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隐藏在中医争论中的真问题
作者：马湘一
接受了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灌输的普通大众，在心理上需要一个科学的背书，以取代旧的信仰，维持自我世界观的稳定。但科学毕竟不同于为大众臆想服务的宗教信仰，只要对科学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稍有研究的人就会清楚，所谓“科学”是每解开一个谜团，就会新冒出十个谜团，科学的定义本身就是充满了争论和模糊不清的。试图用一个缺乏一致认识的科学定义来划分科学和迷信的疆界，就如同使用一把刻度变幻不定的尺子去丈量事物大小一样。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虽然是每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承认的，却不能满足普通大众对科学臆想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对于现实制定法律制度，进行社会资源管理和分配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帮助。就中医而言，是否保留中医学院、中医学科如何组织、中药市场如何监管、中医行医资格如何管理、哪些行为可以认定为行骗等等，都不是“中医是否属于伪科学”这个形而上的思辨所能解决的。
借用一位退休老教授在凤凰电视台上有关伪科学讨论的总结：问题的核心是资源的分配。大家都默认了这样一个事实，有关中医——以及其他所有可能被当作“传统文化精髓”的东西——是否属于科学的争论虽然表面上是一个立足于形而上的讨论，但问题从一开始就延伸到了现实层面，触及到“你死我活”的利益斗争内核，成为一个“合法性”的政治争论。一旦被认定为伪科学，则原本安身立命的技能迅速沦落为江湖骗术，甚至是违法行为，站到了国家统治机器的对立面，也难怪这么多人攘臂而上，群情激昂了。
政治介入学术争论是非常危险的。我不否认政治对于学术保持敏感嗅觉的现实合理性，柏拉图说学术思考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拿出来和大众分享讨论的，而另一种只能在极少数人之间秘密进行，因为这样的思考是一种危险的游戏，甚至包含对神的挑战，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这样的理念也许直接来源于苏格拉底的死亡事件所带来的经验，因为苏格拉底对任何传统习见，包括希腊城邦民主制度的公开置疑和讨论，深刻动摇了希腊城邦国家赖以存在的政治神话。
但是在中国更普遍的现象却是学术争论试图引入政治仲裁，这种自觉阉割以寻求力量的东方不败式行为，要比政治介入学术危险得多。在有关中医的争论中，高举科学和进步大旗的反伪科学人士如方舟子等，虽然从各方面揭示出中医的痼疾，却始终没有在义理人情上获得压倒性胜利，这样的结果能否简单归结为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呢？至少在“伪科学立法”问题上，很多人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很少有人反对中西医之间的比较，但是从逻辑角度看，把现代医学（一般人所谓的西医）完全当作“科学的标准”，恐怕即使是西方最主流的医学科学家也不会同意。科学没有绝对的疆域，所谓“主流科学的标准”，本质上也不过是一个历史时期用于平衡和分配学术资源的合理性操作规则而已，并非万世不易的真理。
中医争论的命门在于中医在当下社会医疗资源分配体系中的合理地位，以“中医是否属于伪科学”这个合法性问题取代一直以来的合理性讨论，可以说是一个危险的伪命题。要设计出一个结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真正值得讨论的真问题，恐怕应该“形而下”的直奔主题。
现代医学有科学的成分，但并不完全是科学，刘易斯·托马斯博士（Lewis Thomas），1913年生于美国纽约，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医学院，历任明尼苏达大学儿科研究所教授、纽约大学-贝尔维尤医疗中心病理学系和内科学系主任、耶鲁医学院病理学系主任、纽约市斯隆－凯特林癌症纪念中心（研究院）院长，并荣任美国科学院院士，这样一个医学权威对所谓现代医学的看法很值得我们借鉴。
他所写的《细胞生命的礼赞》是湖南科技出版社“第一推动丛书”中的一本，作者在第七篇“医疗技术”中，将医疗分为三个水平的非常不同的技术，并且强调“它们彼此如此不同，就像全然不是一种活动”，也就是说这不是字面意义上的逐级上升的高下之分，而是各自具备不同形式和存在意义的医疗活动。
第一种技术，刘易斯认为“甚至可以称为‘非技术’。这些技术不能用它所改变疾病自然进程或改变其最终结果的能力来衡量”，“它帮助病人治愈一些一般来说还没有被理解的疾病”，或者护理、维持那些难以驾驭的疾病，包括精神病和大部分的癌症。
现代医学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些疾病时，却不能不对被这些疾病所煎熬的病人采取“医学”措施，这样的措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因为它不涉及针对疾病机理采取的措施”，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说这些措施是无意义的，只要能改善病人的生命质量，从人道角度看就是有价值的，从医学角度看它们就是“不可取代的”。
比如感冒，目前没有一种药物是真正意义上治愈感冒病毒的，因为感冒病毒种类极多而且变异极快，大多数感冒药只是起到减轻感冒症状等辅助作用，病人必须依靠自身抵抗力恢复健康，但这些感冒药，包括板蓝根，或者哪怕是红糖姜汤，仍然非常重要。
第二种技术，刘易斯称之为“半拉子技术”，是那些“发生既成事实之后非做不可的一些事情”，现代医学暂时对这些疾病的进程毫无办法，所以必须依赖这样的技术来“弥补疾病后果或推迟死亡”。例如冠心病，可以通过各种复杂和昂贵的技术来控制，目前最先进的就是心脏移植或者人工心脏，现代医学并不理解心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先通过技术来控制，类似情况还包括对付癌症的手术、放射和化疗。
这些高科技的东西正是普通人臆想中的现代医学的最高象征，一大堆哔哔作响的电子仪器和极度精密复杂的外科手术，但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角度看，这些技术的背后并没有对疾病的真正理解，有些假设在未来而言可能还是错误的。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医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救死扶伤的迫切性和对生命真理的追求就融合在一起，科学从来就不是判断医学存在价值的单一标准。
第三种技术，是刘易斯认为的“现代医学中真正有决定意义的技术”，这些技术恰恰又最少受公众注意，因为它们如此有效以致被看作“理所当然”。书中提到用于白喉、百日咳和少儿病毒性疾病的现代免疫方法，这样的技术进步有赖于生物科学的基础研究。
可以说，即使是现代医学也不是铁板一块，“医疗技术”一文正是在探讨未来美国医疗事业上的巨额投入应该如何衡量其相对费用和效果，落脚点在于医疗技术管理的合理性而不涉及科学真伪这样“大是大非”、你死我活的合法性问题。对某种医疗形式、医疗技术乃至医疗观点的存在价值的判断，例如中医或者所谓“传统医学”，如果执著于“中医是否属于伪科学”这样形而上的玄思，只会导致参与公众讨论者最终高空缺氧，然后政治裁决一刀两断，鲜血淋漓。
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医疗技术并不关心终极的真理追求，医疗技术的有效性、医疗成本的合理性以及医疗的人道关怀才是核心的判断标准。当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被推出医院时，他在中医那里获得的临终关怀，我们能断然否定这是合理而有效的医疗技术吗？
当中医的科学价值讨论被联系到中医在中国的社会医疗体系内的资源分配地位问题时，就暴露了其伪问题的本质。以科学作背书的现代医学在当下拥有天然的竞争优势，但是无论选择信仰科学或者信仰宗教，普通大众真正希望的只是解脱或缓解病痛，提高生命质量，医疗技术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才是问题的焦点。也许中医那套五行八卦的理论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非常荒谬，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被医生告知“三焦缺水”或者“蛋白酶紊乱”，其实一样听不懂。
在刘易斯所定义的第一、二种医疗技术范畴内，中医和现代医学完全可以在共同认可的监管规则下做自由竞争，将各自的存在价值交由市场来判断。当下所亟待加强的恰恰是有关中医药市场的监管规则，将“单双盲实验”或者“毒副作用标识”等作为监管规则的具体操作设想，引入公共领域讨论其合理性，将血淋淋的合法性争论下降为温和的工具理性式的合理性讨论，才是中医走向真问题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