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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政治家的宿命
作者：雷池月
政治家掌权越久往往毛病越多，由于害怕失去权力，恋栈权位便不择手段，心思全用在这上面，干实事的效率自然就差了，兼之听不进不同意见，犯错误的几率必定增高。吕夷简执政的后期，且不说他在人事斗争中的表现，光是制定政策上的失误便为当时朝野所不能原谅。比如他忽发奇想，招募行走江湖的浮浪子弟及各色市井小人筹建所谓万胜军，说是定能提高宋兵的作战能力，结果花了国库许多钱，不要说“万胜”，连可以出师的队伍都未能成形，徒然留下笑柄。又比如他制定政策，让所有宗室子弟都可以列入御林军军籍，授予官阶，享受各种待遇，结果近卫军里增加许多废物还不说，中央财政更是背上了一个大包袱。再比如，当西夏前线紧张之际，他向皇帝建议，为了不让契丹与西夏遥相呼应，增加对契丹的“赠金”二十万。这话当时好像不无道理，然而这种钱，是加上去了就再也减不下来的，年复一年，让国家和百姓深受其苦。
一系列的政治失误，再加上在排斥异己方面的诸多过分之处，吕夷简政府的舆情越来越差，有人在奏章中直指“自夷简当国，黜忠言，废直道，……以姑息为安，以避谤为智，西州屡以败闻，契丹趁此求赂，兵歼货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变异，士民怨咨……以柔而易制者升为腹背，以奸而可使者任为羽翼……是张禹不独生于汉，李林甫复见于今也”。面对如此激烈而难堪的舆论，吕夷简只好辞职。仁宗多次挽留，最后同意“半退”，仍然保留司徒的名衔“预议军国大事”，结果遭到言官们更激烈的弹劾，说“夷简为相，首尾二十余年，功业无闻，今以病归，尚贪权势，不能力辞，伏乞特罢商量军国大事……”他不得不又上表请求“全退”，批准之后，离开京城，到洛阳养老。作为一个在职的或尚未全退的宰相，要忍受那些奏章中充满火药味的言辞真不容易，而事实上，其中也确实有夸张不实之处，但吕夷简没有为自己辩护，他大约想到了，由于在权力斗争中很多事做过了头，别人在这个时候发泄一下积愤，本在情理之中。对一些分明是“无限上纲”的指责，他不仅不作任何说明，反而表示感谢，说什么“药石之言，闻此恨迟十年”。让某些反对派也对他的度量深感佩服。这证明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还真有其过人之处，
二、三位前辈宰相是怎样去职的
吕夷简第一次当上宰相是在1028年（天圣六年），顶替了被罢去相位的张士逊，而此时张士逊上台才不过十个月，其中自有些原委。
1027年，老宰相张知白死了，被推荐递补相位的人选有两个，即张士逊和吕夷简。张的推荐者是枢密使曹利用，吕的推荐者是宰相王曾。王曾觉得吕作为一名副手，能够细心领会长官意图，恪尽职守。这次机会来了，理当推他一把。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因为“士逊位（指官员衔级的排名秩序）居夷简上，欲用之”，王曾对太后说：“辅相当择才，不当问位。”太后同意了用吕夷简，可是吕本人却不同意，他上奏道：“士逊事帝于寿春府（太子官衙）最旧，且有纯懿之德，请先用之。”太后称赞了夷简谦让的美德，任命张士逊当了宰相。
此时的吕夷简已经五十岁了，官场上摔打二十多年，好不容易等到了当宰相的机会却主动请辞，当然不是出于谦让的美德，而是他冷静分析形势后深思熟虑的决定。当时朝中执政大员资历最老的是曹利用，曹一介武夫出身，“自恃勋旧”，作风跋扈，自前宰相王钦若死后，他就成为朝中领衔大臣，位在次相王曾之前，直到王曾进位首相，才把规矩改了过来，曹心里还老大不痛快。这次他支持张士逊，因为张一向行事仰他的鼻息。如果吕夷简此时接了相位，那日后做事一定处处会受到曹利用的掣肘和刁难。明知如此，哪能图一时的荣耀而冒险犯难置自己于尴尬之境？更重要的还不止此，吕夷简预见到了不久即将到来的变动和机遇，他观察到曹利用的骄横已经引起章献太后的严重不满，曹自取其祸的危机就在眼前。果然不久，曹就因为侄子曹汭的罪行受到株连，罢去本官，贬往房州安置。派了一名太监负责护送（就是押械），意思很明显，不想让他活着回来了。果然，走到襄阳，曹利用不堪凌辱，投缳自尽。
张士逊是曹利用举荐的，虽名为宰相，“未尝有是非之言，时人目之为‘和鼓’”（即今之所谓打边鼓者）。曹汭案件暴露，廷议时，张士逊觉得自己有义务站出来为战友尽些维护之力，便徐徐说道：“此独不肖子为之，（曹）利用大臣，宜不知状。”太后发怒了，当场就要把张一撸到底，还是宋仁宗念他是东宫旧臣，让他到江宁任知州。张士逊一走，王曾马上提出由吕夷简递补为宰相（次相、集贤殿大学士），太后表示同意。吕夷简再也不推辞。从谦让到当仁不让，不过隔了十个月，政治环境却有了极大的改变，这证明吕夷简对时机的拿捏十分到位，当然还有为制造这一时机付出的主观努力——很明显，没有中书省的积极配合和支持，曹利用一案的查处不可能这样顺利和彻底。半年以后，王曾被罢去相位。又过了一个月，吕夷简当上了首相（昭文馆大学士）。
1033年春天，章献太后的死带来了政局的极大变动。一开始，仁宗打算全部撤换掉原来太后任命的执政班子，只留下吕夷简。因为吕表现很积极，上疏言八事，劝仁宗刷新政治，而且平时在太后面前从未见有谄颜献媚的样子。仁宗和吕夷简讨论了人事大调整的细节，回到宫里，告诉了郭皇后。郭皇后说：“你以为吕夷简就不附和太后吗？他不过是做得更巧妙一些，并且善于随机应变。”仁宗一听，觉得也是，最后决定连夷简一起罢掉。第二天，宣布名单，吕夷简听到自己也在罢官之列，当下真如遭到雷击一般，失了方寸，事后通过太监的门路才打听到是郭后使了招，从此和郭后结怨。
接替吕夷简的还是张士逊，然而，这人实在不是当宰相的料，干了半年，毫无建树不说，还不断地出岔子，被御史弹劾，仁宗只好将他罢去。宰相位子又空出来了，仁宗想想，还是吕夷简来干比较合适。于是，离职半年之后，吕又当上了首相。这届政府的次相是李迪，史称“性淳直”，是个敢说敢干的人，真宗末年，遭到丁谓的打击，罢黜到边远军州，仁宗搞班子大调整时让他当了宰相。刚落实政策的人，都有股子大干一番事业的积极性，张士逊庸懦无为，李迪看不惯，因此对吕夷简重回中书，他是欢迎的，想两人联手有所作为。可是吕夷简习惯搞一言堂，对李迪这种资格比自己老的同僚，不惟不欢迎，而且是十分抵触，一有机会就在皇帝面前打小报告，数说李迪的毛病。李迪对此并不知情，直到范讽事件爆发，双方矛盾才公开化。
翰林侍读学士范讽“性倜傥，不拘细行”，和李迪是多年知交（还是姻亲），政治上则一度是吕夷简的盟友。他大力排挤张士逊，积极声援吕夷简恢复相位，后来又受吕的唆使，促成了郭后的被废。他的个人目的是进入政府掌权（即安排为参知政事或枢密副使），但他太能搅局了，吕夷简不敢举荐。范讽老没见动静，就主动向朝廷建议，选择能臣，以取代“大臣之不称职者”，吕夷简由此对他产生恶感。范讽“久不得意”，请求外放，并对皇上说：“陛下朝无忠臣，一旦纪纲大坏，然后召臣，何益！”吕夷简听了更加恼火，暗地里授意御史庞藉弹劾范讽，同为宰相的李迪袒护姻亲，不但不追究范讽，反降了庞藉的官。庞藉不甘，在吕夷简支持下继续不断参劾，从政治问题（结党营私）到生活问题（败坏风俗），越扯越复杂，越说越严重。范讽也请求自辩。皇帝指定了一个专案组调查处理，结论是：庞藉有些揭发夸大不实，依法应降职；范讽确实存在严重问题，从知兖州任上再次贬往武昌去做行军司马。很明显，吕夷简有意识从重处分范讽，并且以此来达到扳倒李迪的目的。其实李迪比较正派，并不清楚范讽有那么多名堂。皇帝召开御前会议研究范讽案件的处理方案，没有通知李迪参加，李迪知道大事不好，惶恐不安地提前下了班，果然，第二天，就被罢了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