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诗人王小波
作者：蔡禹僧
这里神秘的诗意之使人难忘，在于让我们领略到人世间被压抑着的正义和温情的存在。那星光的闪烁，使我们想到上帝。我们知道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日子里中国人朗诵北岛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这种措辞尽管在革命话语中是没有的，但这些诗句一旦脱离开它产生的时代就容易被淡忘，而且它太像警句了；而王小波的语句分开来是更为天成的诗句：
我慢慢走回家去，
那天夜里没有月亮，
但有星光。
（二）性的消解
从荒芜的宇宙中诞生出人类的进化史，性的作用是巨大的。在但丁的《神曲·地狱篇》中，有这样的诗句：
正义感动了我的创造者；
创造我的是神的力量，
至上的智慧和原始的爱。
这里“原始的爱”在但丁看来是创造“我”的神的力量；但神是不会以一个具体的形象现身的，他的力量内化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中。超出但丁诗歌文本的解释，我们说“原始的爱”可以理解为人类和动物天生具有的性欲。性欲是上帝的伟大发明，因为这种创造生命的设计方案十分巧妙。从动物到人类智力发展的历史序列来看，是性欲激活了更广泛的爱，性使男女之爱升华为爱情，而爱情的结晶孩子使人类的爱超越了男女之情爱，每个人都因这种爱的罗网而在世界中有了自己的位置——每个人都是父母亲的儿女或儿女的父母亲以及爱人的配偶，由家庭中爱的推己及人才蔓延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温情。
在东西方的古老神话中不乏类似的故事：驯服一个巨灵和怪兽的最好办法不是用外部的力量抗争它，而是让它的欲望得到释放——派遣一个美丽女神和它性交，性欲的释放过程是野蛮的，但比起巨灵和怪兽的危害人类安全，释放性欲的野蛮毕竟要更少残忍，而且在性欲释放后巨灵或怪兽都表现出罕见的温柔。“文革”这个怪兽，要想约束它的暴行，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说教，还是西方的基督教伦理学劝诫都显得苍白无力，原始的力量就显得特别有效，这个原始的力量除了人们求生存的本能，另一个就是——性。
性欲的阶级属性是难于划分的。在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中，军代表的“小和尚”（在王小波的文本中代表男性生殖器）因阅读“破鞋”——一个美丽性感的女知青——描写自己与男友性交细节的“交代材料”后膨胀起来。
在车站上陈清扬说，这篇材料交上去，团长拿起来就看。看完了面红耳赤，就像你的小和尚。后来见过她这篇交代材料的人，一个个面红耳赤，好像小和尚。
我们不难设想，当军代表觉察到自己的“小和尚”因“破鞋”的性描写而像个异己的动物一样青筋暴突地笔挺，他可能意识到——老天给予每个人一个生殖器并不区分阶级属性。当一个美丽的女知青以交代材料的名义写自己如何在男友面前因男友对自己臀部的拍打而忘情，军代表就可能在阅读时的快感中忘记他遵行的东西，自我否定和亵渎就在他的自我身上自然而然地进行了。
诗人的犀利也就在于他文本的暗喻性，实际上，检讨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思想解放运动，极左思潮并不是被中国本土的或西方的自由主义哲学打垮的——当然它们的作用不容低估，而是被人性复苏的原始力量击败的。
画家刘海粟说，他在批斗他的人潮的汹涌和口号的起伏中仿佛看见了黄山云海。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功夫只有伟大的艺术家才能具备，而更多知识分子不能在被批斗中幻化出这样的景象，他们许多人的惨死说明批斗会不是颐养性灵的黄山烟云。把批斗会的凶恶化解为一种近似行为艺术的游戏，我们通过王小波的史诗领略了青年们在自己的黄金时代所赋有的人性回归的天然力量。一对知青因性爱而被批斗，“斗破鞋”使批斗会因被批斗者的“奸情”以及女知青那浑圆的肩膀、乳房、腰肢而有了别样的意味，而参加批斗会的群众也就因这特别的性意味而触及了灵魂深处的东西。“破鞋”批斗会之所以充满快感，就如同现代人在观赏时装模特或选美比赛时从美女身体上领略快感一样。实际上，批斗过程因女知青的美丽以及她被斗内容的性暗示已经把批斗会的内容暗中转化了——革命时代所不允许的美女展示就以批斗会的名义悄然进行。由于这是特定时代不叫行为艺术的行为艺术展，就更激发出观众那因压抑太久而忽然爆发出的激昂的性亢奋，实际上，绳子捆在美丽的女“破鞋”身上使女知青曲线暴露，这在观众的性亢奋中便混杂着性虐待狂的心理，这是与现代选美比赛所不同的地方。即使如此，这种性欲的快感也比一帮猛兽式的批斗者把被批斗者打得血肉模糊要人道得多，性欲即使夹杂一些虐待狂的心理，在群众戏谑的欢笑中，不仅显示了人性中的真性灵，而且猥亵了批斗会对所谓阶级敌人批斗的严肃性。
陈清扬所了解的是，现在她是破鞋。绳子拴在她身上，好像一件紧身衣，这时她浑身的曲线毕露。她看到在场的男人裤裆里都凸起来。
这种场景比之莫泊桑笔下的女主人公看到所有的男人因金闪闪的项链而看她有更深的意味在于，理性的觉醒需要生殖器不由自主地挺拔来清理道路。王小波的诗人笔触能穿透人世间层层假面而“一剑封喉”。王小波的史诗告诉我们，人们也正是在对食欲和性欲的原始渴望中实现了对虚假神殿的玷污，这个神殿注定要在上帝赋予人类的人性的回归中轰然倒塌。
觉醒和性欲的联系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在中国的一种表现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空气发出撩人的新鲜气息。对于一个青年，如果我们不教导他任何知识，而只让他自然地在社会中生活，他能通过语言的学习懂得人类数万年以来进化中学得的基本常识，因为语言本身在被领悟中就包含着动物不能理解的人类知识，而在这些知识中，与动物本能的“知识”没有多少区别的就是性，但性的表达形式又是与动物有很大区别的，强烈的性渴望使一个人在青春期渴望新鲜的语言、活泼的诗歌、美好的音乐——这却是动物没有。而只有文明的人类才有的情感，对异性的渴望毕竟不能像动物那样直接。“文革”创造了一系列革命意识话语，但对于一个调皮的孩子来说，他的天性可能已经抵制了其中许多虚妄的东西，所以上帝的安排是极为巧妙的。
当然，《革命时期的爱情》所表达的含义要丰富得多，主要的故事不是野鸳鸯的性交，而是另一对男女主人公从被改造者和革命者的关系逐渐过渡到性爱伙伴关系的历史，这个故事的史诗性是深刻地揭示了乌托邦情结在中国普通人心灵中的破灭。消除蒙昧的固然是文明的觉醒，但如何唤醒文明却并非文明自身所能胜任，而需要另一种“蒙昧”——人们肉体中蕴涵的本能，这表面看起来似乎离奇，而实际上的确是历史的真实。
作为理性者的王小波，在他小说里自己的替身“王二”就是那个时代的“流氓”，因为他对所谓政治学习无法忍受。但教育者也不是从来就这样蒙昧的，他们也是血肉之身，尽管他们之中很少有天才，但即使才能平庸者也可能领略一种富有想象力思想的活力。而王小波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担当教育王二这个“落后青年”使命的是团支书名叫海鹰的女青年，从这个女青年的装束可以看出她的“革命干部”形象：
（海鹰）长得人高马大，发缝在正中，梳两条大辫子，穿一套旧军装，在革命时期里就能当干部，不管她心里怎么想的，不管她想不想当。海鹰说，她从小就这样打扮，从小就当干部。不管她到了什么地方，人家总找她当干部。
可能正因为她的身份，她总处在教育者的地位。但是海鹰这个教育者在讲她所能知道的干巴巴“先进思想”时，就不能吸引她面前那个远高于她的天才诗人。我们之所以说小说里的王二是天才诗人，因为他就是王小波，尽管王小波试图用身高和长相把自己藏在王二的背后，但他是藏不住的。王二在听海鹰讲“先进思想”时总走神，因为他天生是古希腊式的智者，甚至在他小便时就能想到自己的尿液能否冲动叶轮来带动一个小型发电机，这样富于想象力的大脑在海鹰面前接受教育，其效果就是王二走神和“磨屁股”。而王二的不经意的笑，在敏感的教育者海鹰看来是在嘲笑她，因为她的悟性还不至于看不出她眼前的这个“落后青年”比自己更聪明。王二的现身说法恐怕是海鹰闻所未闻的，因为对同一个事件一经王二（王小波）叙述就立即有了反讽的味道。我们看一下王二可能向海鹰叙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