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序
作者：张云江
马克斯·韦伯的思想精深博大，其著作名相迭出，以致艰涩难懂，加上又是帕森斯的转译，翻译起来自然比一般学术著作困难。上述两个版本的翻译并不尽如人意，专用名词错讹较多，因为“硬译”而造成的不通不懂之处也多，马克斯·韦伯作为社会学大师的睿智与博学，对人情事理的洞察与明达，语言的机敏与灵秀，就这样被转译文字的粗疏与荒芜，掩盖得只剩下片段零碎的闪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我们在这次重新翻译过程中，也颇能体会前辈当年劳心劳力的苦衷，只希望能在原来翻译基础上稍有进步，庶几不辜负近半年来的“苦行”。
司马迁《报任安书》有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治学的最高境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足以当之者。本书处理的主题是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前者是上帝新的“言说”（天），后者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思潮变革，一次最大的思想范式转变（人）。天人之际，最为幽邈难测，探究其间关系，舍马克斯·韦伯这等天才其谁哉！
一切都起源于五百年前的“宗教改革”。公元1400～1600年间，特别是1520年之后，“传统基督教整个结构中的几乎每个部分，都受到了批评性的审查”。原来的信仰、实践机制，或者遭到彻底破坏，或者被打倒重建。于是出现了基督新教，一种新的信仰、实践机制。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问题是“我蒙恩得救了吗”，信教摧毁了原来的常规遵奉结构——含有神秘法术的仪式被取消，靠善事圣工得救的道路被堵死，甚至“忏悔”也被告知毫无用处……在这一片废墟之上，加尔文宗的“预定论”突兀地站立在信仰的天空之下。“预定论”告诉了信徒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但对于“我是否蒙恩得救”的问题，又什么答案也没有提供，“它是把信仰问题的全部责任，都转压在个体肩膀上了”，信徒必须自己找寻得救的证据与答案，“自己创造出自己已得到救赎的确证”。这就给人的世俗生活带来了两大变革。
一是“神圣”与“世俗”之间的转换。新教之前很多“神圣性”的东西，如神秘主义、隐修制度、独身主义等等，都变得不那么伟大崇高了，有的甚至遭到了唾弃，与此同时，原来很多“世俗化”的东西，如日常工作、婚姻、父母、政府等，都在信仰价值上得到了承认，具有了某些“神圣化”的因素。这是一种基督教秩序向世俗秩序的转换，也是神圣价值向世俗价值的转换。在这一转换过程中，职业（the Calling）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圣徒就是履行其职责的人”，任何人在世俗行业中也能荣耀上帝，也能找到蒙恩的证明，例如1684年英国一位牧师宣称，“商人以其职业侍奉上帝，并要竭其所能去发展这一事业”。所有诚实的工作都是在履行上帝的职责，甚至“清扫房间的工人也如同在遵行上帝的旨令，他须忠于职守，干好工作”。这样经过加尔文教义的置换，俗世中的职业变成了荣耀上帝的手段，发财致富也不再是一种罪恶。但散发着神圣气息的“Calling”，始终是一种救赎的“召唤”，赚钱不是为了奢侈享受，而是要荣耀上帝。为了证明自己正受到上帝的恩宠，这些苦行的信徒，就会把剩余资本投入再生产领域，而自己的行为还是要时刻检点，以期符合圣徒的标准。这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制度、资产准备上，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则是开启了日常生活“理性化”的过程。新教之前的基督徒，生活是有些浑浑噩噩的，其信仰也是随机成分居多。现在加尔文宗要信徒自己拿出“蒙恩”证明来，这就逼迫新教信徒在生活中必须每时每刻都要保持警醒、自觉。加尔文宗取消了告解制度，其信徒的忏悔办法是自我反省，最好的工具则是日记。英国神学家比德尔1656年在监狱中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把我们在一天中为上帝所做的事原原本本地记下来，也把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记下来。”这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加尔文教徒的共同心声。与比德尔几乎同时代的女伯爵沃里克，一生留下了四万页的祈祷、谢恩记录。巴喀斯特牧师在其身后出版的日记里面，对自己年轻时所犯下的错误痛悔不已：“偷水果、读爱情小说” 等等。蒙田和卢梭的《忏悔录》风靡一时，也是有此种社会风气背景的。为了获得救赎蒙恩的证明，新教教徒就通过这种不断的反省、砥砺，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归整为一个系统化、理性化的模式，这是一种“入世的苦行”。另外，蒙恩与否的选民观念，也改变了传统的人际关系，由共同选民组成的团体逐渐具有了对事不对人的特性，这是现代社会组织或是企业组织的合理性格。
由“世俗神圣化”和“日常生活理性化”这两种转向，西方文化发展出一种以“合理性”为基础的人生管理模式，表现在工商业上，便是如何能够有效率地去赚取利润。这便是韦伯阐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再往后发展，到了启蒙运动时期，“理性至上”的口号甚嚣尘上，科学与民主的观念逐渐成为新的“天命”，终于造就现代文明的辉煌，追根溯源，还是从这两大转向处发轫的。
但历史的发展再次走向了反面，世俗的“神圣化”和“理性化”越往后发展，越形成其自身的“吊诡”。世俗的“神圣化”以“祛巫魅”始，逐渐走上了“祛神圣”之不归路，在一个神圣缺席的时代，一切原本用以完成神圣之目的手段，俨然谮越成为一个个头顶光环的“神圣目的”，同时也使得物质财富“这件外套”，变成了一间像钢铁一般坚硬的牢笼，而原本用来履践“荣耀上帝”精神的“职业”，从“Calling”变成“Employment”、“Job”，正昭示着其内在神圣性的丧失，而逐渐变质为单纯谋生的手段，“完成职业责任，不再直接和精神、文化的最高价值有什么联系”，职业中的枯燥、无聊、压抑，竟成为新时代的文化病症之一。“理性化”以对日常生活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归整始，却日渐陷入疯狂与虚无的泥潭中无所适从。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流行的是“以一种狂笑不止的妄自尊大作为美丽画皮的机械性僵化现象”。这是一个预言，也是一种嘲讽。
翻译过程中，我们时时感觉到马克斯·韦伯对这种文化危机的焦虑与担忧，这应该是他著作此书的原初动机，即他的目的不仅仅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成一家之言”的衷心，还是希望能对他那个时代文化上的种种弊端提供救疗的启示，起码是像鲁迅说的那样，要唤起治疗的注意来。
翻译完毕，有两个感想不期然涌上心头。第一，现代化问题终究是起源于西方的问题。从韦伯这本书可以看出，这是欧美文化已经演算了五百年的一道极其复杂的数学题，而现在我们是被迫将这道数学题搬进自己的文化中，跟在人家后面一起演算。现代文明的确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解决了诸多人类之前未能解决的问题，但其弊端，造成的精神、环境等危机也在所难免。在这道五百年的数学题中，西方自有其调节、化解这些弊端和危机的方法，韦伯的这本书便是一个证明。但对于跟着人家演算的我们来说，却很难找到、也很难使用这些调节、化解的方法。例如韦伯便可以回溯西方文明的本源，从中汲取对现代有启示意义的智慧，我们就不可以，不说别的，光那些教派名称就让人脑袋大。但当我们也试图回溯到自己祖先的智慧，去找寻可以医疗现代文明病的启示时，却发现在这道数学题中，很难兼容下我们先人的智慧。这是我们现在进退无据的尴尬。
所以，如何找准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亦步亦趋地跟在人家屁股后头演算，可能成为我们现在文化发展的关键。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发展的道路与轨迹，它可以吸收外来文化，也可以遭遇外在环境变革的严峻挑战，但如果它不能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而丧失掉自己的文化本质，迷失了前进的方向，那么即使埋头“算”得再好，也不过成为一种二流的附庸、傀儡文化，且最大的可能是内部迷惘、混乱日剧，其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