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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公司职员六十年前的日记（二）
作者：冉云飞
5月23日孙恩三演讲。孙恩三系民生公司的顾问，曾系卢作孚赴美国和加拿大参加国际通商会议的秘书。“孙系美国留学生，故他对美国的风土人情很熟习（悉）。今天他的演讲，很是不错，其中的措辞，很得各同事的欢心鼓掌”。由孙的演讲中得知，“卢此次在美国很受美国人欢迎，处处给他很多便利。他说：中国人在美国的，人数也算不少，各样的人都有。所谓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的人，都聚齐了，可是都不如卢在国外受人欢迎。他又说，他们那些人，在国外总是去找外国人，而卢此次在外国，总是外国人来找他。由此可见，他在国外之受人爱慕”。这与《民生公司简讯》第798期（1945年5月28日）刊载的孙的演讲，如出一辙。最后何现伦说：“他一个钟头的时间里做一简单之报告，很（可）听出美国的各种机械化，美国的政治，美国的民主，真是宛如亲见似的。”可见孙先生演讲还是生动有趣的，才有可能“宛如亲见”。
6月3日何现伦与楚萍到青年馆听刚从欧洲回来的邱正欧博士演讲“欧洲此次战争的情形”。何现伦说邱的内容都还不错，可惜没有一张好嘴巴，他特别记下了邱博士的一个观点，他认为这个观点很好。“他说贝当，本来是汉奸，人人都知道，应该诛。不过现在只（仔）细研究起来，他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其原因，他在德国打进马其骆（诺）防线冲进巴黎时，他也降德。他的心理（里）想，如果早降德，还可以保持一部分实力，一，那二万万（此处恐不确，法国总人口恐怕现在也没有这么多——冉注）被德国俘虏，可以保存。二，海军还未投降，仍然存在，德国因有此之患，不至于马上经地中海而到北非增援，盟军因此很快就把北非打下。有（由）以上看来，所以他就无罪，所以将来或者有功，于他（加以）赞赏”。这个观点是否成立，可以探讨、争论，但彼时可以公开演讲此种言论，也应属于学术自由的表现吧。
7月25日卢作孚演讲。因为此演讲涉及卢作孚先生，我把它全文照抄出来，以飨关心和研究卢作孚先生的朋友们：“卢作孚今天在总公司的周会上讲演他在美国的经过。在八时半，他同郑主任秘书一道而来，身着雪白哔叽西服，内衣也是白府绸，鼻烟色的领带，头也梳得光光的，大约都擦有发油。如其没有发油的话，它哪里会亮而发光呢！手上还带（戴）有手表，大约都是美国的东西。他未到美国前，在国内时，随时都身着粗布麻制服装，很朴素的样儿，头也未能梳，很实行新生活似的。可是他此次出国去过一趟，也合国外的潮流，回国来，随时与那些外国人一道东玩西玩的。这就是一个人，随周围的环境而变换。不管他随时说些人要怎样朴素的调子。
“他说，他离开公司九个多月，离国有七个多月，回国来已有两个多月了，每天都有很多公司的事分不开。虽然没有空时（闲）随时到公司办公，亦没有把公司的事情丢开，随时都在处理公事。
“谈及美国那些国家，是如何的办得好，全国看到的青年，总是戎装，不然即是不合格的。要不就是女青年，很少看到一位男青年在街面上狂（逛）游。可见他们那些国家在战时，是如何鼓励青年服役。同时他们的生产能力，相当的强，可以说全世界都有他们生产的物资”。
何现伦的记述很有意思。是不是美国的青年总是一身戎装，或者没有一个在街上游逛，恐怕不能这么绝对。或许卢先生也没有这样讲，但这些对何现伦的新鲜感比较大，很有利于选择记忆。再者，卢先生着西装、打领带，还是在美国由晏阳初先生很费了力气才教卢学会的。因为这是与外国人打交道时穿着之需要，并不能说明卢先生一方面“蜕化变质”，而唱要大家朴素的高调。
8月5日李济欧博士在青年馆演讲。李济欧博士大约是个医学博士，他演讲的题目是“性病问题与民族的健康”。“这个问题，本来我是去年在中法餐所就听过他讲过的了，今天因为没有事情，只有又去听他讲演”。至于讲演的内容，何现伦并没有记载。
10月24日左舜生演讲。左舜生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发起人，青年党的党魁。他来民生公司演讲的题目是“政治协商会议”。“这个题目的产生，是在今年，开国民参政会的时候，他们六位去到延安迎接中共的代表们，结果中共的代表未能来，因他们六人（黄炎培、左舜生、傅斯年、冷桥、王云五……）也就在延与中共商议这一个会议，带到重庆来给蒋主席”，这就是政治协商会议之由来。“开此会的意思，就是讨论和平民主建国，还有就是讨论国民大会的开法，要怎样才使政治走上民主”。“左先生还强调说，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每天都在报纸上一定发表，决不秘密，各位都可以看到，都可以认为哪些地方不对，尽量的发言词，否决”。最后左舜生还给他们透露了一个与原来的人员及名单分配稍有出入，当时还比较秘密的决定：“原来规定的人数，现在大约有点改变，在四五日之后，在报纸上就可以看到的。今天我先说给各位听，各位保守秘密。变换的方式，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五人，加上其他各党派共三十八人。这个会议，不到二十日之内定开的。”
10月31日王道之演讲。王道之先生曾就职于当时的交通部，于一九四四年去职，而去美国、加拿大考察这两国的航运管理以及航政的情况。这是他第二次到民生公司演讲，他这次的演讲题目是“外国之航业”。据何现伦介绍，王道之从1937年至1944年任交通部航管局局长之职。所讲内容均是说美国的航运业，如何在战前居于英国、日本、德国之后，在战争开始后即跃居第一的情形，美国的造船业也是世界首位。我想民生公司请王先生来作演讲，一是有隶属关系，二来他是真懂航空及船运的人，所以对于民生公司的人来说，也相当于“业务报告”。
11月7日黄炎培演讲。黄先生是民生公司的董事，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及社会贤达，请其来演讲“战争以后怎样做新国民”，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黄先生“从大世界里讲起出来，随后讲新国民的本身，要合群众收题”，“黄先生分析的清楚，不过限于篇幅，无法详细记下来”。无法详细记下来，何现伦干脆剑走偏锋，来八卦一回，即他所说的“现在我来记点他的趣味”。黄先生虽然彼时六十多岁，于三年前还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太太。“接（结）婚后不到一年，就生一位孩子。他还在报纸上发表，告青年人要努力，仿效他”，“他同他的太太在恋爱最热的时候，每天两封情书，天天如是，决不间断，可见他人老心不老”。虽只是黄先生的一点趣事，还是可见出彼时他在社会上的影响之所及。
12月26日王世君讲话。查相关资料，得知何现伦所记载之王世君即王世均（1913—1970）之笔误。曾任民生公司秘书室秘书、财务处襄理兼出纳课主任、物产部主任、港澳办事处襄理。作这个演讲时，其职位可能是物产部主任。因为王世均刚从美国归来，于是特地请他报告“美国的航运事业”。王当时刚好三十二岁，只比何现伦大三岁，却已是身居公司中层比较重要的职位了。大抵由于年龄相仿，压不住堂，“在未开会前，许多同事，看到是他讲话，都不愿意听他的话，完全通通（统统）离去”。整则日记全是对王世均的负面评价。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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