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关于五四精神等问题致王元化先生
作者：姜 弘
下面，我给您抄一段外国人的话：
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个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直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和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组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和社团的一员——只透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早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了表现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认识他自己。
这是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的一段话，说的是西方的文艺复兴，我们的五四不也是这样吗？六十年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不也是这样吗？那么，这一次再觉醒了的精神个体，他们的自我意识是什么？我不知道，当年您和周扬一起研究“异化”问题时，是否触及到了这些，当年我只认识到人性与极左思潮，上面那些看法，是读了您的有关文章后才往这方面想的。去年有人呼唤文艺复兴，我真希望他们沉下心来，清理百年来的这段非理清楚不可的历史，也希望他们能从您那里得到启发，注意五四和游民文化的问题。
说到对五四的反思，总的来说，您的主张和态度我是完全赞同的。不过，您在《对五四的反思》一文中提到的那四个问题，我觉得还需要作些具体分析。那四个问题都是存在的，但他们的性质与产生和存在的情况却各有不同，似乎需要加以区别。庸俗进化论并非始于五四，您也提到了严复，说到了这一思想的普遍性，可见那是一种时代局限，不能归咎于五四。功利主义则更是由来已久，可能和那种工具理性有关。您提到的与学术无关的实用目的，也主要在教化方面，而不是自然科学。激进主义和意图伦理的影响则更大，至今犹存，确实需要指出以引起注意。但我觉得它们与五四的关系也很复杂，应该具体分析。比如，最初冲决网罗时那些呐喊中的激烈言辞，如“放火”、“掀屋顶”之类，与那种“破字当头”、“彻底决裂”的斗争哲学、仇恨文化不同，应该加以区别。一种是情绪表述方面的，一种是根本的文化观、世界观。我觉得五四时期主要是前者，应该说那是一种偏激情绪，成为一种带破坏性的主义，是后来的事。
意图伦理也有类似情况。“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即使是“于今为烈”，也是传统恶习，和“党同伐异”一样，都不是五四时期才有的。但是，这些东西一旦成为明确的思想观念，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思想行为准则，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指的是“立场”，那种有态度、动机和目的等含义的紧箍咒。我觉得这东西既古老又时新，远之可以通向人兽之分、夏夷之辨，近则直接与“阶级论”相关。在我看来，您说的“意图伦理”即指此而言。据我的见闻所及，这种“立场”式的意图伦理当时还没有出现或不普遍，您说的那种情况是后来，1927年以后的事。
总之，我的看法是：四个问题确实存在，但是，一、它们都是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的主张和精神不一致的；二、有的并不是五四时期出现的，因此，应该看到这些并引以为戒，却不能把它们归咎于五四本身并以之苛责先驱者，贬低或否定这场伟大的启蒙运动或文艺复兴，甚至把整个五四说成是激进主义极左思潮的源头。从我读您的有关著作所获的总体印象，您对五四的看法和态度，可以概括为：反思五四，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完成五四未竟之业——不知这是否符合您的原意。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触及一个复杂而又麻烦的话题，即今天怎样认识和评价鲁迅的问题。前几年出现“非鲁”议论时，李慎之先生在给我的信里指责鲁迅过左，并说他也受了鲁迅的“误导”。我回信表示不同意。当时心里很不平静，开始重新思考有关问题。这可不是一个轻松愉快的精神历程，因为触及自己大半生坚守的一些观点和信念，如王国维所说“可爱”与“可信”的矛盾，别林斯基所说的“痛苦的真理与可爱的谬误”。后来，我终于跨过了这一步，承认了既要清除鲁迅身上被涂抹的油彩，也要认识并批判他心里确实存在的“毒气”和“鬼气”——这也是他自己承认的。
这一步的跨越，就和读您的著作有关，您提到的那个问题——鲁迅接受“阶级论”并改变对“庸众”的看法和态度，是非常准确、至关重要的。鲁迅和其后几代知识分子向左转，就都与此相关——这就要从鲁迅的“转变”说起。鲁迅是否有过“转变”，思想是否“分期”，一直争论了半个世纪，我就一直站在没有转变、不分期论的一边。今天看来，这中间确有自欺欺人的成分，至少我个人是如此——因为钟爱他前期那些充满人道主义激情和理性批判意识的启蒙呐喊，那是青少年时代用心灵和生命拥抱并已溶入血管中的东西，那是绝对不能贬低、更不能否定的，加上对创造社和周扬们的反感，就有意无意地回避、无视“转变”和“分期”的事实。
其实，关键并不在事实本身，而在事实背后的价值判断，即怎样认识和评价鲁迅的这一转变，以及转变后的思想和著作。对此您没有具体涉及，但您提出的那个“接口”非常重要，我就是从那里受到启发，解开了一个多年来未解开的疑问，即鲁迅在批判梁实秋和“第三种人”时，为什么会持那种态度，那样的观点？我在教现代文学时，发现那两场论争真正的赢家并不是鲁迅和瞿秋白、周扬，鲁迅是在强辩，因而理论上就出现了矛盾。实事求是地看，梁实秋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而胡秋原、苏汶在对文艺的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面，都比左联的人更高明，而鲁迅却采取那样的态度。后来的研究者一边倒地肯定鲁迅和左联诸人，贬斥梁实秋、胡秋原和苏汶。我觉得，这中间就有您说的那种“意图伦理”，自觉或不自觉的。
您提到了“阶级论”与对群众的看法和态度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鲁迅这次转变的突然和幅度之大。我觉得，这次的转变并非全是理论的力量，现实的刺激关系甚大。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了，是国共双方合力把鲁迅推向左转的，一边是抓人禁书，一边是统战工作，双方共同把一幅年轻人奋斗牺牲的残酷画面呈现在老人面前，让他看到了真正的“阶级斗争”。但是，接受了阶级论，感情上起了很大变化，并不等于他完全放弃了原来的思想主张。也可以说，他的“转变”实际上是陷入了矛盾，这可以从许多地方看出来。感情上、人际关系上的矛盾痛苦在书信中表露得很清楚，理论上的矛盾也有文字可考：1929年在介绍苏联文艺论战时，鲁迅就曾表示，如果把文艺当作党的工作的一翼，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难以解决的，这不依然是他两年前（即转变以前）的观点吗？对于当时苏联人评价托尔斯泰时肯定其艺术技术而否定其思想观点的做法，他提出质疑：这不是说明艺术的寿命比思想的寿命更久远，“为艺术而艺术”论可以复活了？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加入了那个如您所说是“为了别的目的”而建立的文学团体，参与了那几场同样是“为了别的目的”而开展的文艺论争。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文坛和知识界还保持着多元并存的局面，《学衡》还在出版发行，周作人在向晚明寻宗续谱，林语堂在倡“性灵”、追“三袁”，也说明中西新旧不仅并存，各行其道，而且还互有转化。鲁迅的变化，他的加入左联，既整合了左翼阵营，也更加速了上述多元格局的解体和左右两军对垒新局面的形成。
实事求是地说，鲁迅的加入左联，是很有些勉强的，而且一进去就成了矛盾的焦点，他本人也一直处于矛盾痛苦之中，很快就与他们彻底决裂，接着就孑然而去了。后来丧事的隆重，既说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深入人心，又说明他的“转变”成为极其有用的历史契机。胡风执著于前者，周扬则看重后者，这是他们之间冲突的根源；胡风的悲剧由此而来，周扬的命运也与此有关。
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蜕变，直到“文革”悲剧的上演，都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个人或某些人。游民文化的泛滥和肆虐，也不是少数人的责任，而是民族历史的积淀，是国民性的表现。如闻一多所说，大多数中国人身上都有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他说的土匪不就是游民吗？我们多数人身上都有游民文化的病毒，否则文化大革命就不会那样一哄而起，那样轰轰烈烈。在当时，有几个人没有喊过“万岁”、“打倒”？几十年过去了，作为“文革”精神资源和指导思想的游民文化，却至今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忧虑。
这就是近来我在关注那几场论争时所想到的。都是大问题，心情急迫而知识不足，所以拉杂而又啰嗦，谬误之处请不客气地指出。
专此 即颂
近安
姜 弘
2007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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