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且当一部《论语》看
作者：林 谷
胡颂平曾是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期的学生，对胡适的思想、学问和人品一向非常敬仰。1958年4月，胡适从美返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长，充当胡适秘书和助手的，正是这位已有五十多岁的老学生胡颂平。这真是一次“天赐良缘”，正是有了这次师生契合的机会，才有了胡颂平后来的两部传世之作，一部是研究胡适不可不读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另一部就是《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了。当时“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设在南港，胡颂平家住台北。他每天下班回家就想胡适白天讲的那些话，觉得非常有趣，而且也很重要，如任其随同时光消失，实在可惜。这时他想起马相伯先生（1840-1939，中国教育家）九十九岁生日时，胡适对新闻记者讲的一番话。胡适说：“马相伯是我们的‘国之瑰宝’，他的一言一行，应该有一个人在他身旁随时随地把它们记下来。”胡颂平从胡适这段话豁然有悟，于是下决心从1958年12月恢复中断了二十年的日记，开始逐日记录胡适先生的日常言行，从1958年12月5日起，一直记到1962年2月24日胡适逝世那一天。
胡适是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尤其是他的道德品性更受到海内外人士的衷心赞扬，被尊称为“圣人”和“人伦楷模”。徐志摩在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就有“胡圣潘仙”一语（潘光旦只有一条腿，可跻身八仙）。苏雪林则说：“胡先生的温良恭俭让及其休休有容的气度，尼山（即孔子）之后一人而已。”我读《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就觉得这本书如同记录孔子言任的《论语》一样，记述的是二十世纪一位新孔子的珍言和德行。因此，我是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以下简称《谈话录》）当作一部新《论语》来看的，而且也像司马迁到鲁地瞻仰孔子遗迹后发出的感慨那样，也对这位新孔子油然产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感觉。
胡适是个有很高德性的人，特别是在做人这个人生根本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胡适去世后，他的朋友和学生在缅怀他的文章中对他的为人之德无不赞颂备至，有些无私助人、不求闻报的故事更是感人至深。林语堂在一篇回忆文章（《我最难忘的人物——胡适博士》）中就讲到他亲身体验的一件事：1920年林语堂获得官费到美国哈佛大学作研究生，不料到了美国，官费却迟迟未能汇来，使他顿时陷入困境。他便立即打电报向国内告急，结果很快收到两千美元，使林语堂得以顺利完成学业。林语堂回北平后就向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面谢汇款事。蒋先生诧异地问：“什么两千块钱？”原来解救他摆脱困难的是胡适（当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那笔在当时近乎天文数字的钱是胡适从自己腰包里掏出来的，而且从不向人提及。
或许有人要问：胡适为什么待人这么好，他究竟图的什么？是什么思想促成他这么做的？有一次胡适与胡颂平的对话可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胡颂平对胡适说：“我读《论语》，在先生身上得到了印证。”胡适先是“哦”了一声，然后平平淡淡地说：“大概是多读《论语》的缘故吧。”过去有些保守派学者往往攻击胡适“数典忘祖”，背叛中国传统文化，这真是天大的误解和冤枉。胡适虽然是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挂帅人物，但他从来没有对祖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过。他整理国故，其实是一种去伪存真、淘汰糟粕的工作，对祖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一点也没有舍弃过，抛弃的只是那些妨碍中国进步的东西。他所说的“全盘西化”，实质上是“充分西化”之意，这一点他曾详细解释过。在如何做人这样一件大事上，他终身奉行的也一直是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其核心内容就是孔子提出的人生最高理想——“仁”。“仁”的观念包涵很广，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胡适的人格魅力主要来源于此（当然也不排除西方人文主义对他的影响）。
孔子的“仁”，是一种很高境界的爱，它主要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是要帮助所有的人成为有德、有智、有才的人。作为孔子思想的继承者，胡适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仅慷慨解囊从经济上帮助别人，更多的是随时随地从思想教育上帮助人，他希望所有的人（尤其是青年）都能成为有思想、有知识、有才干的人，来共同建设一个科学、民主、富强的国家。在《谈话录》里，这方面的内容颇多，如1961年4月21、26两日所记的一件事就很能说明问题。21日这一天胡适在报上看到一家戏院正在上演一部电影《雄才怪杰》，他就向胡颂平推荐说，这部电影很值得让孩子们看一看。胡适接着介绍了这部电影是讲在美国发生的一件轰动全世界的案子。三十五年前，美国田纳西州还认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不符《圣经》教义，不许学校教生物进化论。当时有个中学教员叫史东生的，认为这种做法是反科学的，他决定以身试法，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故意在中学里讲人是由人猿演进来的，又授意学生的家长来检举他，这样他就可以走上审判台来揭露那些保守势力的错误了。这件案子在当时影响很大，很快引起世界各地公众的义愤。4月26日，胡适又问胡颂平：“你的孩子都看过《雄才怪杰》的电影吗？”胡适还告诉颂平，这个故事中有位新闻记者叫曼铿（H.L.Mencke），真是个了不起的人，说他在美国读书时，曼铿正在办《太阳报》，后来又办了一种叫《水星》的杂志，对美国的种种现象进行批判，报纸一出来很快就卖光了。史东生被控的案子发生后，《太阳报》全力支持他的一切费用，即使将来败诉后被罚款的话，也由《太阳报》来负担，胡适强调说：“曼铿是这件案子中一个重要人物，不知道你们的孩子注意到没有？”胡适为什么这样不厌其烦地向人推荐这部电影呢？这是因为：一、胡适一贯重视西方进步文明，并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二、胡适一贯坚持对旧观念和保守势力的批判，他不仅自己做，也鼓励别人这样做；三、胡适热情赞扬曼铿见义勇为的斗争精神，他希望人们及他们的下一代也能发扬这种支持正义、勇于斗争的精神。
孔子讲“仁”的含意除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外，还讲到“仁”的另一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流传至今，已成了家喻户晓的老生常谈，但真正做起来可不那么容易。胡适对人的体贴入微随时可见。1961年2月25日晚7点半，胡适心脏病复发，脉搏每分钟一百四十跳，呼吸困难，冷汗如雨，马上送医院急救。2月26日记：清晨四时以后脉搏降到八十八跳，渐渐恢复正常。八点半，颂平进入病房，先生若无其事地躺在床上，笑着说：“昨夜可能要出大乱子，把你们吓坏了吗？惊动了大家，我心里不安。”颂平连忙请他不要说话。他又说：“我对心脏是有经验的，我自己会知道，你们不要怕。”胡适就是这样的人，自己病得那么厉害，却不忘安慰别人。因为他待人一向温和有礼，自然也会得到别人发自内心的回报。1961年12月24日所记胡适在医院里过圣诞节的情况让人备感人间温暖：今天阴历11月17日，是先生的阴历生日，又是圣诞节，先生穿上前些时钱诗亮等十二人合送的织绵晨衣，坐在床上看报。胡颂平到了房间，就向先生祝贺。先生拱起双手回拜，慈祥而又愉快。这时房内圣诞树上的彩色小电灯明亮闪烁，映着各种装饰品，特别热闹。先生说：“这大概因为我是个heathen（即不信教者）的缘故，曾护士长们几个人把它装得特别漂亮。”我每次读到这里，内心就会久久不能平静，一个有着伟大灵魂，为中国的进步和人类幸福而殚精竭虑的好人，离开这个世界实在是太早，太早。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