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念刘大杰先生
作者：叶 隽
我对大杰先生的兴趣，仍然是由读书而致。看他那部撰于七十余年前的《德国文学概论》，议论之精辟，确实为有我之论，1927年先生在留日期间完成此作，在中国的德国文学学术史上，这是一部有地位的著作。1931年先生撰《德国文学大纲》时，似乎应景的成分更多，就识见而言，并未超出前书。所以，有的时候，我总在想，对一个学者来说，他的黄金时代是有限的，看看刘氏高寿生涯中的著述贡献，即可一目了然。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虽进入学者年龄的黄金时代，但由于政治动荡等诸多原因，先生无法集中精力于学术研究，其学问规模与成就基本上奠立于抗战时代，那时先生年纪约在不惑上下。他1935年出任川大中文系主任，1937年夏回沪省亲，“八·一三”之后只能蛰居沪上。所谓“国家危亡之际，也是先生家境困绝之时”，八年困居，生活来源竟主要只靠夫人中学教职之微薄薪金，而这八年蜗居，却成就了作为学者的刘大杰的一生功业。这与冯友兰之撰《贞元六书》，或许有异曲同工之妙？《魏晋思想论》乃于数月间写就，不过小试牛刀而已；《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先后推出，才代表着一代文学史家的卓然自立。
从学术角度考察，这批通中西的人物，确实要比单纯留德、狭窄于一专业之内的学者们要强些。冯至、陈铨先生自是不用提了，刘大杰、李长之虽然都不是专业学者，但比较他们与张威廉、商承祖、田德望、杨业治等，差距不难看出来。长之先生的《德国古典精神》，大杰先生的《德国文学概论》，都是民国时代德国学的重要成果，后人在学术规范上当然完备得多，但若论卓见独识，恐怕鲜有越之者。而更重要的是，两位竟然都非德文专业出身的科班人士。李长之早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又转入哲学系，却深受德文教授杨丙辰的影响，一生学术根基由此奠立。
而刘大杰先生更不一样，他最初在武昌师范大学读中文系，后来才留日治欧洲文学。他之出手不凡，对德国文学史的研究不但“后来居上”，而且“卓见迭出”，实在不容忽视。当然，这很可能与他的学术背景有关系，他在日本是师从著名学者小铃寅二治欧洲文学史。真的没有想到，他“无意插柳”，竟然为本学科的沧桑历史，增添了难得的一丝两缕亮色，为中国德语文学学科史做出重要贡献。之所以选择日本为留学国，就不能不说到刘大杰与郁达夫的师生之缘。刘1924年在武昌中华大学求学时，郁达夫正执教该校。双方情趣既投，相交亦笃。这段师生缘分，不但发源于文学，亦且影响到学术。1927年刘大杰赴日留学，自然得到郁达夫的相助，因而刘大杰日后的学术研究路径，无疑也受到郁达夫的潜移默化影响。留日本身就是踵迹郁氏之后，在专业上选择欧洲文学，同样是受到郁氏激发。这样的深交厚谊，也就难怪当1945年秋郁达夫遇害消息传来之时，刘大杰痛失良师，心情悲戚至极，做诗悼之，题为《闻郁达夫为日帝杀害作诗哭之》：
飘零半世投荒死，子散妻离泪欲吞；
春夜每难忘旧事，南溟长此望中原。
许身报国诚无愧，隐姓埋名再不冤；
凡文平生诗意苦，杜鹃啼血我招魂。
郁达夫本身留日，但同样兴趣广泛，德国文学也是他极为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刘大杰日后成为非专业的德国文学史家，也算是传承师长的一种方式吧。其实，往深里说，这很可能牵连出现代中国知识精英的一条重要思想路径，不论是那些直接从对象国归来的留德学人，还是那些留日、留美的精英，多少受到德国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十九世纪美、日均曾先后以德为师，大力学习德国；甚至是致力于政治层面的精英人物，早些的如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晚些的如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等，莫不把德国立为可以师范的对象。
张威廉先生的《德国文学史大纲》，是中国第一部德国文学史。张先生是科班出身，北大德文系的首届毕业生，并受到德国一流学者欧尔克教授的熏陶。著论史观的独立和对中国文学的参照，刘大杰先生《德国文学概论》无疑超过前者。可为什么刘大杰能做到这点呢？我以为除了留日时代师从日本学者的“洋背景”（而日本是从欧洲过来的）外，他的中文系学养也相当重要。当年在武昌任教的可非一般人物，如果说郁达夫、杨振声长于“新学”，那么黄侃、胡小石则不啻是国学的大师级人物，对古文献、传统小学和古典文学的造诣，在相当程度上是首屈一指的。从日后刘大杰的学术轨迹来看，这种修养显然是极重要的，不但表现在中国文学史方面，同时也决定了他能在外国文学领域内迅速地开疆拓土、成就斐然，虽然后者显非他尽力用心所在。清点一下他在1930年代前后的外国文学研究方面，就国别而言，德国是重点，先后有《德国文学概论》、《德国文学大纲》；作家研究则涉及挪威、俄国文学：《易卜生研究》、《托尔斯泰》；就流派而言，是《表现主义的文学》；还有一册勉强可算比较文学类型的著作：《东西文学评论》，但实际上只有一篇《中国思想文艺的生路》是涉及中国的，其他则涉及英、美、德、俄、日等国文学。他这样解释书名的：“小泉八云先生的一本文艺评论的杂稿，日本人译出来的时候，题为《东西文学评论》。我生平爱读小泉先生的文章，尤爱他这本明快的文集。我的文笔和内容虽是很坏，但性质和那本书是相同的。”〔1〕虽然今天看去，这些著作大多只能算小册子，但放置在现代中国的整体语境中，就是相当的成就。
刘大杰的史观相当不错，他开篇即说：“综观各国的文学，最伟大最有特殊个性的，要算德国与俄国的作品。在他两国的文学里面，能深深地看出他们的民族性，体验当时的时代精神……德国的文学，与俄国的作品有同样的伟大，兼有比俄国悠远的历史与富有理想的民族精神为背景，我敢说德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为最优美的一部分。”〔2〕注意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与文学的交融关系，同时以更广阔的视角看问题（如对德、俄文学的比较），显然不是一般的就史书实、堆砌材料。可强调德国文学的优美，却并不能改变刘氏以本土关怀为第一的学术思路。在他看来：“借他人的作品，来充实自己，借外国的文化来充实本国，这并不是可耻而且是必要的事，留心世界文艺思潮的人，知道英国、德国、日本、俄国……在某一个时期，都曾受外国思想文艺的影响，而将本国的思想文艺界引出大的波澜，而又成一个新的局面，而又产生许多新的思想家文学家了。”〔3〕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路，在研究德国文学的时候，刘大杰的史家选择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不仅是对德国文学研究如此，其外国文学研究似乎都有此特点。如他在介绍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时，就赞叹俄国人“这种对于祖国的热烈的牺牲的精神，是何等的热烈，顺从的民气，是何等的统一呢！”接着就转到本国思路：“我们中国的国民，可是不同了。借公义报私仇的人民，充满了黑暗的社会。讲真正的全民革命，这样人能成功吗？”〔4〕应该说，刘大杰的好处在此，即本土关怀与致用情结明确。但欠缺亦在此，过分强烈的致用意识，当然会影响到学术纯正的推进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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