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生命的转折点：回忆文革后的高考
作者：张隆溪
可是此后很久都没有音讯，我以为不会有什么结果了。但就在报名日期即将截止的最后几天，我突然收到北大历史系许师谦教授从北京发来的电报，要我改考北大。我正犹豫间，又收到许教授的信，信上说他收到马识途先生寄去的我那篇文章，就转给北大西语系，后来由系主任李赋宁教授亲自看过了。许先生说在西南联大时，他曾上过李赋宁先生教的法文课，算是李先生的学生，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他在北大工作，和李赋宁先生成为同事。然而数十年来，他们在北大校园里见面，也只是点点头打个招呼，互道寒暄而已，李先生从来没有上他住的宿舍去过。许先生说，李赋宁教授看了我那篇文章之后，亲自上他家里来，说一定要让这个四川的学生报考北大。读完许先生的信之后，我兴奋不已，立即到报名处要求改考北大。我记得报名处的工作人员把我训斥了一通，说报名日期马上就要截止，研究生考试也很快就要开始了，你一直按照川大指定的参考书在准备，这时候突然要改考北大，不是发神经病是什么？但我坚持要改，说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不要别人负责，他们最终还是让我改了报考北大。
那年研究生考试分两次，我在成都参加初试，得了九十六分，觉得很满意。不久就得到通知，去北京参加复试。记得那是1977年秋天，我从成都乘火车一路北上，到北大后才知道，全国各地有四十来位考生汇集到北大西语系，来参加英语专业包括书面和口语的复试，而且他们的初试成绩大多在九十分以上。后来听老先生们说，他们初试出题时以为，多年以来，我们的大学教育从来没有真正重视过西方文学，再加上十年文革，教育中断，他们担心题目如果太深，就没有人能考得上。可是没有想到，全国不仅有很多人报考北大英美文学专业研究生，而且初试成绩远远超过老先生们的预想。那年英语专业研究生只取十多人，为了把考分拉开，他们不得不大大增加了复试题的难度。复试题不仅涉及范围广泛的英美文学专业知识，而且考生依据自己知识的深浅，可以作不同层次的回答。例如有一道题问：在莎士比亚戏剧里，有哪个人物在两出剧里都出现过？为什么？答案是著名的喜剧人物福斯塔夫（Sir John Falstaff），他分别出现在《亨利四世》（Henry IV）和《温莎的风流娘们》（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两出剧里而究其原因，则据说是莎士比亚剧团在演出《亨利四世》的时候相当成功，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说想要在别的剧目里，再看见福斯塔夫。于是莎士比亚在写《温莎的风流娘们》时，让滑稽可笑的福斯塔夫再度登场。类似这样的问题很多，这类题目不仅考一般的英文程度，还考有关英国文学史的常识，灵活而有趣，可以使考生发挥自己的能力。
在北大复试除了笔试之外，还有口试，由杨周翰教授主考。杨先生后来是我的指导教授，带领我研究莎士比亚和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文学。杨先生曾告诉我说，复试时他“击节赞赏”我笔试的考卷，但知道我是自学英语，就很担心我的口语有问题，但口试时我的听说能力他也很满意。在口试中，记得杨先生曾问我什么是Apocalypse，我回答说那是关于未来的启示，尤其指《圣经》中有关世界末日的启示录。他看出我对英文《圣经》有些了解，而这对于研究文艺复兴和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十分重要，便满意地点头称是。考试完毕后，李赋宁先生私下告诉我，说我考了研究生第一名。我那时候激动的心情，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李先生温和的笑容，历历在目。我能够报考北大，和李先生的鼓励直接相关。我到北京参加复试，才第一次见到李先生，对他表示由衷的感激。现在周翰师和赋宁师都已魂归道山，可是他们对我的关爱和教诲，却使我永远感怀在心。李赋宁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有忆及1978年招收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的一段，其中特别提到马识途先生把我推荐给北大历史系的许师谦教授，许先生又把我那篇英文论文交给李先生。李赋宁先生写道：“许同志把张隆溪的作品拿给我看，问是否能达到北大英语系硕士研究生的标准。我看后，立即鼓励他报考。他那年三十二岁，考试成绩在第一次录取的十二名硕士生中名列第一”（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北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
离那次研究生考试已整整三十年了，但回想起来，生命中那一次重大的转折仍然使我慨然感叹，尤其对李赋宁先生、杨周翰先生和其他几位赏识过我、帮助过我的前辈，我都永远充满了感激。想当年复试完毕，我带着按捺不住的愉快心情从北京返回成都，向家人和朋友报告大好消息。不久，《四川日报》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为题，报道了我自学考入北大西语系，并获得总分第一名成绩的事。那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耀，而是对我们那一代人在艰难困苦中追求知识的肯定。三十年前恢复高考，可以说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最为关键的一步。文革十年的封闭和严重内耗，不仅在国力上，而且在人才上，都使中国处于枯竭的穷境。要扭转那种艰难的局面，在百废待兴的时刻，首先恢复中断的教育，重新注重人才培养，实在是刻不容缓之举。文革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无论是七七级的大学生还是七八级进校的第一届研究生，大多是优秀的人才，这已经成为社会上一种普遍的共识。在各个领域里，他们当中许多人现在都担当重任，成为他们各自专业的带头人。现在回想起来，三十年前那场竞争和考试，的确值得我们认真领会其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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