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说“剽窃”
作者：聂永华
今人惊诧于当今文坛学界或巧取或豪夺，或明抄或暗袭，或粘贴或复制的不端行为，名之曰“学术腐败”，古人则斥之曰“剽窃”。剽剥他人思想为己有，窍取他人言词为己创，此类不光彩的作为，并非今人才有之手段，而是古已有之。
《礼记·曲礼》：“毋剿说，毋盂同”，注：“剿，犹掣也，取人之说以为己说。”这里的“剿说”作为一种不良现象而提出。上古之人如何“剿说”，资料阙如，详情不得而知。“剽窃”一词最早见于唐人柳宗元的《辨文子》一文，并由此牵出一件文坛“剽窃案”。《文子》一书著录于《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据班固原注，其作者是老子弟子辛妍，字文子，实为汉人杂取名家汇聚而成。柳子厚对《文子》一书做了深入的研究考证，指出实际上是一部“驳书”：“其浑而类者少，窃取它书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辈数家皆见剽窃”，并推测了其“剽窃”手段：“其意绪文辞，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增益之欤?或者从为聚敛以成其书欤?”近人高步瀛对柳宗元的说法做了进一步考证，在《唐宋文举要》一书指出，《文子》中“精诚”、“上德”、“自然”诸篇皆出于《孟子》和《管子》，“其余袭其意而异其文者，不可枚举”，因而得出结论：“要之，《文子》一书袭用《淮南子》者最多，而管、孟以及庄、荀、吕、韩等次之。其为剽窃诸子而成无疑也。”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的自觉”，文人们的“著作权”意识也开始“自觉”，“著作权”纠纷渐多，其手段也“与时俱进”，“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而“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据《南史》卷三十三《徐广传附郗绍传》，徐广著有《晋纪》，“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至书成，在斋内厨中，法盛诣绍，绍不在，直入窃书。绍还失之，无复兼本，于是遂行何书。”这位不能著述却想以著述“流声于后”的何法盛，虽拥有了该书的“著作权”或“署名权”，但史书却记下了他“窃书”的丑事。何氏流传于后世的是“窃书”之名。
这种“盗窃所成之书”，将原著者“隐没名氏，将为己说”的情形，在明代似乎相当盛行。顾炎武在《钞书自序》中还曾经这样说：“至于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他对于“有明一代”，特别是“有明弘治以后”盛起的剽窃风气，即“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的情形予以指斥。
这类“文抄公”的不光彩行为，历来为人所不齿。“剽窃”之风起，贬斥之声就随之而起。刘勰《文心雕龙·指瑕》以鄙视的口气指出：“制同他文，理宜删革，若掠人美辞，以为己力，宝玉大弓，终非其有。全写则揭箧，傍采则探囊，然世远者太轻，时同者为尤矣。”刘勰认为，剽窃他人尤其是同时代人的著作是极大的罪过。韩愈更予以愤激的斥责：“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序》自述著述体会说：“间与前人暗合者，削而去之；或得于同学启示，亦必标其姓名。郭象、何法盛之事，盖深耻之也。”梁启超盛赞清代考据学者“科学的研究法”、“科学的研究精神”，曾有三“大不德”之说：一是“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二是“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三是“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其中尤以“剿说”为最“大不德”（《清代学术概论》）。梁氏还指出了其严重危害性：“将现在学风与前辈学风相比照，令吾曹可以发现自己种种缺点。知现代学问上笼统影响凌乱肤浅等等恶现象，实我辈所造成。此等现象，非彻底改造，则学问永无独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于学问社会以外。吾辈欲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鉴前代得失以自策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