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作者:资中筠




  临时出国的人员按规定在国外期间发少量的零用钱,好像是一天一瑞士法郎(那时不用美元),如果出去十天半月,可以凑足十几法郎。过去,人们大多买一些有当地特色的小工艺品或精致的日用品。而到了1960年,出国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不约而同用那点零用钱购买食品带回国,也有买维生素和其他补品的。还有人闹笑话,买了黄油放在箱子里,回来化了,衣物都被油污。我也有过一次经历,曾在另一篇文章“在胡志明家做客”中提到,说的是我在女儿三个月时随一个规格很高的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主人发零用钱并陪我们到“友谊商店”购物,我买了白糖,结果引起陪同的主人注意,竟送我一大盒白糖,我因此回国写检讨。那时还没有明令禁止出国购买食物,我只检讨而没有受处分。后来(可能是1961年下半年),出国人员在外购买食品日益成风。与此同时,尽管对外封锁甚严,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国际上对我国经济情况也议论纷纷。于是传达了一道命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食物回国,以免损害国家形象,“授人以柄”。在那之后,这就成为纪律,事关反帝反修大业,如还有人犯规就是客观上为敌人反华宣传服务了。此之谓饿死事小,面子事大。
  还有一次与面子有关的趣事,大约是1963年春,我被借调到全国妇联,随妇女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争论已经公开化,此类国际会议早已成为中苏代表吵架的场所,其他国家代表一部分追随苏联,一部分追随中国,多数中立,看热闹。无论是工(会)、青、妇、和平会议,内容都大同小异,争吵的议题在同一个时间也基本相同,其激烈的程度视当时中苏两党谈判的情况而定。那一次照例在出国前召开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会议,由团领导交代方针、精神。团长讲完“寸步不让,坚决斗争”等精神后,做了一项特别交代:大家要注意仪表,脸上化化妆,免得在各国花枝招展的妇女群中显得“面有菜色”,人家更要说我们是饿的!那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但为外交斗争需要,为了国家体面,不妨爱一次“红妆”。
  事实上,那时我和不少同事已经得了浮肿。有一段时期每天早晨醒来感到睁不开眼睛,总觉得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而是勉强起床。后来就越来越明显,脸上、腿上一按一个坑。陈乐民下放一年后回来更加严重,他本来很瘦,回来变成了大肚子。据说他在下面有一次看水堤时因腿软站不住滚到了水沟里,幸亏被人看见及时救起,没有淹死。可能1961—1962年间是最困难的时候。此时出现了两点极不寻常的政策精神:一是默许,甚至鼓励有海外关系的人接受海外亲友寄赠物品;二是不再强调全力以赴地工作,而号召“劳逸结合”,减轻工作负担,必要时缩短工时以保存体力。前者与我无关,因为我没有海外亲友;后者也没有惠及我,因为那段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复杂多变之时,多反映在国际会议中,所以我所负担的工作不但不能减,反而更重,照样开夜车。不过按规定,晚上工作过十一点就有夜宵,大师傅端上热汤面或烙饼,是一大享受。甚至为此故意把工作拖到那个时候。那段时期出国开会照常进行,我发现一个奇特的体验:每到国外,两三天后浮肿自然消减,有一种忽然神清气爽的感觉。很明显,就是吃了三天饱饭,而且有足够的高蛋白补充。
  我在那段时间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中央领导接见外宾时被召去做翻译,大多在中南海,而且大多在半夜。安排此事的是国务院外办,每有任务,由他们通知我所在的单位办公室,办公室随即转告我待命,那我就不能睡觉了。当时廖公(承志)是外办负责人,又主管我们单位的工作,我们参加国际和平会议的代表团经常是他主要负责,所以对我本人也熟悉。我得了浮肿以后,我们单位领导就以此为例,并以我工作特殊为由,乘机向廖公呼吁,申请补助。刚好此时又发生陈乐民在工作中晕倒抢救之事。于是在廖公授意下,我们单位以我们夫妇健康恶化为例,打报告为本单位职工申请营养补助,由廖公特批若干数量的牛奶。从那以后一个时期,每天上午十时,工间操时间,大家到一个地方去喝牛奶,鱼贯而入。有人掌勺,从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牛奶中每人发一碗。虽然供应人数不少,也不可能全体职工人人有份,名单如何定的,不得而知。可以想见必然有人感到不平。当时喝到的同事开玩笑说沾了我们两人的光。但是到“文革”开始,此事反过来成为本单位领导和我们本人的一条罪状,特别是廖公靠边站后,此事更成为批判内容。尽管有此照顾,我的健康还是严重透支,到1964年虽然形势已经好转,我却积劳成疾,全面垮台,大病一场,足足休养了两年才恢复正常。此是后话。
  总之,关于“大跃进”,不想则已,回忆起来贯穿始终的是“吃”的问题,其余“大事”都隐退为背景。“民以食为天”,信然。
  平心而论,相对说来我的处境还是比较优越的,可以说间接地享受了某种特权。在极端困难时期,城市居民处境比农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更无论按级别分配的特权了。大批饿死人都在农村。所以与“反右”以知识分子为重点不同,“反右倾”时机关中批判的对象多为家在农村的干部,因了解家乡情况在机关中发牢骚而获罪。我就曾亲历一次上级机关召开的批斗“右倾机会主义”重点对象的大会,那是一位中层干部(其级别足以看到内部文件),其罪状就是回乡一趟后,在办公室“散布”家乡饥荒的情况,表示对“大跃进”不满,而且还泄露他看到的内部通报中的某些实情。多年后,我家先后请过两名安徽保姆。她们都讲述过家里饿死人的情况。令人心寒的是,她们讲述时非常平静,没有眼泪,没有叹息,好像是在讲别人的事。她们说,过去可以逃荒要饭,那时连要饭都没处去,因为千村万户都一样,没有一户是有存粮的。由于虚报浮夸,上面催交的粮食数量极大,谁家藏一点粮食,村干部挖地三尺也要取走上交,她家中最后一罐偷埋地下的粮食就是这样被挖走的。
  比起当年农村的万户萧瑟,我的“记饿”真好像有点无病呻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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