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民生公司职员六十年前的日记（三）
作者：冉云飞
我研究近现代四川文化的渊源、流变与崛起，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就郡望而形成的文化影响而论，双流是成都文化的中心。因为近现代文化中双流的刘家（刘沅、刘咸炘、刘咸荥、刘东父等）、乔家（乔茂楠、乔大壮等）、郑家等，都是真正的文化大家、书香门第。郑家是藏书世家，我估计郑璧成先生也属于这一脉，他也曾在与书报极有瓜葛之成都华阳书报流通处工作过。郑璧成（1889—1958），四川双流人，曾任民生公司经理、中国西部科学院董事。业余爱好极多，喜收藏、爱照相、理园艺。因一次较大的海难信仰佛教，遂与佛教界多有往还，成为能海法师的在家弟子，倾家礼佛，晚年于北京入空门。郑璧成与能海法师交往匪浅，郑璧成先生的儿子、作家郑义先生1947年出生于重庆，便是能海法师赐名郑光召。而在1958年的风浪中，郑璧成去世时，能海法师从五台山赶至北京，亲理后事。
能海法师，俗名龚缉熙，四川绵竹人，大德高僧，在佛教界素负盛名。1947年郑璧成捐一别墅给能海法师，于重庆作金刚道场，可见是年能海法师的活动中心主要在重庆。参以何现伦日记中的记载，可证此说不虚。
何现伦日记中第一次出现能海法师讲经之事，是1947年2月7日在沧白纪念堂。为了听能海法师讲经，何现伦与他朋友李平安四点过就起床，五时到河边。“还有比我早的，已经在河边等了一阵，其中有女的两位，一位是郑璧成的第三夫人，另一位不认识”。“郑太太一面在讲经说法，津津有味，她的年龄不到三十岁。郑璧成已经五十余岁，相差悬殊，她也不知道怎样将那老头儿看上了”。何这些看法，未必公允，但毫无掩饰。他与郑太太是同龄人，所以难免说出“她也不知道怎样将那老头儿看上了”的话。能海法师讲经说法果然盛况空前，“上了朝天门的江岸，东方才漫漫（慢慢）的发白，走到沧白纪念堂，已经来了很多人，更比我们早，女的尤多，尤以中老年妇女占最多数”，“还有一位老头子，来得最远。平安对我讲，他来（自）成都，因为他听说重庆在讲经，在成都赶车下来，由此可见他们之诚心！”
能海法师之讲经，因为邀请的地方很多，当然是很频密的。但何现伦他们并不是每场都去听，一来他们没有时间，二来正如何现伦自己所说，他去听讲经只是“为要得一点经验而已”。2月21日能海法师应民生公司之请至民生机器厂讲经，这里面的促成之功可能与郑璧成有关。当何现伦与他朋友李平安24日去听讲的时候，“已经讲了四天了，大约在（再）讲四天之后，就要（在）大城这面再讲，约在（再）讲半月之后，就在嘉陵新村去讲”。何现伦说嘉陵新村可不是一般听众可以去的，得是对佛学有研究的人才能去听，估计是郑璧成先生捐献的别墅里所开之讲座吧。此次能海法师所讲的是“人生之苦”，何现伦觉得他把苦讲得很透彻，只是能海法师面容较此前憔悴了些、消瘦些。“到底人已年高，尤其在城里面讲的时候，在早晨三时就起床，是受一些风霜。同时，说道讲经，是颇费神气的，所以在健康上是有点比不上平常的”。这说明讲经之频密，对能海法师的肉身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看来能海法师是在重庆轮流讲经，3月16日他又在沧白堂讲经。虽然下着很大的雨，但“到达沧白堂，外面停满了小包车、人力车，内里仍然是塞满的听讲的善男信女，很诚心诚意的两目注视法师，我在那儿听了一点多钟”。至于是什么内容，可能何现伦也不甚了了，于此并没有记录。能海法师在重庆讲经的时间可能比较长，但至此以后，何现伦的日记里便没有记载了，但也可以窥看一下彼时能海法师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之一般。
五、民生公司生活举隅
抗战时固然百物腾贵，人民辛苦，国家苦痛，但也有许多在为抗战做出贡献的企事业部门，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抗战时的四川固然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绝大的贡献，但各高校、研究所及相关文化部门的内迁，给重庆、昆明、成都等地的文化建设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仍使这些地方拥有一些难得的文化孑遗。而工商百业的内迁，对建设四川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部设在重庆的民生公司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因为自己的努力以及对抗战的不懈支持，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长足发展的标志之一，就是到抗战结束时，公司的职员有七千多人。而这样多的人员，必然在职工的社区生活、业余生活以及他们的各方面加以措意，才可能形成公司职员的向心力。最著名的莫过于抗战时期于重庆南岸建立的“民生新村”，那里有小学、托儿所、卫生室、印刷厂、防空洞，还有消费合作社，因此“民生新村”被誉为“新的集团生活的组织和所在”。关于“民生新村”的诸多情况，请参见赵晓铃所写的《战时世外桃源——“民生新村”》一文。我这里只是罗列出何现伦日记里关于民生公司职员诸多生活情景中的点滴记录，以见彼时公司职员在工作之余生活状况之一斑。
抗战时的物价真是腾贵无比，但民生公司可以通过自办的消费合作社，让自己公司的职工在其间便宜采购，以补贴家用。因为百物紧俏，而价贵昂贵，所以民生公司消费社的东西也是限购的。比如有一次消费社卖乌花布，很多职员购了，尚有剩余，再卖时便多了些手续。“为购此段乌花布，都费了一些手续。本来前几日各职员都是购过的，不能再购。此事本来消费社是有困难的，布又余者不多，如果每位人员都要购的话，不足，如不售，余来作何用？不得已，才决议，凡是要购此布，同时又购过此布的人，现在可向李经理凭条子核准，消费社就依此条核布……此布那天在起初卖的时候，只有一百多元一尺，现在因各物高涨，因此消费社的布，也就为了子金的关系，他们因儿（而）也涨了价。现在每尺售一百六十元”（1945年3月13日）。消费社为了平价卖给职工一些物资，殚精竭虑，因子金而不得不在几天之内涨价，可见民生公司在维持职工福利的艰难。
因为民生公司的消费合作社名声在外，所以民生公司职员的亲戚朋友难免找他们拿职员消费合作社手册去购物，以便省钱。但到了1947年11月已处于名存实亡的边缘。何现伦的朋友程雪儒想找他拿手册去买点东西，何现伦“就对他们讲，没有什么东西可购，合作社所卖之东西，与外面差不多，有时还比外面贵些”，“在前一年里，我是有手册的，因为那时候的合作（社）还不像这样组织，负担没有这样多，所有员工，都是由公司负担，所以来的货物，稍虽（许）便宜一些，于是我就领得有一本手册”。为什么会出现公司职员不再需要消费合作社手册的情形呢？“本来这个（指消费合作社——冉注）生意，是本公司全体职工的福利事业，照说是比外面低一层，可是现在办得一塌糊涂，以赚钱为目的，因为内面有几十位员工。这些员工们，他们的开支，在这合作社里面，所有的薪膳，每月还是有二千多万。这一大笔款项，公司不付一文，所以为要开支这一大笔款子，因此不得（不）在货物上多加一些卖。它的价本来得低，运费名有而实际没有，所有的运费，都是算的一笔账，根本就没有付钱。这样来，除去运费，当然赚钱。可是，都是赚我们职工的钱”（1947年11月20日）。因此许多职工也就不再在消费合社里购买物品了。
除了消费合社以外，公司有五十多人组织了一个航友合作社。何现伦的日记未透露航友合社的实际用途是什么，但至少是一个交友及交流的同仁社团。“今晚在状元楼与许昌益兄接风，……他负责宜昌厂的责任——厂长，此次他来，是述职”，“我们给他接风的理由，因为他是我们航友合作社的社员。为了是要表达我们弟兄的亲热，不能不聚集一堂，犹如自己之弟兄。”在说了他们为什么要给许昌益接风以后，何现伦在日记中简略地叙述了一下航友合作社的情形，以实际之航运人员居多，而以岸上服务人员为少：“航友合作会（社），五十余人，各自东西，大都散播于船上居多。这一批朋友，大都在公司，各人有各人的固定工作，所以彼此都很合得来。”（1947年9月19日）至于说何现伦还参加了“沪渝社”（1947年7月5日），因其记录不详，就不知其为什么目的而入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