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哀诉之音的绝响
作者：蔡禹僧
1934年9月《人世间》第十二期发表了一个叫嗣銮的中国留学生的文章《辜鸿铭在德国》，为了不使转述而失原意，我把该文的片段抄在下面：
民国十年，我到德国留学，遇着一位哲学教授奈尔逊，他约我到他家去谈。奈教授是讲康德哲学的，在数学内，也有相当的贡献。当我们闲谈的时候，他便问我在中国的时候，曾否读过辜鸿铭的著作。我告诉他：“辜鸿铭的姓名，虽尝听着，但他的著作却未读过。一般人都说他是老顽固，所以我们青年都不喜欢去理会他。”奈教授听了大为诧异，他向我说：“辜鸿铭的著作，我幸读了几种，据我看来，他的哲学，意义是很深厚的，我很佩服他。”奈教授说完了，便从书架将辜鸿铭的书籍一一取下来，向我介绍：1. 《哀诉之音》；2.《中华民族之精神》；3.《中国对于欧洲思想的抵抗》。这三本书都是从英文译成德文的。……奈教授向我介绍完了，他很诚恳地劝我，空闲的时候无妨也将辜鸿铭的书籍取来读一读。
据我所知，德国人没有意大利人或法国人的热情，他们即使向你表达敬意也是以克制和冷峻的态度，而一个研究康德哲学和数学的德国教授激赏辜鸿铭却几乎到了崇拜的程度，其发自于内心的由衷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在近代，中国文明遭受了外来的沉重打击，中国人的身心因此遭受了大波折，总是以一种抵抗的态度对外，抵抗的态度便是弱者向强者仰视的目光，即使语气强硬甚至态度蛮横也不过是弱者的声嘶力竭；在西方的审视中，声嘶力竭的情态便有城里人所常见的乡下人的神经质，为了维护自己土气的尊严而把自己变成了地道的小丑。中国的思想家们在检讨自己文明的落后中也纷纷丧失了自信，甚至乡愿的自省也乡愿化了，先秦老子那种超然大度的情态、庄子纵横宇宙的心胸、孔子谆谆教导世界的从容，几乎没有踪迹了（“天柱移乎，哲人萎乎”）。中国如果在世界还有她巍峨、壮丽、神秘的影子，那是因为她古代的光荣和辽阔大地，可惜这份遗产被抽着鸦片烟的面黄肌瘦的子孙守着，除了引来觊觎的目光，已没有了当初汉唐时代“夷狄”高山仰止的钦敬。
但在不经意处，却有哲人的声音传来，激荡在欧洲，声音是如此阳刚而自信，态度是如此豁达而朗阔，初衷是如此悲悯而仁慈，宛如一曲悲凉的哀歌使经历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黯然泪下，欧洲人抬头观望，竟然是一个中国人，哲人的故乡依然有不同凡响者，他是谁？——辜鸿铭。
像一切高瞻远瞩的哲人一样，他必须能超越时代地比一般人看得更远，可正因为远见却容易被同代人误解。近代中国人对自己和对自己文明的误解或许没有比通过对辜鸿铭的误解更能显示出来的例子了，甚至像胡适之这样清醒的理性主义者也因学识眼光的局限而狭隘地误解了辜鸿铭。而当代研究辜鸿铭的学者也往往拿调侃的口气称辜鸿铭为“文化怪杰”，现代国人何时能从评头品足的琐碎中挣脱出来，“直入菩提”——去理解一个伟大的心灵呢？
“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淳朴的。因为中国人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淳朴。”“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特征，除了我上面提到的那三种之外，还要补上一条，而且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灵敏。”与国人的讪笑相反，辜鸿铭以宗教家的口吻由衷地赞美了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我们也可以用辜鸿铭先生的看法来思考国人对辜鸿铭的误解，为什么耽搁了对自己哲人的理解，看不到辜鸿铭深沉、博大、淳朴与灵敏呢，因为中国人在激烈的历史情境中丧失了他们祖先的许多高贵品质。
（二）
辜鸿铭究竟告诉了欧洲人什么道理，为什么他的著作在西方获得如此大的声誉，一部《中国人的精神》被翻译成欧洲多国语文呢？
当一个高尚的灵魂阐述或批评一种优秀文明的时候，也就以自己的阐释或批评而丰富了该种文明的意义。辜鸿铭对西方文明的批评甚至像他那样深知西方文明精髓的欧洲人也不能做到，为什么？因为他不可能有如辜鸿铭先生那样对与欧洲文明同样优秀的文明——中国文明——的透彻理解。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千万生灵涂炭，战争的策源地是欧洲，日本在亚洲也是战争的发动者，但它之扩张能量得自于学习西方。辜鸿铭以中国文明为参照系，对西方文明的批评是深刻而精辟的。
辜鸿铭透过欧洲人对启蒙运动与人民民主意识的增长的“理性胜利”的颂扬，看到的是非理性的混乱，混乱的始因是发源于英国的群氓崇拜。理性在科学的运用如果如康德所言是逼迫自然回答人类理性的拷问，那么理性在欧洲政治的“民主”运用则是从崇拜上帝转换为崇拜人民，辜鸿铭看到正是人民对抽象的“人民”的崇拜代替了人民对上帝的崇拜而导致了混乱。欧洲各国统治者、军人、外交官以人民意志的名义“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即违背自己内心的良知而迎合百姓的赞誉；而一群人民至上主义者的乌合之众并不比一个理性者更了解人民真正需要什么，结果群氓领袖是“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如此，由于中世纪终止混乱的上帝权威的丧失，“人民”的自我崇拜使他们内心焦躁不安，混乱也就随之不断地加剧。辜鸿铭的冷静之处正在于他从尊重人类生命这个最高价值观出发看到崇拜群氓的危害，看出尊重人的生命和崇拜群氓绝对不是一个概念，对“人民”没有批判精神，而是盲目崇拜他们，这与盲目地崇拜教士一样都可能引发混乱而危害文明；上帝—天道并不就是“人民意志”——如果把人民意志理解为他们呼喊的口号的话；损害人民最大的祸首可能正是那些“人民”崇拜者。
对人民的最大祸害莫过于崇拜人民，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党罗伯斯庇尔等人是最鲜明的例子。身为卢梭及其人民主权论的信徒，罗伯斯庇尔否定基督教上帝信仰，只有“人民”才是他的上帝。这位见了血就害怕的年轻革命者自信是“人民主权”的代表，为了维护所谓人民主权他毫不犹豫地签署了许多个杀害成千上万人生命的大屠杀命令。在他看来逻辑是如此明确：只有屠杀人民中的反动分子才能使人民做自己的主人，而“反动分子”的标准除了他个人和雅各宾党徒的心证并没有法律的依据，或者说，他们的意识形态就是法律。他们为什么这么自信拥有裁决他人生死的权力呢？回答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人民的最忠实代表。如此，屠杀理由的任意性使雅各宾党人手上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人民崇拜者正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所以罗兰夫人在断头台前才终于省悟了一个道理：在一种以历史理性为名义的狂暴非理性运动中，任何美好的辞藻——自由、民主都可能充当滥杀无辜的理由。
辜鸿铭以如电之目看到了欧洲群氓崇拜所导致的另一个使欧洲陷入动荡的因子——武力崇拜。为了平息欧洲的群氓崇拜带来的混乱，德意志民族挺身而出，举起了军国主义利剑。在上帝缺席的欧洲，军国主义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当拿破仑以打倒封建主义的名义发动对欧洲乃至东方（埃及）的战争，“法国人变成了乌合之众”，“群氓们进行抢劫、谋害和残杀”，“直到欧洲团结在军国主义的德国周围，才于滑铁卢一役，打败了这个群氓的领袖，并结束了暴政。本来从此以后，欧洲的道德盟主权就应回到德国人——德意志民族的精华普鲁士人手里，但由于组成奥地利帝国的其他民族出于嫉妒，进行阻止，结果使欧洲的那些群氓们逃脱了德意志民族的道德和军国主义的制裁，他们于1848年再度暴乱，疯狂地破坏欧洲文明。后来，依旧是德意志民族及其精华普鲁士人，以他们的道德和军国主义利剑，再度把欧洲、欧洲主权及欧洲文明从群氓手中拯救出来”。是否因此说辜鸿铭赞同德意志民族的军国主义利剑呢？如果认为如此，那就大错特错了。辜鸿铭看到在丧失了基督教信仰的欧洲，军国主义的利剑将无休止地把欧洲人民引到“混乱—战争—混乱”的循环中，“军国主义导致战争，而战争就意味着破坏和毁灭，这样，欧洲人民便被逼迫到了这样的绝境：如果他们要摆脱军国主义，混乱就将破坏他们的文明，假如他们要持续军国主义，那么他们的文明又将由战争的浪费和毁灭而走向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