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湘潭王、叶:争而不矜两经师

作者:张晶萍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九。湘绮老人王闿运在他的日记中愤愤地写道:“叶麻来,躁安殊甚,湘潭派无此村野童生派也。”
  此后,这个叫“叶麻”的人还会经常出现在王闿运的日记中。不过,几乎每一件与叶麻有关的事,都叫王闿运不那么舒服。这一切似乎在告诉人们:叶麻可恶,能量却大,闿运鄙视他,却不能视而不见。以湘绮老人的涵养是不会随意道人短长的,日记则是写给自己看的,尽可以吐露心声。正是这一心声,让我们窥见了一段王、叶纷争的秘密。
  王闿运(1832—1916)字壬秋,一字壬父,湖南湘潭县人。因自题所居曰“湘绮楼”,学者称其为“湘绮先生”。湘绮先生湛深经术,著作繁富,于《尚书》、《诗经》、《礼》均有研究,于《春秋公羊传》深造自得,是晚清公羊学大师。不过,经学乃高深学问,非专门之家不得与论。对于时人而言,湘绮先生之可敬,更在于他的辞章才华,所谓“《湘军》作志,倾倒一时”。一代文翁,大笔如椽。被湘绮老人记上那么几笔,亦算是三生有幸。更何况《湘绮楼日记》乃是晚清与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齐名的四大日记之一,是后人研究那段历史的最好的第一手资料。因此,进了湘绮老人的日记,无异于“载之史册”。只不过,以这样的形象进入史册,却未必是叶麻所能同意的。
  这个被湘绮老人蔑称为“叶麻”的人,不是一般的青皮后生,而是湘省另一名流叶德辉。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号直山,一号郋园。职此之故,叶德辉也被人称为“郋园先生”、“郋园老人”,不过那是后话。叶德辉原籍江苏吴县,祖父始于道光末年携眷来湘,遂居住长沙,叶德辉即生于长沙长于长沙。又因叶德辉曾以湘潭县籍参加县试,故又为湘潭人。叶德辉早年入岳麓书院就读,1885年中举人,1892年中进士。分发吏部任主事几个月后,就请长假回乡“侍养双亲”,成为湘绅中的活跃分子。叶氏家族在湖南原本不过是富商大户,自从出了叶德辉这么一个“读书种子”,竟变得很有些像书香门第了。家置饶资,故有财力搜罗古籍;勤奋好学,故不满足于做一个古董家。因此,叶德辉的身份,准确地说是湖南当时最大的藏书家,也是经学家,尤精目录版本学与文字学。
  在晚清同治、光绪年间,王闿运与湘中另一名儒王先谦(1842—1918,字益吾,号葵园)都讲学书院,群士承风,奉手其门。叶德辉以少年新进,而名声与齐,有长沙王、叶(王先谦与叶德辉)、湘潭王、叶(王闿运与叶德辉)之称。德辉以三十出头之少龄,跻身于湘省名绅之流,“吏部主事”的身份固然起了很大作用,葵园老人的赏识、提携更是功莫大焉。在切磋经术的同时,参预省政大事是王先谦、叶德辉的又一共同爱好。在此过程中,叶德辉的“决事明快”、“足智多谋”如同他的经术根柢一样,让葵园老人大为佩服。于是德辉很快由湘绅而名绅而权绅了。勇于任事与热衷奔竞原本就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全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风头正健的叶德辉也引起了世人的侧目。比如,湘绮老人就看他不惯。
  以湘绮老人的资历,对叶德辉这等后生小子原本可以忽略不计。叶德辉尚未出生之时,王闿运即已声名远扬,成为一代儒宗。王、叶结识至少在光绪十四年(1888)左右就开始了。当时,湘绅在省城北门外开福寺成立碧湖诗社,推王闿运与郭嵩焘递相主盟。据叶德辉侄子叶启勋所撰《叶郋园先生年谱》记载,当时湘潭著名的诗僧释寄禅曾邀请叶德辉入社。叶道是:“碧浪湖里鲫鱼多。”偶尔赴会而不入社,似乎是嫌诗社诸人不足为伍。这不过又是一则查无实据的事后回忆。那时的王闿运乃湘省词坛盟主,未必会对叶德辉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后生稍加留意。然后,几年之后,当叶德辉在湖南省界崛起之时,王闿运不得不正视这位晚辈后生。不同于王先谦的赏识与提携,王闿运对这位后生小子并无好感,以致于在《湘绮楼日记》中但凡涉及叶德辉,几乎全是批评。
  说到王闿运,原亦是以有教无类、奖掖后进不遗余力著称,及门弟子中,木匠、石匠、铁匠等村野之民无所不有。那么,为何对有“吏部主事”之出身、有经学之根柢的叶德辉如此厌恶?从王闿运日记所载来看,他所不满者,在于叶的行事不符合湖湘学派的标准。如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八日,王闿运在日记中写道:“还至上林,闻大声出屋,未审为谁。入见孔、叶。孔云子妇初昏而丧。叶云日作冶游,以为得意,亦太无耻矣。”岂止是鄙夷,简直是愤恨!
  众所周知,湖南有理学之乡的美誉,理学乃湖湘文化的底色。对于湘人而言,崇奉理学不一定体现为对性理之学的深入探讨,而是表现为一种信仰,将理学家所倡导的伦理纲常看成是天经地义、不可逾越的教旨;同时表现为对理学家敦行践履的一种效法,强调其修己治人的功用。王闿运与叶德辉所治均非理学,而是经学,但同样受到理学的影响。然而,二人对理学的侧重显然有所不同。对于王闿运而言,崇奉理学必须落实到个人日常生活中,虽然不至于如曾国藩那样处处按照理学家的功夫修身,至少视、听、言、动须合乎一般的道德标准,以体现一个读书人的行为修养。因此,尽管王闿运一生亦多情,然而张驰有度、含蓄委婉,尤其是经过文学手法的修饰,那便成了风流之韵事、文坛之佳话。叶德辉也继承了湘学崇奉理学的传统,然而仅承认理学义理的权威性,而非理学家的道德修为。他曾表示:“鄙人最服膺朱子之学,最畏居理学之名。平生言行之际,大德不逾言。吟风弄月之时,须具有仁民爱物之量。此方是圣门第一等学业、天下第一流人物。”对理学——确切地说是理学家们的修身功夫——颇不以为然。虽然叶德辉一生以翼经卫道、维持风教为己任,但在个人言行上,并不符合一个道学家的标准。耻言高尚、率性而为、目空一切、赋性刚激、放言持论、及时行乐,都是叶德辉的个性特征。间或品题人物,评判是非,舌涌波涛,笔摯雷电。翻译成今天的话,即是好道人短长、尖酸刻薄。尤为人侧目的是,叶德辉“少年薄德,终日花天酒地,自命为护花司令,亦长为檀越主”。在王闿运眼里,这无异于没有教养,因而颇不愿接纳叶为湘潭派中人。但两人交往依然很密切,经常一起参加社交活动,特别是观剧游宴之属。《湘绮楼日记》对此类事情记载亦颇多,如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日:“招麻十吹笛,叶麻不来,戏无精神,听曲一枝而罢。”可见尽管叶德辉不是一个正人君子,却是有些场合不可或缺的人物。叶德辉语言诙谐肆无忌惮,又精通乐律,喜好观剧,自是各种应酬场合的活跃人物。
  不同于湘绮老人将不快藏于心中,叶德辉公开表示对王闿运言行之不满。在叶德辉眼里,所谓理学修养,是矫情造作,道貌岸然,不如自己的洒脱与率真。尤不满者,在于王闿运的结交权贵(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王闿运虽然思想守旧,但对世事冷眼旁观,并无“造福桑梓”之心,因而能与当政者和平相处,甚至以老儒宿学的身份受到礼遇。相比之下,叶德辉却怀抱出生入死保障乡里之志,换言之,经常要干预地方政事,因而时常与当局者产生纠纷。1913年底,叶德辉因在与友人书信中疾言湘省弊病,甚至骂湘督汤芗铭“行同土匪”,言辞犀利,为友人公开载之报端,因此被汤芗铭手下追捕,逃亡于北京。当其时也,恰逢王闿运应袁世凯之请,入京就任国史馆馆长。湘潭王、叶聚于京师,自然又有了一同游宴的机会。一者贵为袁大总统之座上客,一者乃亡命之徒。湘绮盈门冠盖,喧阗京师;从叶德辉游者,则四方少年。叶氏弟子称:“平康北里间,时有吾师辙迹。”由此可见两人行事之不同。
  王闿运与叶德辉之间的纷争,不仅表现为行事方式的不同,更表现在双方的治学旨趣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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