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作惊人语背后的曲解与悲哀
作者：耿 法
事态还在继续发展。1926年3月18日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段祺瑞的卫队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行为的北京各界民众游行队伍开枪，死四十七人，伤两百余人，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即在被枪杀者之列，还有一位女学生张静淑为救助刘和珍身负重伤。张耀杰先生对“三·一八”惨案感兴趣的是什么呢？他在文中写道：“值得特别一提的是，1926年3月18日，从不参与游行示威却偏要‘煽动青年冒险’的鲁迅，成功地把许广平留在自己家中抄写稿件，这在某种程度上照应了鲁迅在1925年4月14日致许广平信中所说的：‘我有时也能辣手评文，也常煽动青年冒险，但有相识的人，我就不能评他的文章，怕见他的冒险……’”这真是话里有话，用心叵测，好像鲁迅这天将许广平留在家中抄稿是有意为之，似乎他事先料到这天要出事，段祺瑞政府会下令开枪，游行队伍会有重大伤亡一样，因此阻挠许广平去参加游行，鲁迅这么做多卑劣自私啊，他煽动不相识的青年去冒险牺牲，却偏偏留下自己所爱的女学生在家，而且还有所谓书信作证，足见鲁迅的人格既偏激又阴暗了。然而，这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鲁迅之腹，是精心巧妙地编织的卑鄙谎言！鲁迅一向不同意搞和平请愿，早就提出在中国“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写下一系列掷地有声、极其悲愤而犀利的杂文，其中一篇是《空谈》，他开头就说：“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和他们的同类罢。”他在最后一节又说：“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汉末总算还是人心很古的时候罢，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道：‘谁叫你赤膊？’”鲁迅在文章结尾时说：“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总之，请愿是不必了，那“别种战法”就是他一直倡导的“壕堑战”。鲁迅的这篇檄文，足以回答张耀杰先生“话外音”式的猜疑了。在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上，张耀杰先生是以怎样阴暗的心态去猜度鲁迅的呢？如什么“四十五岁的老师把连自己都琢磨不透的灵魂，贡献在二十八岁的学生面前”，什么“完成了收编许广平的精神秩序”，而许广平“显然在鲁迅身上花费过不少工夫”，这种语言是正常的严肃的学术研究态度吗？“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不但宣称死伤者是“暴徒”、“赤化分子”，而且于第二天便下令通缉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和国民党人士徐谦、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等，此外还开列了黑名单，密令军警缉捕，鲁迅的名字也在其中。此时鲁迅大义凛然而又无比沉痛地写下了《无花的蔷薇之二》、《纪念刘和珍君》等杂文名篇，诅咒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写到这里，心中忽然感到有些悲哀，我实在为时下某些文人失却基本的道德感、正义感、历史感而一味热衷于丑化鲁迅这一中华“民族魂”而悲哀。还是郁达夫当年在《怀鲁迅》一文中说得好：“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张耀杰：《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与事》，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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