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从名山之约到雪耻之盟
作者：张晶萍
是也。吾在江苏学政任内，成《皇清经解续编》千余卷，因是感触吾湘经学之陋，未免见笑外人。当编辑时，仅得船山诸书及魏默深《书》《诗》古微二种，犹未纯粹，乃以曾文正读书日记析其读经笔记，杂凑一家，而生存人如胡元仪、胡元玉所著书亦录入，盖不得已也。归田后，遂以提倡经学为己任。如阁下年国富强，任择一经为之，必远出前人上。吾观阁下会闱三艺，知必深于经学矣。今日同居一城，吾有书必就商，名山之约定于今日。
三十年后，当初度甲子的叶德辉回首前半生、提笔写下《郋园六十自叙》之时，虽然他“数十年轰轰烈烈”、可圈可点的“英雄业绩”实在繁多，他依然用浓墨重彩描述了王、叶结识的那一幕，并感慨道：“公叠秉文衡，东南名宿尽出于公门下，何图于余？诱掖奖励如此。回思此三十年著作等身，皆出公提撕之力，又实平生第二知己也。”叶德辉将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都归功于王先谦的激励，显示出他难得的谦逊。但亦可见此事对于叶德辉的影响之大。
这个故事宣之于叶德辉之口，在叶氏弟子中间广泛流传。如杨树达在为《郋园全书》作序时，就曾提到，王先谦谷虚成德，“见先生会试闱作，击节叹赏，忘其年辈，投谒先施。谓往者视学江南，续仪征阮氏经编。江皖耆彦，学术纷纶；湘士卑卑，怀惭抗手；今得吾子，湘学其有幸乎！”叶德辉的儿子叶启慕、叶启倬甚至将叶德辉的告假家居也说成是应王先谦名山之约的结果，在为叶氏弟子刘肇隅所作的《郋园四部书叙录》作序时也说：“光绪中叶，长沙王葵园祭酒先谦编刊《续皇清经解》一书，乡先生惟船山著述诸书得以列入。尝谓先君子曰：‘吾今而知湘省无通经之人，不得已，聊以船山备数。子年少有才，似宜涵泳经籍，用功撰述，一洗前此之陋。予望之矣。’是以先君子通籍未久，即养亲家居，南北涉游，购书十数万卷，寝馈于中，无间寒暑。”这当然是过度诠释了。综观各种版本的王、叶名山之约的故事，细节或有所出入，但大意并无二致，无非说明两点：王先谦深感湖湘经学之陋；王先谦与叶德辉订“名山之约”，乃是为了湘学的振兴、湘学的名誉。在这种叙事之下，叶德辉一生的学术研究并非仅仅出于一己之好，而是承载了振兴湘学的历史使命。
作为故事的另一方，王先谦对此却无片言只语的记载。叶德辉一生以“半吴半楚”之人自居，对于湘学正宗缺乏乡人常有的敬意与认同感；个性狂傲，目无余子，非讥长者，轻慢前贤，是他一贯的风格。这使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怀疑叶德辉借此在贬损湘学的同时抬高自己。不过，以王先谦与湘中学者阎镇珩的争论来衡量，王先谦的确有“恐见笑于外人”的心理。
王先谦致仕前，或任编修，或主科考，或充学政，形成了以学术之盛衰为君子之责的理念。他先后编《东华录》、《续古文辞类纂》等，在江苏学政任内编刻《续皇清经解》，继阮元之后又一次集清代经学之大成。作为学者型官僚，王先谦的桑梓之情落实到表彰乡邦文献上，落实到对于湘学的张大上。然而，这种张大湘学不是一般的溢美，而是建立在反思意识的基础之上。由于多次充任考官，到过浙江、江西、云南等地，王先谦对各地学风之不同深有体会，无形中会将之与湖南学风进行比较，并因此有了“全国视野”。换言之，王先谦是站在全国学术的高度来审视湘学的长处与不足，绝不以“四塞之国，风气独特”自我遮蔽。而在“导源于吴皖、流衍于全国”的经学主流——汉学的标准衡量下，向来奉理学为正宗、以致用为宗旨的湘学显然处于劣势之中。王先谦念经术之不明、望乡人之奋励，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
王先谦的这番苦心，并不为湘人所理解。当汉学渐渐在湖湘大地传播开来之时，笃守程朱理学的阎镇珩深以为忧，起而抵制。他认为：时至今日，士人奔走津要，不顾礼义廉耻，都是汉学“以名相高，以利相诱”的结果。王先谦反问道：那些从事考据的汉学家们，终日钻研，头也昏了，眼也花了，求的是能有一部著作传世，哪里还有时间去奔走权要？奔走权要的人又怎么肯终日手持一卷汉学书？乾嘉学者于经籍传统，考订发挥，“其实事求是，使古籍暗而复明，微言绝而复续，有裨学术甚巨，如江河之不废也”。考据之学，本需长期沉潜，自甘寂寞，才能有所成就，非浅尝辄止者所能成功。倘若说汉学有流弊，穿凿破碎者不免有之；倘若说汉学之兴会成为世道人心之忧，则纯属无稽之谈。王先谦还特意拈出一段掌故以为警诫：“孙芝房先生以粤寇之乱归狱汉学，大为士林姗笑。良由于考据一道未加讲求，致兹巨失，故曾文正起而亟正之。”
孙鼎臣（字芝房）之言是湘中汉学批判思潮的集中体现。湖南向有“理学之邦”之称，本不以考据为能。乾嘉之时，汉学风靡大江南北，湖湘学子依然谨守先贤传统，崇奉理学。嘉道以后，清朝由盛转衰，学术界兴起了一股反思汉学流弊的思潮。湖南经世派以提倡实学崛起于一时，对于汉学的批判尤其尖锐。不过，湘人对汉学的批判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谴责，而较少学理的分析，所论难免偏颇。孙鼎臣甚至说：太平天国之乱，都是汉学惹的祸。此论一出，“大为士林姗笑”。谁都知道，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是读了西教之书，才主张天父、天兄之说，才要以西教伦理去摧毁孔孟伦理，他哪里知道什么考据？将太平天国的兴起归结于汉学，说明湖南人并不明白汉学究竟为何物。汉宋之争这类学术问题，岂是仅靠道德谴责所能裁决的？连理学名臣曾国藩也不得不出来纠正孙氏的过激之论，说：“近者汉学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致粤贼之乱则少过矣。”曾国藩强调：汉学之名可以不立，但汉学之门径不可不知。他本人的治学倾向也由早年的一宗宋儒转化为汉宋兼容。
学术思潮的发展往往充满着悖论。近代以来的湘人本是以汉学的批判者出场的，而在汉宋之争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偏激与对汉学的无知，尤其是“为士林所笑”，又刺激着湘人去了解汉学；一旦评价标准由理学转移到汉学层面，则湘学在汉学领域的不足立刻显现。反思湘学之不足，成为部分湘人的自觉意识。比如郭嵩焘就是其中的一位。郭嵩焘在近代史上不仅以倡导洋务、思想开明著称，同时他还是一位著述丰富、成就显著的学者；著有《礼记质疑》、《中庸章句质疑》、《大学章句质疑》、《毛诗余义》、《校订朱子家礼》等，于经学寝馈极深，无愧于专门名家。作为一位学者，郭嵩焘对于湘学的不足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曾说：“乾嘉之际，经师辈出，风动天下，而湖以南黯然无知郑、许《说文》之学者。”言外之意，湘学固然以经世致用为传统，但不知郑、许《说文》之学，毕竟是一种缺陷。王先谦由于自己的经历，特别是在编《续皇清经解》时表彰乡邦文献的挫折，对于湖湘经学之陋更有切身体会。王先谦归田之后，同郭嵩焘过从甚密，谈文论学，时时以世道人心为念。郭嵩焘每以湖南人文不盛为忧（这是郭嵩焘晚年日记的一个主题），王先谦则以湖南经学不兴为憾。提升湘学在全国的地位，成为他们一致的心愿。
也正因为如此，当阎镇珩指责汉学破坏道德人心之时，王先谦旧话重提，劝告他先去了解汉学家的工作，以免贻笑大方。王先谦还说：不能通古，又怎能达今？在王先谦的劝说下，阎镇珩放弃了对考据之学的偏见，并在考古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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