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道是无情却有情
作者：桑 农
就在徐志摩一心扑在副刊上，几乎忘了陆小曼之际，事情突然出现转机。陆小曼顺利地离了婚，只身赶来北平。她与徐志摩早断了联系，只是偶尔看到《晨报副刊》，才找上门去，两人又“欢欢喜喜”地沉浸在热恋之中。不久，凌叔华与陈西滢之间也有进展，并于1926年初举办了订婚仪式。按当时的习俗，订婚是向亲友及社会公布双方的恋爱关系。只有订了婚，两人才能以恋人的身份出入各种场合。2月21日，徐志摩在老家硖石，征得家里同意后，给陆小曼写信说：“订婚手续他（徐父申如）主张从简，我说这回通伯叔华是怎样的，他说照办好了。”至此，徐志摩与陆小曼，凌叔华与陈西滢，已是各有所属。
此后，徐志摩与凌叔华的交往，虽然再没有曾经的热情，却依旧频繁。《晨报副刊》以及后来的《新月》上，陆续发表了凌叔华的十余篇小说，都是徐志摩经手编发的。1928年，新月书店预告出版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集《花之寺》，徐志摩为之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只是不知什么原因，集子正式印出时并未收入。现在只能看到一些片断，是从中摘录出来作为广告词的。原文如下：“写小说不难，难在作者对人生能运用他的智慧化出一个态度来。从这个态度我们照见人生的真际，也从这个态度我们认识作者的性情。这态度许是嘲讽，许是悲悯，许是苦涩，许是柔和，那都不碍，只要它能给我们一个不可错误的印象，它就成品，它就有格；这样的小说就分着哲学的尊严，艺术的奥妙。……《花之寺》是一部成品有格的小说，不是虚伪感情的泛滥，也不是草率尝试的作品，它有权利要求我们悉心体会。作者是有幽默的，最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默，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徐志摩现存的文字中，为人作序，这是唯一的一次。而他自己唯一的小说集《轮盘》，题词则是“敬献给我的好友通伯和叔华”。
正如凌叔华所言，徐志摩抬举她的文学成就甚高，他们的通信多半是谈文艺的。可要说他们只是文学上的朋友，恐怕未必。徐志摩给陆小曼的信中，多次提到凌叔华，却没有一句与文艺有关。有意思的是，他常常拿凌叔华美满生活来与自己的境况对照。1931年6月14日，由北平写信给上海的陆小曼说：“叔华长胖了好些，说是有孩子的母亲，可以相信了。孩子更胖，也好玩，不怕我，我抱她半天。我近来也颇爱孩子，有伶俐相的，我真爱。我们自家不知到哪天有那个福气，做爸妈抱孩子的福气。听其自然是不成的，我们得想法，我不知你肯不肯。”6月25日又有信说：“人家都是团圆的了。叔华已得了通伯，徽因亦有了思成。别的人更不必说常年常日不分离的。就是你我，一南一北。”这里将叔华放在徽因前面，或许是考虑到陆小曼与二人关系的亲疏，可由此也能看出，叔华和徽因，在徐志摩心目中，本没有多大的亲疏之分。
四
凌叔华婚后的文字，很少涉及徐志摩。直到他出了意外，满腔的情感方如决堤的洪水，一泻而出。《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一文，一反她“适可而止”的文风，直白而强烈，程度绝对不亚于陆小曼和林徽因。文中有一节耐人寻味：“在三年前的夏夜，志摩，想你还记得吧，我同通伯忽然接到你要过东京一晤的电报，第二天一睁开眼我就说梦见志摩来了。通伯说真的吗？我也梦见他来呢。说着我们就去接早车，心下却以为或者要等一整天，谁知人一到车站，你便在迎面来的车里探出头来招手了，这事说来像是带神秘性，或是巧得不可信；可是我们安知不是宇宙间真有一种力！”在另一个场合，凌叔华还说过一件同样神秘的事。方令孺《志摩是人人的朋友》中写道：“昨天下午在凌叔华家，沈性仁、张奚若夫人同叔华都在座，大家都哀悼志摩。叔华说，几年前他们有一个快雪会，是在雪天里同很多朋友游西山，后来志摩做一篇文章纪游，叔华把他这篇文章抄到一个本子上，头一页上写一副对联，（我不会背原文）意思是俯临高处看溪壑的云雾的景致，上面戏题志摩先生千古。这次志摩将离北京的时候，叔华无意中给他看了，他还说，‘那就千古了呢？’谁知道竟成谶语！”一再念叨这些灵验的故事，可见她受到太大的刺激，有些不能自控了。
徐志摩生前，一直视凌叔华为红颜知己。他对陆小曼说，只有叔华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他把八宝箱存在凌叔华那里，让她在自己回不来时写传记小说用，并对沈从文说，叔华是最适宜料理“案件”的人。“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凌叔华当然要为徐志摩做点什么。她首先想到的还不是写传记，而是出版“志摩信札”之类。她是在徐志摩追悼会上，听胡适说徐志摩的信全是极美丽的散文，出版后一定更能巩固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便想将自己手上的，再收集一些别人手上的，编个集子尽快出版。她去找林徽因，没想到林徽因不仅未拿出信件，还要看她保存的两本康桥日记，于是惹出一桩令各方都不快的“八宝箱事件”。林徽因得到八宝箱中所有遗稿，“收储保存”了，并写信给胡适说：“‘传’不‘传’的……暂时也没有赶紧的必要。”传记小说无法再写，书信集也没编成，凌叔华后来只是摘录了徐志摩给她的六封信，发表在她自己主编的《武汉日报·现代文艺》上作为纪念。
关于为徐志摩墓碑题字的事，凌叔华致胡适的信中说：“申如伯曾来信叫我写，好久未敢下笔。去夏他托吴其昌催我，我至今还未写。”原因是题词的内容不合适，她请胡适另找一句，或另找人写。结果如何，未见下文。今据吴其昌后人说，凌叔华随后还是写了“冷月照诗魂”一句寄去，被制成一个正方形的石碑，立在徐志摩墓侧。有人见过此诗碑，赞叹其改动名句的贴切。而乡人多不知此碑为何而立，无人关心其下落。
五十年后，旅居英伦的凌叔华收到陈从周寄来的《徐志摩年谱》，回信说：“志摩同我的感情，真是如同手足之亲。”另一封信中又说：“志摩与我一直情同手足，他的事，向来不瞒人，尤其对我，他的私事也如兄妹一般坦白相告。我是生长在大家庭的人，对于这种情感，也司空见惯了。”用手足之情来解释自己与徐志摩的关系，非常得体，但两人毕竟不是生活在同一家庭的兄妹，那份感情怎么说都很特别。凌叔华在信里还说：“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经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这些是不是真话暂且不管，理由却不充分，如果没有陈西滢、没有陆小曼，那又将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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