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罪己诏”：帝王的自我批评文本
作者：鸣 弓
欲论“罪己诏”，先得探究“诏”字涵义及其演变。《说文解字》对“诏”的解释很简单：告也，从言从召。东汉鸿儒郑玄为“诏”作注，也明确谓“诏，告也”。《管子》记载齐桓公探望卧病的管仲，还虚心征求管仲对日后政事的良谋：“仲父亦将何以诏寡人。”可见“诏”也可用于臣下对主上。但是，自秦始皇宣告“命为‘制’，令为‘诏’”之后，“诏”的话语权就变为皇帝的专利了。及至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大朝会正殿名为“奉天殿”（取《尚书》“惟辟奉天”之义），于皇帝所执大圭上刻有“奉天法祖”四字，对臣下的诰敕命中必称“奉天承运皇帝”，以显示君权的神圣和不可侵犯，其后相沿成为皇帝敕命中的套语。不过，像有的电视剧，太监手把文书，口称圣旨，必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云云，将这个套话用在唐宋甚至更早的皇帝诏书的开头，就违背历史真实了，盖彼时这个政治词语还未出世呢。
诏书作为皇帝下达的命令，堪称“最高指示”，绝对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过，其中有一类特殊文本可称帝王“自我批评”的“罪己诏”，其执行就全凭下诏者本身的自律和自觉了。不管能否得到认真执行，这“罪己诏”本身就是值得探讨的政治文化现象。本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天自省，合于古训；有过自责,也算常人修身应有之义。但是,帝王决非常人，而是“圣天子”，不惟“圣”，且高居天人之际，近乎“神”，“君权神授”。如此神圣的古代帝王，能自省其过，已殊非易事，若进而写成文告——《罪己诏》，颁示天下，就更加轰动舆情了。古代帝王能操起“自我批评”的武器，毕竟不乏引人思考乃至可资借鉴者。
帝王的诏书，在正史中着实是连篇累牍，而“罪己诏”却属稀有文本，有人查遍相关典籍，检索出“罪己诏”全部记录不过五十条，其中部分内容还属重复记载；当然，如果不拘泥于“罪己”二字，而将有明显自我批评内容的诏书和言论计算在内，则“罪己诏”之实数应当大于五十。论其起源，古人皆称从“禹、汤罪己”开始。据古籍记载：大禹登上帝位后，有一次看见犯罪之人，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左右问其故，禹曰：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首领，于是自省自责，主动承担领导责任。商灭夏后，汤布告天下，安抚民心，此即所谓《汤诰》。在此诰中，汤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过错。禹、汤罪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复经附会神化，遂成为后世皇帝效法的榜样，“罪己诏”也就成为他们笼络人心、救困危渡难关的一种应急术。
继禹、汤“罪己”实施自我批评的，是周成王和秦穆公。周成王平定管叔、蔡叔的叛乱之后，反思祸乱产生的原因并作诗自诫，以防再出现大灾祸。惩前毖后，“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诗句大意是：没人把我来牵扯，祸害拖累自己找）。他担心“家国多难不堪忍，又陷困境多烦恼”（《诗经·周颂·小毖》）。
秦穆公也是在自以为是、劳师远征惨遭败绩、付出数万将士的性命后，做深切自责的，《尚书·秦誓》记述了这位古代领导人的悔过之词，其文结语曰：“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秦穆公明确意识到一国之主与国家安危的关系：自己美德不足，国家就坏了啊!这样就保不住秦国的人民了，事情就搞糟了。国家有危险，是因为我用人不当；国家安宁，是因为我重用贤臣啊。
总览历代帝王“罪己诏”文本，可以看出，促使帝王罪己的，一为天灾，二为人祸，三为自省。
二
天灾，如水、旱、风、冻、地震、虫害、瘟疫等，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会发生。既为天灾，则非人力所能改变，即使科学技术发达如当代，人们可以预警、提防，尽量减少天灾所造成的损失，却无法对天公用命令式的语言说“不！”天灾，好像是造物主为聪明绝顶的人类设定的劫难，反反复复考验磨砺人的生存能力，更拷问着统治者的灵魂。受认识水平限制，古人把自然灾害和天象的变化同人间的祸福联系起来，认为那是“天谴”、“天戒”，所以每逢此时，常见天子引咎自责。虽然其禳灾的说辞并不科学，再往后且流于作秀，但早期帝王解民倒悬之情，却也颇为感人。
成汤革命，灭夏建商。始建国，逢大旱，心急如焚的汤诚惶诚恐地向天帝祈祷求雨：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您的臣仆的善恶我也不敢隐瞒，这些您心里早就清清楚楚。我本人若有罪，就不要牵连天下万方；天下万方若有罪，都让我一个人来承担。（《论语·尧曰》）这位革命领袖真是爱民如子，感人至深。《论语》同篇还记载了周武王的名言“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这句话似乎成了后世帝王用以自责的套话。
汉文帝后元元年（前163）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欤？……将百官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欤？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汉宣帝本始四年（前70），夏四月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毁坏宗庙，朕甚惧焉。”
汉明帝永平八年（65）冬十月，日有食之。诏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职事，极言无讳。”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直言得失。帝览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颁示百官，诏曰：“群僚所言，皆朕之过。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人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永览前戒，悚然兢惧。”这位汉明帝在灾异面前广开言路，听取下级批评意见，进而引咎自责，十分难得。
汉明帝处理灾异很可借鉴，其对待祥瑞也很是清醒。所谓祥瑞，不过是借了某种自然现象，向最高统治者歌功颂德，属“就是好”之类的古代版政治高调，人主当然喜欢听。汉明帝则不然。永平六年（63）二月，王雒山出宝鼎，庐江太守献之。诏曰：“祥瑞之降，以应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兹？……先帝诏书，禁人上事言圣，而间者立奏颇多浮词，自今若有过称虚誉，尚书皆宜抑而不省，示不为谄子蚩也。”面对颂词赞语，他依然自省政教“多僻”，并明令抑制那种找由头唱赞歌的政风。仅凭此举，这位刘皇帝就无愧于他的谥号：明。
汉安帝永初三年（109）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壬辰，公卿诣阙谢。诏曰：“朕以幼冲，奉承洪业，不能宣流风化，而感逆阴阳，至令百姓饥荒，更相啖食。永怀悼叹，若附渊水。咎在朕助不逮。”面对大饥馑，皇帝第一个站出来承担领导责任，而不是推给“自然灾害”；并对受难者“永怀悼叹”，而不是心安理得，“太平天子”照当，欢舞照跳，赞歌照唱。
魏孝文帝面对天旱，“罪己”之举是绝食，方式独特，态度真诚，付诸行动。绝食三日后，群臣请求皇上进食，并报告说四周普降甘霖，独京城微少。孝文帝担心群臣假报好消息，骗他进食，乃曰：“将遣使视之，果如所言，即当进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为！当以身为万民塞咎耳！”天不雨，民受饥，我凭什么活着？不下雨他就要将绝食进行到底。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旱、蝗并至，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唐太宗时代，臣民呼“万岁”之外，是否天天都要祈祷皇上“永远健康”，不详；但万岁爷李世民为了百姓有饭吃，宁愿上天把一切灾难都降在他一人身上，却明文如上。爱民如此，令人叹服。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冬迄翌年春，持续大旱，帝乃“罪己”求雨，雨降，白居易写《贺雨》诗颂其事，其略曰：
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惧岁成灾凶。遂下罪己诏，殷勤告万邦。帝曰予一人，继天承祖宗。忧勤不遑宁，夙夜心忡忡。顺人人心悦，先天天意从。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冲融。凝为油油云，散作习习风。昼夜三日雨，凄凄复濛濛。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人变愁为喜，岁易俭为丰。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蹈舞呼万岁，列贺明庭中。小臣诚愚陋，职忝金銮宫。稽首再三拜，一言献天聪。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