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冯道传》与新旧《五代史》的命运
作者：张家清
欧史不仅批评了冯道，而且其立论标准和作史体例都严重伤及宋初皇帝大臣的立身行事，与官方立场完全相左。以上情况的严重性，欧阳修本人应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在其生前，欧对此书不敢以此书示人；及其死后，官家将其收藏于内府，以防其扩散，只是被司马光撰修《资治通鉴》时所参考。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记取了欧史《冯道传》关于“礼义廉耻”的一段文字，但未提《五代史记》的书名。其后，司马光驳斥了范质对冯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的溢美之词，斥其“大节已亏”，“乃奸臣之尤”。但《资治通鉴》亦系御览之书，在当时也影响有限。所以终宋之世，欧阳修之《五代史记》不得见天日。直到南宋亡后，欧史才得以与世人见面，并很快风行起来，同时由于被宋王朝定为伪学的程朱理学也在宋灭亡后得以大行其道，理学的勃兴为欧史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致到后来，欧阳修的《五代史记》完全取代了薛史的正统地位，被人们称为《新五代史》，而薛史从此少有人提及，甚至落到“若存若亡”的境地。所以今天人们为冯道翻案，其实是翻欧阳修的案。而对于冯道来说，到此已是一波三折。当然，今天的翻案者笔下的冯道，并未回复薛史当年所褒扬的高度。站在今人的立场，探索薛、欧二人对同样的史实、同样的人物不同评价的原因，并揭开今人的一些遮蔽和误区，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件。
“五代”及五代政权转换的特色
由王仙芝、黄巢发动的农民大暴动彻底摧垮了唐王朝，并随之而形成了一个以分裂与混乱为特征、历时半个多世纪（907～960）、社会极度动乱、人民极度痛苦的“五代十国”时期。其间，在黄河流域一带相继建立的五个军政权，以其极端的野蛮和暴力统治人民。从曾为黄巢部将的朱温凭借武力和阴谋建立后梁政权开始，陆续登上皇帝宝座的五朝八姓十三人，大都是文化程度极低的武人，其中半数以上属西北游牧民族后裔，他们对汉文化知之甚少有的甚至持敌视态度。这与南北朝时期同样出身胡人的刘渊、石勤能读《毛诗》、《左传》、《汉书》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五代时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破坏程度与黑暗也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五胡乱华”。此外，当时北方契丹的一再入侵并长期左右这些小朝廷的政局，还有一些像刘宋光这样的在一段时间内割据一方自称皇帝的“僭伪”的存在，使当时中国北方人民身上的负担益发沉重。这些夺得政权的军事强人，个人骁勇善战，好杀成性，除满足自己的原始欲望之外根本不懂什么治国之道；而作为其爪牙的官僚，为保其自身的禄位，也投其所好，“以惨烈自任，刑戮相高”。以上两种合力，形成半个世纪“夷夏相蹂，兵连乱结”的局面。这就是欧阳修所说的“生民之命急于倒悬”的情景。当时，固有的社会秩序及文明遭到大破坏，传统礼法、伦常被摧毁，社会解体，导致了普遍的文化荒芜和社会风俗的野蛮化和流氓化。当时出现的皇帝以“义儿”为嗣、皇帝老子结“十阶父”流氓团伙的现象，都表明传统的以安定的农耕文明为根基的宗法制受到了严重挑战。另外，五代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不仅在于其政权轮替与皇位继承都是通过战争和军人政变的形式来完成的，而且由于其历时短，变动频繁，因而更为急促而剧烈，从而也更为残酷而血腥。但在这频繁的权力转换中，作为皇帝的辅佐，特别是那些宰相大臣，都能不因皇位的更替而毫发受损，随着新王朝的建立，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新朝的新贵，一般还会加官晋爵，有的甚至把持政柄。因此，换一个主子升一次官成为五代时的一道特殊风景，这与此前和此后中国历史上“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老例形成巨大的反差。究其原因，在于当时的统治者多为武夫，他们靠暴力夺取皇位，但他们却必须靠文官来治理国家。因为他们知道一个政权必须有一套赖以运行的机制，必须有人帮忙起草文告、规章，能保证有较稳定的财政来源，至于编制户口、征收捐税等一干事务，都必须仰赖文官去做。由于唐末及五代的长期战乱，文人士族死亡逃匿殆尽，文化人成为稀缺物，而懂得执法行政、朝廷故事的人就更不多了，因此，留用前朝人员成为当时合乎时宜且简便易行的办法。另一方面，自唐代藩镇跋扈且部属拥戴某一将领夺主帅权形成惯例以来，导致一些文官武将时刻都在注意随时可能出现的新主子，并提早与之通声息，以为自己将来谋出路，所以一旦夺权成功，一批人也就跟着荣登高位。这种双方需要的重合，积久而形成了五代时优遇前朝大臣的惯例。五代的陈规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宋王朝，所以宋太祖黄袍加身，其对待后周的同僚也依然是依例而行。在当时，正是儒学极度衰微、忠君之说已失去其前提和条件的时代，如冯道这样的文臣，虽然也是读儒经起家，但由于经历了长时间非正常权力更迭，使得其所忠的对象变得模糊不清，于是只能认同或者不得已顺从了新的政治秩序和游戏规则，因而“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欧史《冯道传》语）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宋兴以后，儒学复兴，像欧阳修这样以弘扬儒学为己任，以孔子春秋大义为准绳的史家，对五代时的社会政治格局必然会深恶而痛绝之，更不能容忍这种局面在将来重演。所以他要对五代君臣的种种行为痛加贬斥。但宋脱胎于五代这一历史母体，两者之间有着难以斩断的联系，这种既要批判五代而又必须维护本朝的两难处境，使得欧阳修只能利用“春秋笔法”以微言大义来表达自己的历史爱憎。而正是上述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两部五代史不同的历史命运。
关于冯道与薛修《五代史》
薛居正奉旨修五代史，目的在于总结历史，并为新王朝的建立提供合法性依据。宋的开国正是按照五代模式而行的，因此，对五代时的政权转换，也就是对其丧君亡国只能是直书其事，而绝不能有任何是非曲直的价值判断。对五代人物，也记其功业而不论其忠奸。在薛史的著录中，五代的轮替是正常的朝代更替，朝臣的留用更属于正常的职务升迁。这样的治史之法当然是不能为欧阳修所赞同的。他希望通过他的微言和曲笔，将儒家的道义、是非赋之于历史，使后人有所规避，有所效法。
欧阳修对薛居正的《旧五代史》的发难是以冯道为突破口的，了解冯道，则可弄清新旧两部《五代史》不同的价值取向。
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人，生于唐僖宗时期（约882）。他生于乱世，家世贫寒，但刻苦读书，亲务农耕，人品学问颇受当时赞誉。《旧五代史·冯道传》载：“道纯厚，始学善属文，不耻恶衣恶食，负米奉亲之外，唯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也！”欧史对其人也作如下书写：“道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当晋与梁夹河而军，道居军中，为一草庵，卧一束而已。所得俸禄，与仆厮同器饮食，意恬如也。”欧史传中还记载这样的事，诸将掠得美女，送给冯道，冯道不敢拒绝，只能假意接受，同时却将这些女人安置在另外的地方，待战事平息后，再访察她们的亲人，将她们送回去。冯道居父丧时，住在老家景城，时逢饥荒，他“悉出所有以赒乡里”，而自己则“退耕于野”。他发现因乡人“有荒其田不耕者”和“力不能耕者”，“夜往潜为之耕”。而当田主人知道实情而向他致谢时，他却不以为这样做是自己有德于人，因而不接受对方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