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所谓蔡元培“晚节不保”问题
作者：张晓唯
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早期“党化教育”的内涵还比较丰富，除了灌输党义，还包括推行教育平等、实施义务教育等多项内容，带有一些积极因素，其初衷是要荡涤旧式教育的僵硬模式，焕发新机。然而，在国民党一党体制下，却最终演变为领袖崇拜、教条禁锢和程式规制，致令学校师生大为反感。其实即使在国民党内，对于所谓“党化教育”的理解和实施也存在着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的多种形态，“党化教育”内容和形式本身也在不断变化，未可一概而论。总体说来，所谓“党化教育”（亦称三民主义教育），形式大于实质，推行过程中窒碍重重，效果不佳。即使最显力度的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团组织进入大中学校，力求影响和操控教授及学生，却也大多运转艰难，效力有限，稍有成绩的西南联大直属党部也只能采取“以学术领导党务”、“寓宣扬主义于学术研究之中”的策略，且还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不断下拨特别钱款“输血”支撑。至抗战结束前夕，国民党“六大”会议决议，撤销军队和学校内的党部，全国各学校的国民党党部随之相继关闭〔4〕。可知，纵使抗战这样的“非常时期”加强“党化教育”的实际情形亦不过如此。故而，如果仅仅依据蔡元培主持和参与了初期实施“党化教育”的部分活动，就断定他背离了早先的“教育独立”理想，甚而得出他热衷“党化教育”的结论，就未免过于皮相了。
三
1928年8月17日蔡元培辞职一事，被后代史家描述为关键性“转折”：蔡从此出都门而定居沪上，极少来南京，进而与最高当局决裂，成为“反蒋派”代表人物云云。这样的叙述与史实明显存在出入。就在蔡元培辞职的同一天，由他提名为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获得国民政府的正式任命。关于蔡的辞职，上海各报纷纷揣测原因，《时事新报》称：“据知其底细者言，蔡氏辞职实有二因：一系职务纷繁，劳苦太甚；一系趁五次会后，政府改组将有变更，可以及时引退。至有谓蔡因反对大学区制而辞职者，并非事实。”此一报道，显然意在平息和淡化外间对此事的关注。约半个月后，蒋介石在上海西摩路宋宅宴请留沪各中央委员，蔡元培与胡汉民、戴季陶、李石曾、李宗仁、宋子文等八人出席，席间议及中央政治会议改组、五院院长人选等事项。就是在此前后，蔡元培被内定为五院之一的监察院院长。
因而9月11日蔡元培致函胡汉民、蒋介石、谭延闿，申明“监察院院长决不担任，大学院院长决不复职”，同时又郑重表示：“此后愿以中央监察委员资格尽力于党务，以政治会议委员之资格尽力于政务（弟曾辞政治会议委员，然近经谭先生及孔庸之先生转示会中同人意见，弟遵，当取消辞意），以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资格尽力于教育学术。余生几何，能力有限！果能如此尽力，自问以告无罪。若再苛求，必多贻误。自知甚明，决难迁就。沥诚奉恳，务请玉成。”〔5〕国民党高层随即指派宋子文、孔祥熙等“躬亲赴沪，恳切挽留”，蔡仍坚辞大学院长，并“荐贤自代”。起初传闻蔡推荐的人选乃易培基（属李石曾的中法系），而后来接替蔡氏职务的则是蒋梦麟。至于监察院长一职，蔡推却不过，只得应允暂居名义，具体院务由副院长陈果夫署理，此种状况延续近一年之久方告结束。
9月下旬，蔡元培与李石曾等同车由沪到宁，同寓张静江宅邸，蔡曾往“总司令部看蒋先生，其时胡展堂等亦在座”（《申报》1928年9月21日）。其后，蔡元培由宁返沪，以私人资格力劝同样提出“辞去本兼各职”的于佑任“勿即辞职”。此后，蔡元培来往于沪宁之间，从事政务，其行踪彰彰载于当时“京沪各报报端”。1929年间，蔡元培的国务活动也颇为频繁，他与蒋介石等高层人士的相互往来也时有所见。大体说来，至1930年以后，蔡到南京的次数才逐渐减少。不过应该看到，上海始终是南京之外的另一政治舞台，一些“党国大老”聚居于此，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一些幕后活动常常在此酝酿生成，蔡元培作为国民党政治集团中的资深要员自然参与其间，其在宁在沪，似不应成为判断其政治姿态的主要标尺。
在蔡元培晚年“从政高峰”期间，他的一个重要使命，便是平息学潮、弥合党内派系纷争，实际上是一个“救火者”兼“和事佬”的角色。北京大学师生为反对北平大学区发生风潮，蔡责无旁贷地出面平息，并一度兼任北大校长，使北大安然渡过“多事之秋”。交通大学出现校长危机，蔡亦暂时兼领，以求平稳过渡。国民政府的“首都大学”中央大学连续发生学潮，拒绝和殴伤校长，政府强令解散该大学，其后成立“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蔡再次救急，出任该委员会的委员长，亲到南京，与学校师生代表沟通，讨论学校经费和甄别学生事宜，尤其为合适的校长人选几经周折，终于为中央大学此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稳固基础。同时，对于国民党内层出不穷的派系之争，蔡以元老身份尽力排解，力求化干戈为玉帛，维系政治统一，此种努力在“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深重关头尤具特别意义。
1929年春，蔡元培奉派调查和调解蒋桂矛盾酿成的“湘案”，力劝李宗仁顾及大局，向南京方面退让一步。1931年秋，他又作为南京方面的代表，赶赴广州，斡旋和纾解宁粤对立，最后促成双方和解，开启了“蒋汪合作”局面。这期间，蔡名义上虽是宁方代表，实则乃党内对峙的调停人，他的立足点颇为“超然”，以致一度引来蒋介石的极端不满。书生从政，亦自有其优势，旁人看来似不谙玄机，而结局反而于整体有益。不过，蔡元培也曾经历风险。同年12月15日，北平各校南下示威学生与南京本地学生数百人在中央党部门前示威请愿，一时间群情激奋。蔡元培与陈铭枢被委派出来接见学生，蔡未及数语，即被学生拖下殴打，陈则被学生用木棍猛击头部，当场昏厥。据报载：“蔡年事已高，右臂为学生所强执，推行半里，头部亦受击颇重”，后被解救送往医院，所幸无大碍。这就是后来被有些新闻记者所渲染的“蔡元培遭绑架”事件。蔡事后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他理解学生忧患国难的情绪，但对“学风沦替”也深感忧虑。此次“历险”，对于曾经作为“五四”精神领袖的蔡元培而言，似不无某种吊诡意味。
四
可是，从事党政活动的“超然”姿态，并不意味着内心深处全无评判，更不等于对现存秩序的麻木迁就。蔡元培本来即是一个是非心极强的知识分子，置身政治舞台，对于自己周围的“党内同志”也自有一番观察和评判，只不过此种“自由议论”不轻易向外界道及而已。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大片国土沦丧，不久，“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狂轰滥炸，形势危急。此刻，蔡元培忧心如焚，郁积胸中的不满终于在1932年2月初中央研究院的一次活动中倾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