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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尤利西斯的“绳子”到布什的“笼子”
作者：宋书林
对于这则英雄和美人的故事，历史上有各种版本的解读。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认为，海妖以智慧诱人，反映了古希腊人对获取知识的好奇心。另一种观点却认为，塞壬展现的只是肉欲，尤利西斯面对诱惑不动摇，自然就成了受人尊敬的道德典范。同样是这个故事，基督教信徒的解释则是，尤利西斯为了寻找上帝而远征，是一位信仰坚定且能驾驭自身自由的模范基督徒，海妖是其征途中的险阻与异端。而布坎南则独辟蹊径，看到了绳子的象征意义，把缚住英雄尤利西斯的一根普普通通的绳子解释为“宪政之道”。
“尤利西斯自缚”的故事给予我最大的启迪是：即使是英雄，也无法完全依赖于内心的信仰与操守。英雄也要借助外在的力量，需要一根绳子来加以限制，何况我们并不都是英雄。在强大的诱惑面前，我们的意志未必能够超越英雄尤利西斯，我们很难把握住自己，很难保证自己不会隳沉和迷失。因此，我们需要一根更加结实的绳子来规范我们的行为。如果从这一点上来理解“尤利西斯自缚”的故事，我更倾向于布坎南的观点。
其实，尤利西斯的弱点是人类所共有的通病。尤利西斯作为一个智者尤其明白这一点，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达到了韦伯所谓“头脑的澄明” 的境界。故事一开始，尤利西斯就正确地估计了自己抵御诱惑的实力，不相信自己内心的道德力量能够足以战胜外界强大的诱惑，最起码的是，他也对自己缺乏足够的信心，否则他不会采取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他把自虐作为战胜诱惑所付出的必要代价，因而为深藏于自己人性中的弱点聪明地预设了一种防御的机制，最终他借助外在的力量赢得了对自己的胜利。
在形形色色的诱惑中，权力对人类的诱惑远非女妖塞壬天籁般的歌声可比。一部人类历史可谓是权力争夺史。所幸的是历史并不吝啬，人类具备“澄明的头脑”的远不止英雄尤利西斯一个，否则历史将仅给我们留下一条孤独的绳子。而事实是，继尤利西斯之后，一批又一批耳熟能详的文化英雄，诸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潘恩、杰弗逊、富兰克林等，在被历史慷慨地奉献出来的同时，也为历史奉献出更为缜密的“宪政之道”——那些远比尤利西斯的绳子结实得多的锁链、镣铐和笼子，为权力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制衡的机制。聪慧而善良的他们，一出场，便注定成为一座座闪烁的灯塔，烛照着人类前行的方向。
这些文化英雄们对具有更大诱惑力的权力，始终保持着更高的警惕。他们认为，权力就意味着支配和被支配，它的本质属性是对平等的破坏和对自由的剥夺。因此，权力经常构成对公民权利潜在的威胁，它天生就是一种“恶”。托马斯·潘恩说，政府即便在它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恶。基于这一认识以及对人性的悲观，他们在对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时，不再奢谈对人的信任，不把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寄托于掌权者崇高的品德和善良的愿望上，从而排除了赋予任何人和集团以无限权力的可能性，给强势的权力划定壁垒分明的“行为边界”，用宪法的锁链和樊笼来约束他们。事实证明，也只有让权力带着镣铐跳舞，在合理的框架内运行，权力的“恶”才不能违背人们让渡部分权利的初衷，才不会伤及人类自身。
这些文化英雄们凭借着自己的先觉和自觉、清醒和担当，为西方文明的正常运行安装了一个可靠的操作系统，这个系统具有极其非凡的意义。美国总统布什曾经这样评价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大的文明成果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
我也力图在东方的历史文化中搜寻着属于我们自己的绳子、锁链、镣铐和笼子。当我读到《论语·季氏将伐颛臾》中“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时，眼前一亮，这“柙”和“椟”不就是笼子吗？仔细研读的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圣人也许根本无意于此，我们也并没有从圣人“是谁之过与？”的诘问中得到一点有益的启迪，否则也许我们以后的历史不至于此。我总觉得，我们的思路出了问题：老虎和犀牛从笼子里出来伤人，我们不是亡“虎”补牢，从笼子的角度和管理笼子的人的层面去深入反思，反而求诸于“老虎”的自律，这岂不是与虎谋皮？“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史官制度，确实也让一些帝王有所收敛，但他们通常可以动用自己对于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控制力，以隐瞒真相、篡改历史的方式逃避历史的惩罚，而士大夫们在其中更多地沦为可耻的同谋和帮凶。自上而下的御史、谏议等制度，在监察百官、直言切谏时，预设的功能因为诸多因素的销蚀而大大降低，对于诸如帝王等高高在上者更是无能为力。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也让人依稀地感受到一只无形却威慑人心的笼子。这个学说的聪明之处在于，在乱臣贼子的头顶，永远高悬着挥之不去、法力无边、惩恶扬善的“天”，它时刻地提醒着人们：人心易犯，上天难欺啊！但当遭遇无法无“天”的政治强人时，再大的笼子也都形同虚设。近乎具备布坎南所谓“宪政之道”意义的，是民主革命先行者孙文在革命早期设想的英美式宪政道路，却也在革命后无力为继。
可见，对于权力的驯服，是中外历史重要的社会政治课题。与西方制度设计的初衷迥然不同，中国人习惯于从人性善的逻辑起点来安排一切，对于权力之恶缺乏应有的防范，轻率地把人们的福祉和国家的未来完全寄于一人，导致了“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变数和偶然。伏尔泰也说：“国家的繁荣昌盛仅仅系于一个人的性格，这就是君主国的命运。”自“始皇体制”建立后，“百代皆行秦政制”，而很少有体制的创新，缺乏对体制的解构和破坏力量。长期的专制独裁统治，皇权和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权力的功能屡屡被无限地放大了，权力的约束被权力者消解了，限制性的设施被大力者撤除了，权力终于冲破了所有的绳索、锁链和笼子。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对于制度设计中存在的漏洞，不是给它打上补丁，从根本上加以杜绝，而是处心积虑地钻这个空子。“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隐秘，早在战国时期的智者庄子曾予以揭露和批判。可是，面对严重的制度缺陷，后来的人们不是想方设法地改掉它，而是身体力行地奉行它、实践它。
陈独秀在晚年的著作《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一文中指出：“不是斯大林产生了独裁制，而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独裁制产生独裁者，同时也产生奴才，而奴才是没有自己的思维器官的。专制的文化土壤一旦形成，很难自行产生改变自身的思想力量。虽然在封建社会晚期，专制体制内也产生了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物，但是在没有“绳子”和“笼子”的强权面前，以及在“一群做稳了的奴隶”面前，他们的命运与西方的文化英雄的命运迥然不同，注定只能成为悲剧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