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被贬低的思想
作者：景凯旋
正是基于这一参照，鲁迅才对道教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本体有着深刻认识。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摩罗诗力说》中批判老子的保生全身，认为老子的要义就在“不撄人心”，它压制了个体的求真意志，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处于精神麻木之中。在其写作后期，鲁迅再次对什么是中国根柢作出回答：“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生活要混沌”。对于这种没有痛感的传统文化，很少有人比鲁迅表现得更加深恶痛绝，以致他把中国书里的乐观都看作是僵尸的乐观。
他晚年的一篇作品《起死》，有人认为写的是现实政治斗争，有人认为写的是虚无的人生。但我觉得，这仍然是鲁迅最后的文化思考，用后现代的戏仿还原古代圣人，当五百年前的髑髅复活，缠住庄子讨要衣服包裹时，庄子就不得不划清物我，分辨是非了。这个故事表明，许多国人把当下即是看作是一种内在超越，但这种内在超越其实从来都不存在，它不过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神话。
五
今天，知识界热衷于谈论文化和传统，但文化本身是一种被提炼出来的观念，离开了具体的人的生活，它是没有质感的。通过国民性批判，鲁迅触到了中国文化的质感。换句话说，由于这种文化悬置一切活着以外的意义，它实际上意味着一种纯粹本能的生存，从中既不可能产生自由的精神，也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理性。
这位被称为民族魂的作家，却在他的杂文中，对文化中国使用了不少负面的语言：中国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中国社会只是“黑色的染缸”；中国历史只有两种：“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文人对于人生“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中国历来就“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为什么鲁迅从国民性中看到如此多消极的东西？
他是一个文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所以与其他新文化人物相比，更多地关注人性的阴暗面。然而，这样的回答并不能令人满意。它不能解释为什么鲁迅常常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无权者，而不是权力者？这问题更好的回答是，辛亥革命后宪政的失败使鲁迅意识到，如果一个民族不懂得自由的价值，制度选择是没有用的。当活在当下成为无权者的哲学时，它不过是苟且偷生的一种精致的辩词。
是的，这样的哲学基本上是一种无权者的哲学，它不会产生专制主义，但却会产生被专制主义。
鲁迅的小说同样服务于他在杂文中常常表达的这个观念。最显明的例子就是《阿Q正传》。这篇小说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小说，而是有着明显的文化批评目的，要写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从人格上讲，阿Q是活在当下的象征，也是一个被专制主义者的典型，他分不清外界与个人的界限，只能对当下刺激做出反应，并且转眼就忘记了。由于缺乏内在的自我，全凭本能生活和行动，所以他根本不能自由地运用理性，也无法从经验中做出任何推论，于是活着并不断地自我解脱，便成为他与外部世界的唯一联系，通过一种自欺的方式，“将受屈辱的结果转化为合理的过程”（林毓生语）。
所有被专制主义者不都是如此？那些更高的现实，譬如平等、自由等等，离他们的勇气和理解力都非常遥远。他们总是赞同强权者的话语，以主子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在生存本能的支配下，他们不仅对自身的奴隶处境处之泰然，而且往往还会“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所以，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实际上是揭示出奴性与当下即是的关系，展示这种精神对国民性格的弱化作用。
毫无疑问，阿Q正是全体中国人的形象，而不是什么绍兴农民的形象，所以当初小说一发表，许多知识界人士都疑心是在写自己。即使在今天，我们仍能看到周围各种类型的阿Q。他们热爱任何既定的秩序，仇恨异端思想，对于社会的各种不公，都会有一番辩护的理由。从这样的人格内部，是不可能产生知识的增长和人性的变化的。
直到临死时，阿Q才有了自我的意识，感觉到一丝惊恐。这一结局表明，阿Q精神的实质就是一种苏格拉底所说的未经思考过的存在。活着，却没有意义世界的光照。
六
在鲁迅看来，中国文化应为自己的蒙昧状态负责。这种文化不是对痛苦的拯救，而是对痛苦的消解。正是这种活在当下的哲学，造成了几千年的被专制主义。每个国家都曾有过专制的历史，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其根本的原因却是这种被专制主义的精神。它使得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显得有智谋而无灵魂，缺乏对苦难的感觉。
就此而言，中西文化的根本区别其实只有一点：麻木或者苦痛。如果要想摆脱这种麻木，就只能转向西方的浮士德-普罗米修士气质。然而，“人若一经走出麻木境界，便即增加苦痛，而且无法可想。”《两地书·六》这便是鲁迅的文化宿命，也是他的终极悖论。
仔细分析一下，在他那些采用第一人称的作品里，常常是一种对比的结构，作为叙事者的“我”时隐时现，代表着不再活在当下的人的痛苦：润土是麻木，叙事者是伤感；祥林嫂是卑弱，叙事者是苦闷；魏连殳是淡漠，叙事者是悲哀；吕纬甫是敷衍，叙事者是惆怅。就这样，鲁迅创造了现代史上一种新的小说形式：真正的悲剧人物其实是叙事者本人。面对一个没有痛感的民族，叙事者无地彷徨，成为了失败的英雄。
这种叙事背后，显然蕴含着一种理想主义，它使得鲁迅总是感叹：“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可以说，鲁迅的全部写作都是为了提倡一种真实的精神。他多次说过，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笑、敢哭、敢怒、敢骂，“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待人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会怀着敬意写出那个过客，拒绝回到熟悉的来处，向着坟地后面谁也不知是何所在的去处走去，并将此过程视为自由的真谛。在怀念友朋的文字中，如写到范爱农、刘和珍、柔石、白莽……他犀利的笔触也才会突然变得肃穆起来，极力展示他们身上共有的一种品格：认真。这种真实的品格是如此稀少和珍贵，以致鲁迅把他们看作是另一类中国人，痛惜他们在中国文化中的必然的悲剧命运。
在现代史上，没有人比鲁迅更希望中国人发展出一种自由的人格，尽管他同时也深深地怀疑这一点。
七
九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人的运动”（陈独秀语），从中曾涌现出一批思想巨人。他们正是康德所说的，少数通过自己的精神奋斗摆脱了不成熟状态的人。自那以后，中国人开始普遍接受了西方的思维，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合目的的秩序，并相信人可以成为其中的主宰。有一个时期，目的论代替了当下即是，一分为二代替了天人合一，非此即彼代替了和光同尘。关于人的历史，我们也自信找到了崭新的答案：人从猿猴来，往大同去。
西方人对神性的追求是基于人性的不完善，中国人追求的起点却要低得多，这种从奴性状态非历史的一跃，曾经激起过狂热的感情，导致了现代迷信。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西方文化对终极目的无止境的追求产生了现代极权主义，人对神性的集体追求最终被证明是一个乌托邦。然而，我们似乎总是难以避免二元选项的思维，面对西方“理性的自负”所造成的极权灾难，如今简单的思维又出现了，我们又重新滑落到已经达到的水平之下，标志之一就是贬低新文化运动的人文主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历了民族的灾难，捷克作家提出了“生活在真实中”的命题，而许多中国人却重新发现了“活在当下”的精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再度丧失了对意义世界的追求。随着美学热，学者们过度地阐释传统思想，把它奉为一种高级的乐感文化；随着文化热，周作人被重新提起，他所提倡的要“在不完全的现世享受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为许多人所激赏；随着国学热，学者们热衷于论证文化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就像他们当年也曾论证鲁迅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一样。所不同的是，这一轮的历史叙述却是在一元论的语境中推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又在多元化的语境中把自由一类普世价值归于西方独有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