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江南女科及薛己在明清的文化潜影
作者：费振钟
1632年，叶绍袁第三个女儿叶琼章（小字小鸾）的死，是吴江这个贵族家庭中一件最为悲痛的事情。她的父亲和母亲，以及所有那些知道才女叶小鸾的亲友们，都为她在十七岁这个花样年华早夭而一掬伤心之泪。叶绍袁自己亲手编辑的《午梦堂集》里，由少女叶小鸾逝世激起的遗恨与追忆之情，显然是最强烈的中心主题。她那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展开的绝世才艺，以及艳丽的生命颜色和声音，化为仙凡之隔的语言梦境，永远笼罩在午梦堂，成为一个永生的神话。
这是用文学和审美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一个江南贵族家庭的诗意故事，尽管富于悲剧性，但它的非日常、非世俗、非现实的指向，实乃人生世界的艺术象征。然而，问及叶三姑娘的死因，回答显然是因为疾病。根据叶绍袁在《返生香序》里记述，叶三姑娘疾病发作前后共二十五天，仅仅不到一个月时间，病魔就夺去了她的生命。但到底是什么样的病，由于没有具体的医案记录，现在已难判明。叶家居住的吴江以及近在咫尺的苏州，并不缺少医术高明的女科专家，以叶家的名望和人缘交往，这些医师也一定会全力救治，而医案之阙如，我宁可相信这是出于对一位贵族少女身体的遮蔽和隐匿。这是符合礼法和社会习俗，以及诗礼之家的尊荣观念的做法。然而叶三姑娘的死，不仅仅是十七世纪江南失去一名青春诗人文学淑媛，成为引人嗟叹的文学事件，而且还是一件值得探究的医学事件。我能够感到叶三姑娘的伤逝所包含的献身精神：从更高的生命理想上把身体交给宗教，通过女修成为“永生者”。
现在，先让我从另外一个人说起。学者、宗教家兼朝廷官员袁黄（1546—1618），他出生在医学世家，祖籍浙江嘉善。袁黄在万历十四年会试得中进士，先在北方做过一任地方官，万历二十年以兵部职方主事参与了平壤战事，接着因为与主将的矛盾，遭诬陷罢官回乡。这样一个人物，地方志的书写者出于荣誉传统，自然不肯轻易放过，然而史志片言只语，也不过应景故事，天长时久，还是容易被大多数人遗忘。现在袁黄受文化史研究者重视，完全不是他的政治军事方面的功业，而是他的养生医学，这一点倒是让人吃惊。原来，袁黄有一部不大不小的著作，就是主要以道教思想改头换面写成的《祈嗣真诠》，完成于1590年左右，当时袁黄尚在宦中，属于业余之作。这部仅仅二万六千字的著作，至少表明，袁黄作为世医后代，仍然保持了对医学的职业兴趣，同时又因他寒门独根和入赘女家的经历，深感生殖繁衍为人伦之重大事情，所以特撰这本指导性的夫妻必读书。不用说，由于这部著作的主体内容，从第三章到第九章，事关两性、性爱、生殖之义，所以为性医学文化研究者所重视，尤其是它出现在明朝后期，一个性放纵与节欲控制十分矛盾的时代，这部著作提出了一种平衡的观点。
也许袁黄的性医学目标只在建立合理的家庭人伦秩序。《祈嗣真诠》在论及两性关系时，强调男性对于生育与性爱的重要，要求他们负起身体和道德品质上的主要责任。对于女性，袁黄则在从属和被动的意义上，对她们提出身体的保护。从中国医学与道教思想的关系来说，袁黄的特点，就在于他将经过修饰的道家内丹法与生育医学联系起来，并在其中突出了女性身体的宗教意义。道教内丹法，主要是男性通过身体内部的修炼，从“采药”到“结胎”、“安胎”，最后修成“婴儿”，即可化为神仙，其过程和方法十分神秘和复杂，袁黄把它移植过来，既用于男性也用于女性的“养生”。从女性方面说，女性的生殖过程，从受孕结胎到安胎，似乎亦须通过虔诚的宗教修炼，才能使生育得到可靠保证。同时，修炼可以在性爱中抑制性高潮，使女性身体处于平静中，对女性是有益的。总之，袁黄的《祈嗣真诠》用明白易懂的语言，融合神仙道教的内丹法与女科医学，以其民间宗教方式，影响了明清之际的江南女性，尤其是上层社会青春女性的身体信仰。
事情的真相很快清楚呈现在我们面前。作为袁黄的养子，或者干儿子，吴江叶家的男主人叶绍袁本人，从小受教于养父，自是一个虔信之徒，他取名绍袁，不单有承嗣上的人伦之义，亦有学术思想继承人的意思。至于绍袁的诗人妻子沈宜修及他的女儿们，又何尝不深受影响。特别那位叶三姑娘，不仅仅是才色双全的青春诗人，而且早就是一位练习修真的“修女”。比较起来，叶三姑娘，比她的两个姐姐似乎更能感受到女性身体的困惑。她的母亲沈宜修嫁到叶家时名义上十六岁，实际年龄十四岁。初嫁过来时，婆婆茹氏就用很好的借口，要求沈宜修不要早孕，且先避免性事。后来，沈宜修接连不断地生了许多孩子，地方志中说多达十四个，有名姓可证者四女八男。虽说这是他们夫妇琴瑟和谐的结果，但作为家庭主妇，沈宜修一直体弱多病，生育过多损耗过大可能是主要原因，为此沈宜修未必不深致苦恼。像很多江南贵族妇女为了解脱身体的欲望一样，沈宜修也持斋礼佛。而早慧的叶三姑娘，既从母亲那里学习诗艺，也从母亲身上领会到女人生命的柔弱，以她的敏感，叶三姑娘对于女性身体不用说有着深深的疑惧。女人身体到底是什么？女人“低能”的身体为什么要承受如此苦难和不幸？那么，怎样才能解释和克服这种疑惧呢？佛教的禅定加道教的内丹修习，是当时能够找到的好办法。恰好叶三姑娘有足够的家世条件，她的宗教家爷爷，已为她做好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准备，她的父亲母亲姐姐妹妹也热心支持。于是，我们看到叶三姑娘发愿投身“修女”事业，她要用全部的虔诚和信念，修习童真之体，立志为自己身体找到理想归宿。
然而，现实却又如此吊诡。十七岁这年，当叶三姑娘还沉浸在她美好的修习之中时，早已许字的昆山张家却来催婚了。没有任何拖延不嫁的理由，像她母亲一样，哪怕仍然没有做好准备，也必要成为一个男人的妻子，走她母亲为人之妇生儿育女的可怕道路。可以想象，叶三姑娘那业已分散抑止下来的种种疑惧，现在重又结集升腾，前数年那些内心里的热切希望，亦抵挡不住逼在眼前的冰冷事实。一旦走出这个家门，她的身体将不复为己所有，不复再为完人！一念及此，叶三姑娘忧伤绝望至极，说不出的痛楚，反复煎熬着她，终于在嫁期前五天，“一疾而遽亡”。这突然之疾，无医可医，无药可药，再也不能挽留她尘世里的生命。
我们不知道少女叶小鸾逝世时的个人感受，是否“求仁得仁”，有种弃世的惊奇。但叶家伤心过后，舍悲转喜。叶绍袁和沈宜修在追问女儿生命的去向时，反复回忆女儿十七年来的夙缘仙根，种种迹象让他们坚定相信女儿不是病逝，而是修成真仙，羽化而去，作为处女的身体，到达了理想去处。为了确证不疑，他们甚至请来时称泐大师的金人瑞（金圣叹）设醮扶乩，当看到女儿小鸾现身目前，并报告她已成为纯洁的月府侍女时，他们得到了最大的安慰和补偿。关于女性身体的宗教实践，以叶三姑娘的超凡脱俗，在叶绍袁《窈闻》、《续窈闻》的叙事里，获得了理想主义的解读。
当女性身体处于一种弱势的文化认知中，当女性的身体权利没有得到儒家女科医学充分解释时，养生修真的道教/医学，启发和给予女性以更隐秘也更强烈的身体诉求，以贵族少女叶小鸾为例，可知袁黄之道在江南女性身上的宗教实践价值，而他的理论和方法设计，亦为明代吴中医学思想技术的一个特殊部分。
十六世纪：女医谈允贤和医学权力
女医谈允贤的故事，一直尘封在故纸堆里。如果没有人挖掘，以一个女医的单弱身份，她将仍是医学史遗忘的角色。要说中国十六世纪，谈允贤能够从种种社会文化束缚中脱颖而出，那当真是医学史上令人欣喜之事。
宫廷设有女医，时间上会更早，但我们现在知悉能详的女医制度建立，可能在唐永徽或者开元年间。近年发现的天一阁藏书中一份明代手抄本宋《天圣令》，其中有关唐《医疾令》，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宫廷女医选择的标准，人数，教育内容、方法和时间等等。整理复原后的文件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