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解开心理链条上的现代死结
作者：王晟晖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为权威主义大唱赞歌：
群众爱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恳求者，他们更容易被一种不宽容对手的学说折服，而不大容易满意慷慨大方的高贵自由，他们对这一种高贵自由能做什么感到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为此感到被遗弃了。他们既没有意识到对他们施以精神恐吓的冒失无礼，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剥夺，因为他们绝不会弄清这个学说的真实意义。
这些语句绝妙地说明了纳粹的性质：受虐狂和施虐狂在强力折磨中感受力量和荣耀，以共生的方式克服个人的孤独。
希特勒对破坏也情有独钟：
……和平，这种和平的基础不是眼泪汪汪的和平主义职业妇女哀悼者的棕榈枝，而是统治民族的胜利之剑，它把世界变成一个更高级文化的附属物。
再看希特勒对自动适应的欣赏——希特勒主张完全牺牲个人，放弃坚持个人意见和个人幸福。而教育的目标是教导学生不要坚持自己的利益，学会忍受不公正的待遇。每个人都应该平静地放弃权利，保持沉默。他给出的理由是：人们应该关心振奋人类本身，从而“愉快地牺牲自己”。
在这些信条的教诲下，民众无路可逃，要么参与到权力之中，要么成为第三帝国的绵羊。
弗洛姆正满怀同情地望着大西洋彼岸的灾难，但他在这本书中表示他对此岸的民主社会也不敢放心。在民主社会中，随处可见职业性的礼仪和微笑，虚伪的礼貌成了社会公约。受到“友好”、“不挑剔”、“受人欢迎”、“面带微笑”的教诲，孩子从小的感受受到了歪曲。人们争相做“正常人”，尽管内心承受着无意义感的煎熬。人的这种对自发行为的信心的丧失，也是权威主义的温床。一旦有某种意识形态或某个领袖能带给人兴奋和激动，并许诺建立某种富有意义的秩序，人们便可能不顾一切地投入极权的怀抱。
而弗洛姆相信一定有着一种积极的自由状态存在。在积极自由中，人格进行着“总体的、完整的”自发活动，每个人都能够发挥潜能，得到自我实现。自发性活动不再受到挫伤，社会中的多疑和敌意便自然而然地消除了，于是独立不再意味着孤独和恐惧，个人与世界的联结不再需要牺牲自我的完整：
他发觉自己是个活跃的、富有创造的个体，同时也明白了：生命仅有一个意义，那就是生命本身的活动。
如此，逃避自由的心理流程就被截断。当每颗心都跳出“原始束缚——个体自由——孤独恐慌——寻求权威——新的束缚”的无奈循环后，法西斯这一现代社会的恶性肿瘤，就再也找不到它植根的机体了。
《对自由的恐惧》中有言：“从心理上看，对权力的贪婪不是起源于力量，而是根植于虚弱。”在法西斯时代里，极权惩罚了不敢真实面对自己内心从而投入狂热的人；而那些通过攫取权力来掩饰虚弱的人，也从未在极权中真正获得任何心灵力量的增长，他们的恐慌从来没有中断过。
六十年前纳粹导演的这场历史“正剧”，近看是少数权贵的喜剧，远看是多数民众的悲剧，再远看是所有卷入其中的人的闹剧。身处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反思者，已经能努力达到“远看”和“再远看”的境地，通览那死结的全貌。而对于世界，完全解开这个死结却是一个折磨人的过程——《对自由的恐惧》的结尾写道：
唯有当民主能灌输给人的精神一种对生命、真理以及作为个人的积极的与自发的自我实现的自由的无比强烈的信心时，民主才能战胜各种各样的虚无主义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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