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草色遥看近却无
作者：刘 畅
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果断实施了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使中日政治关系进入了“后小泉时代”。阳春三月，吹面不寒杨柳风。如同眼下外界的自然气候，日本政坛上小泉时代凝结多年的寒冰开始融化。种种迹象表明，中日关系已开始全面转暖，这主要体现在，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和对话增加，目前双方已经就温家宝总理四月中旬访日达成共识。此外，包括各政党领导人在内的日本各界人士频繁访华，据今年2月21日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中日两国已经确认将互派共计超过两万人的访问团进行互访。日本执政联盟的公明党代表太田昭宏和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二阶俊博等日本政要陆续访华，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也更趋活跃。日本政府将今年定为“日中文化体育交流年”，将开展一系列文化和体育交流活动，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日关系持续改善，两国准备扩大军事交流，两国正在协商从八月开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互访事宜。
2007年是中日关系敏感而关键的一年：“卢沟桥事变”七十周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五周年和“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纪念日将先后来临。在两国关系全面转暖的大背景下拉开这一年的序幕，无疑还是令人感到轻松的。但由于从小泉的“参拜内阁”到安倍的“破冰内阁”的变化速度之快，让还沉浸在小泉“参拜阴影”中的中国人民余悸未消，疑惑重重。
出尔反尔“慰安妇”
还是看一看近来安倍内阁在“慰安妇”问题上出尔反尔的表现。
历史学家们称，至少有二十万亚洲妇女，于1930至1940年期间，在日本设在全亚洲的军事妓院里服务。1993年8月4日，时任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发表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结果，承认二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严重伤害了许多妇女的名声和尊严”，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此即“河野谈话”，基本代表了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官方口径，也是此后日本在这一问题上的官方立场。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公开表示在慰安妇问题上继承河野立场。今年二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决议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军妓问题并道歉，一些当事妇女出庭作证，描述了被战时的日本当局俘虏，作为“慰安妇”遭到不断的强奸。3月1日，安倍晋三及一些执政党议员以“没有证据”为借口，企图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史实。美联社报道说，作为对美国国会一项要求日本领导人在“慰安妇”问题上“正式承认、道歉并承担历史责任”的决议草案的回应，安倍狡辩说，“事实上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强迫行为”，因此“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强迫的定义”。同日，据《读卖新闻》报道，以日本前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为首的部分自由民主党成员也以“没有发现文件记录”为借口，辩称“军队和官方没有绑架”妇女充当“慰安妇”，怂恿政府改写相当于官方道歉的“河野谈话”。这些议员称“河野谈话”有损日本形象，“招致对事实的误解和对日本的恶意批评”。据英国媒体报道，3月5日，安倍晋三对议会成员说，“我必须说，即使这个决议已经通过，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将道歉”。安倍同时也重申，日本政府认为美国的决议包含着事实上的错误。一石激起千层浪，而就在安倍此举招致邻国的一致抗议和谴责之时，3月12日媒体又报道说，安倍晋三11日上午在日本ＮＨＫ电视台的节目中说，他“由衷地”向心灵受到创伤的“慰安妇”表示道歉。他在节目中还表示，日本政府继承“河野谈话”，这是一贯的立场，这包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和桥本龙太郎都给“慰安妇”寄了（表示道歉的）信函，他的心情也完全没有变化，他“由衷地向当时心灵受到创伤、饱受艰辛的‘慰安妇’表示道歉”。（《人民日报》2007年3月12日第10版）这不由让人松了一口气。
可是3月14日，又有了新情况：日本媒体辩称美众议员之所以紧咬“慰安妇”问题，是因为曾接受华裔人士大量捐款。日本《产经新闻》3月l5日报道，“十四日获悉，在美国国会中紧咬慰安妇问题不放，积极敦促通过声讨日本决议案的众议院议员麦克·本田，在此前的选举中对有中国背景的政治捐款的依赖超乎想像。捐款名单当中，与中国政府直接相关的在美反日团体的多位干部赫然在列。本田议员呼吁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更是与这个团体密切相关”。《产经新闻》还以《本田议员体现浓厚“中国色彩”》(记者古森义久发自华盛顿)为题，极力寻找“外部理由”以冲淡“慰安妇”阴影，其云：
在美国议会推动“慰安妇”问题决议案的“主角”麦克·本田众议员，近日被发现曾大量接受中国反日团体“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活动家的捐款，其声讨和指责日本的行为也与该团体的活动方针“不谋而合”。“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对外公开的说法是1994年由海外华侨和华裔居民创建，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但实际上，这个联合会经常以与中国国内的公开组织共同主办的形式在中国频繁举行批判日本的研讨会，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言而喻（载2007年3月16日《参考消息》第8版）。
短短十余天，态度凡四变。作为一个群体，日本民族经常表现出来的一些极端矛盾相悖的暧昧心理与行为，重新引发了人们对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关注和思考。
“耻感文化”——日本民族文化心理
对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知识界已经有较为成型的概括，这就是著名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耻感文化”说。在《菊与刀》中，她精辟论述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根本差别在于控制动力的一内一外：西方“罪感文化”主要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来约束人的行为，日本“耻感文化”则主要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在“耻感文化”下，人的行为不是受内心罪恶感的约束，而是基于对“蒙受耻辱”的俱怕，其行为准则不是基于某种内在的自律的道德原则，而是基于外在的不固定因素。羞耻感将日本人牢牢地束缚在道德律令中。在日本人看来，知耻为德行之本，只有对耻辱敏感，才会实践善行的一切准则，“知耻之人”就是“有德之人”和“重名誉之人”的同义词。
耻感造就了日本人极端的自尊心，使他们对外来的嘲笑和批评极为敏感，哪怕是微小的或善意的批评也会被认为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受到嘲笑的日本人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化嘲笑为动力，不断自我完善，以此来消除外来的嘲弄；要么是在怨恨里自我折磨或折磨他人。自我折磨的最高表现就是自杀，如武士的剖腹。折磨他人又有不同的途径：一个是直接报复嘲笑他的人，为自己正名；一个是通过折磨第三者来发泄心中的怨恨。前者形成了日本社会竞尚复仇的风气，如武士间盛行的报仇之风；后者的表现如在日本中学里，高年级的学生经常欺侮低年级的学生，在军队里则是上级侮辱老兵，而老兵则想方设法侮辱新兵。无论老兵还士新兵都属于日本军队中的“弱势群体”，都受过不同程度的侮辱，因此就要把怨气发泄在更为“低级的”对象上。于是每个日本人都可能是受虐—施虐的复杂组合性格，这种性格为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提供了土壤。对其他民族的侵略、折磨和破坏正是对他们那极易受伤的自尊心的补偿，平日在道德社会无形的压力下产生的耻辱感在迫害和折磨他人中得到了洗涤。
“耻感文化”所造就的民族文化心理主要表现为：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对外来批评极为敏感，视批评为对其人格的侮辱，拒不认错，普遍缺乏对自己行为的反思。小泉等反复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教育部门修改教科书事件，日本文学界对战争反思的集体失语，安倍内阁在“慰安妇”问题出尔反尔的态度，日本全民族对待战争罪行的暧昧态度，都是这种心理的外在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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