难得的通儒巨子。在哲学界，与汤先生在名望、实绩处于同一重量级的熊、冯、金诸公都处于自身学术创作的黄金期甚至巅峰期，都各自推出了堪称经典的著作，如冯友兰的《贞元六书》等大都已先后面世。可是，即便如此，冯、金诸公在此次评奖中也没能获此殊荣。
在联大的其他文科院系中，历史系中除陈寅恪外，其他名家如钱穆、雷海宗、郑天挺、傅斯年、皮名举、刘崇宏、王信忠、吴晗、邵循正、向达等也未能有幸获得大奖。而钱穆已有《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扛鼎之作行世，无论是人望、资历，还是学问是文章，还是实绩，钱先生是理所当然的人选，可是他硬是没有得奖。至于理科中，获此次奖励的华罗庚、周培源等均属一时之选。
这么说来，汤先生该不会有理由为此发怒、而且是震怒吧？
可事实上，汤先生不仅是怒了，而且是真真的震怒。
敢问先生到底为什么反应如此剧烈呢？
这要看先生紧接着的另一句话：“我的书还要别人来评奖吗？！”——原来，此书是先生极为自得的心血之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这本书当然是大书，但是，汤先生的这句性情之言更是颇有意味。且看其中三处，一是“我的”，二是“别人”，三是“评奖”。所谓“我的”，是指书是先生自己呕心沥血精研涵泳后的原创作品，是心血之作。书由“我”写，书中有“我”，“我”的心血、心得，“我”的识见和情怀。对此，他有绝对的自信，有所依傍和抱持，所谓有恃于内，无惧于外。若是今日，有几人胆敢当着行家之面挺直腰板毫无愧色地说：“这本书是我写的！”
所谓“别人”，也体现出先生高度的主体意识。事实上，汤先生确是中国佛学方面有史以来有数的泰斗级人物，更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打通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的旷世大哲，在其所涉领域内，当世罕有可与对话者。自然，对其心血之作，人们品咂则可随意，评断则不可大意。很多“别人”（包括教育部的人士）去对他进行评判，他都不以为意。此中不乏执拗，但其中不更蕴涵着高度的自信么？可在我们现今，不少所谓教授学者忙于造论文出新书，且饶谙“汝苟欲成名，工夫在书外”之道。其所重者，不是书中之“学”，而是书外之“术”。每有新作出笼，便四处活动，请这个题字、写序，请那个作评，还请一帮子人来捧场、促销和宣传，其用意无非是少耕耘而多收获，获取与自身成绩毫不对等的名与利。如此地把主要的时间、精力和聪慧都用在了著作之外的地方，在资质寻常者也许不免可鄙，可是对饶有天分者，则实在是可笑可惜亦可叹：丢了西瓜拣芝麻，浪费。汤先生则不然，自知只要“自己”尽心尽才尽力写好著作了，别人怎么评，就已不是最所关注的了。对待学问，他力行“尽人事”；而对名利，则躬行“听天命”。此中境界，颇可咂摸，烛照今人。
当然，更有意思的是第三点：“评奖”。是评奖有猫腻吗？恐怕未必。一般来说，民国时期知识界颇为独立，政治界对知识界无力干预也无暇干涉，因此，知识界还是相对清明的，其时学风普遍较好，这一点，在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筛选以及部聘教授的遴选中就反映颇多。至于此次评奖，且不论其程序是否健全，至少其结果就颇为公允、权威。以汤先生阅世极深的经历，他不会不懂所谓人情世故，不会不知利害得失。可是，汤先生还是怒了，不仅想了，而且说出来了。就此说来，汤先生之怒倒确乎见出几分书生意气，这书生之气倒也来得格外本真、率性，也就格外可爱。在汤先生看来，著作的价值就在著作之内，而不在之外。汤先生当然不是介意他人品阅其著作，不是的。事实上，越是高贵的头脑就越是渴望深层的对话，越是深邃的心灵就越是渴求真切的交流。这须得是真对话和真交流，而不是走过场的假热闹。著作的价值在于流传，尽管有所谓“藏诸名山”之说，可最后还是归于“传之后代”，失去了流传，任何经典对社会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汤先生所拒绝的不是流传，不是评奖本身，而是隐在评奖之后的某些东西。著作是著作，评奖是评奖，著作本身的价值费不上“别人”的评奖来肯定，而且也未必是评奖者有此资格来做出评判。任何精神产品的价值，首先在于求趣求真，求真经世，在追求真理，以“有益于世道人心”（汪曾祺语）。若仅是“著书都为稻粱谋”，以书求一己之私，求名求利求权求色，恐怕已有失著作的本真，更有违“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公共情怀和担当意识。此类人物，于古于今都不乏其例。当时，汤先生是北大文学院院长，在高层不乏人脉，以汤先生的便利处，只要他略微“伸手”，就可以够着很多东西。可是，他硬是不“伸手”，他硬是恪守真正学人的本分，并不做出位之想。此等风范，能有几人欤？！
除此而外，饶有韵味的一点还在于：汤先生不仅想了，而且说了；不仅说了，而且是当众说。“我的书难道还需要别人来评奖吗？！”显然，这话不仅是说给近在身边的“自己人”听的，而且也是说给远在重庆的“别人”听的。是的，著作为谁而写，这是个问题。是为自己而写吗？当然。是为读者而写吗？更是。在汤先生看来，可以为学术而写，为真知真情真理而写，可以为社会历史和读者行家而写，但就是不可以为写而写，为评奖而写。这是先生的执拗处，亦是其聪明处，其真可爱处。所谓真名士，所谓大智慧，当如斯。
汤先生之所以能想到这一点，足可见出其良知；汤先生之敢于说出心里话，足可见出这群文化人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还有自由之言论。
现而今，像汤先生这样执拗和顽固的人物似乎不太多了，每忆及此，不尽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