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虚构的辉煌与捏造的卑鄙
作者：哈 米
那么，马丁真的是真的吗？
这名间谍倒还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他决定拿自己的生命作一次赌注。他主动给这两位英国小姐留下了他下榻的旅馆的地址，说如果需要他帮助就找他。
间谍匆匆赶回旅馆，发报：“马丁可能是真的。但为了确证，我故意向敌人显示了身份。一小时后如没有我的消息，说明我暴露而被捕了，也就说明马丁是假的。”
这时是晚上十点钟。他拔出枪，上好膛，拉开房门，回到床沿，坐下，静候。时钟，嘀嘀地走着。
这边，帕梅小姐立即向伊文·蒙塔古汇报。蒙塔古问：你怎么知道这家伙相信了？帕梅说，从他的眼神里我感觉是这样，并给了间谍留下的地址。
联合行动的法国情报部门未经蒙塔古同意就驱车疾驰去核实间谍留下的地址是否真实。蒙塔古急了，驾车火速赶上了法国同行，厉声阻止：你们这种贸然行动一经暴露，顶多抓住了一个间谍，而要牺牲掉我们三万人！“甜馅饼”行动就前功尽弃。绝对不能惊动这个间谍，让他安然回去！
于是，间谍下榻的旅馆周围，除了树阴里几双无声监视的眼睛外，春夜，一片静寂。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那个间谍放心了，发报：“马丁是真的……”
一如“甜馅饼”所安排的，德军把重兵移到了希腊，盟军顺利攻占了西西里，创造了辉煌的战果。
（二）
再说卑鄙——1934年到1937年，为清除大批列宁的亲密战友，斯大林亲手设置、最终败露、贻笑天下的那个“套”。
曾身居苏联庞大国家机器高层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与斯大林制度决裂后，在国外出版了他惊世骇俗的揭露历史真相的《震撼世界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中译本是它面世整整四十年之后，才由彭卓吾翻译、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十三年前那个冬夜到黎明，我读它时，心，一直在颤抖。今天重读，依然如此……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套”？且听在下慢慢转述：
莫斯科三次大审判首要目标是托洛茨基。作为1905年革命和十月革命卓越领导人的托洛茨基，最为列宁所信任，最被斯大林所痛恨。但托洛茨基1929年就被驱逐到国外，无法控制他的斯大林就更加痛恨托洛茨基，必欲除之而后快。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便捏造出一个“阴谋联系网”，托洛茨基是整个“反革命地下组织”的领导。他通过这张网，从他在不同时期居住过的丹麦、法国、挪威等国家，把黑手伸向苏联。斯大林捏造托洛茨基与反革命阴谋网联系有两种方式：一，托洛茨基与这个地下组织的苏联领导人秘密通信；二，这些领导人专程从苏联到托洛茨基那儿汇报并接受指令。但在莫斯科三次大审判中，没有获得“秘密通信”的丝毫证据。而国家公诉人强调，不仅是通信而且秘密会见已不止一次。为了公诉人说话有依据，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授意戈尔茨曼、皮达可夫、罗姆三名被告人在法庭上承认他们每个人在不同时期都在国外见过托洛茨基，并从他那里领到过给地下组织的指令。斯大林满怀信心地估计，这将是一张把政敌打得落花流水的王牌……
精心导演设计的场景是这样的：被告人戈尔茨曼供认说：
1932年11月我被派往柏林执行公务时，曾在柏林秘密会见了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我受阴谋组织的一个领导人伊·尼·斯米尔诺夫的委托，把一份报告和联系密码交给了谢多夫，让他转给托洛茨基。在随后的一次会见中，谢多夫建议由他陪我一起去哥本哈根与托洛茨基相见。我同意了他的建议，但我提醒他说，为了不引人注意，咱们俩不好一起去。我与谢多夫商定，我过两三天再去哥本哈根，住在布里斯托尔旅馆，在那儿跟他碰头。我一出车站就直奔旅馆，在旅馆的前厅见到了谢多夫。上午将近十点钟，我们一起去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对我说：“务须除掉斯大林。务须挑选一些合适的人来干这件事……”
戈尔茨曼的供词一经见报，托洛茨基立马声明这是伪证，并立即通过外国新闻社向苏联法庭和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提出要求：让他们问一问戈尔茨曼，他是拿什么护照用什么名字去丹麦的。维辛斯基当然没有胆量调查答复，他很清楚，丹麦当局对所有出入境的外国人，都要把他的姓名及护照登记在案，西方新闻记者去一查就会露馅！好在苏联的法律“无所畏惧”，录下口供就可定罪。法庭判决所有被告人包括戈尔茨曼在内，一律枪决。1936年8月25日，戈尔茨曼与其他“罪犯”永远地沉默无言了。斯大林心想这出戏的谜底也就永远不会被揭开了。
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对约瑟夫·斯大林也不例外。“反革命”们被处决不到一星期，9月1日，丹麦官方报纸《社会民主报》刊出惊人消息：布里斯托尔旅馆早在1917年就因拆除大楼而关闭了；1932年戈尔茨曼怎么可能在那儿与谢多夫碰头，随后他们俩又一起从那儿去托洛茨基的住处会面呢！显然，一切都是捏造的！
这件丑闻瞬间传遍了世界。顺便说说，当时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约翰·杜威私人组织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对莫斯科控告托洛茨基的调查中还证实：戈尔茨曼供词中说的他与谢多夫会面的日期也不对，谢多夫那时正在柏林而不在哥本哈根！对这一切，斯大林对外只好保持沉默，对内则大发雷霆：“你们，你们这些人，干吗想出这个该死的布里斯托尔旅馆呀！应该说他们是在车站见面才对。车站在任何时候都变动不了的！”
斯大林命令亚戈达（另译雅哥达）立即认真追查，并把出了这样差错、损害了整个审判威信的工作人员的名字报上来。亚戈达想挽回一点败局，派出一名经验丰富的特工赶去哥本哈根实地查看，能否采取点补救措施，但他一无所获而回。参与此案的人都异常纳闷：哥本哈根的旅馆多得不胜枚举，经验老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偏偏挑中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布里斯托尔”！真叫“冤枉鬼叫”啦！
根据斯大林指令追查出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戈尔茨曼经不住严刑拷打，终于同意在向他提出的一切要求上签字。这时审判者们要求选一个戈尔茨曼与谢多夫假的会面地点，这个地点要便于去托洛茨基的寓所。
叶若夫认定，最合适的地点是旅馆。本应当从外交人民委员部负责收集所有外国情报的“第一管理局”提供一个合适的哥本哈根某旅馆的名字。但是，负责“从技术方面”来准备审判程序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特工头子莫尔恰诺夫认为，直接向外交人民委员部要一个哥本哈根的旅馆的名字不够慎重。因为他知道，这个旅馆的名字，不久将在公开的审判中出现，届时，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们就会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于是，莫尔恰诺夫自作聪明地叫自己的秘书打电话给外交人民委员部第一管理局，请他们把奥斯陆和哥本哈根的旅馆介绍几个过来，听起来似乎是为了给一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出国人员安排下榻处。
秘书按莫尔恰诺夫的指示办了。可秘书在打印弄来的旅馆名单时，把在奥斯陆和在哥本哈根的旅馆名字搞错了。莫尔恰诺夫好选不选，偏偏选中了这个该死的“布里斯托尔”。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就这样产生了！“布里斯托尔”倒是有的，不过不在哥本哈根，而是在奥斯陆。
戈尔茨曼被迫承认自己与托洛茨基在“布里斯托尔”会面密谋，在供词上签字，哪里知晓个中奥秘呢！
我之所以将一些必须完成的重要稿子暂放一边，而从屏幕上和书页中转述这两个真实的故事，其目的只想让热衷于集体遗忘和日益浸润于物欲的人们，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中某些震惊世界的片段。这不是没有意义的——尽管如今已不太注意“意义”两字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