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电影·小说·历史

作者:汪荣祖




  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获得国际大奖,轰动一时,平时许多只在家看电视的人也竞上戏院看它,以致于创票房新高。久未看电影的我,终于也去看了。也许所见、所闻听到太多的赞美,未免期望过高,并不觉得那么好。当然偶尔也看到一些批评,如李黎敏锐地指出电影“背叛”了小说,也有人不同意龙应台所谓李安“挽救了历史”的说法。现在电影早已放映,大家记忆犹新,借此谈谈我对电影、小说与历史的看法。
  历史往往是冷冰冰的事实,即使不枯燥,绝对不能为了引人入胜,而故意改变事实。抗战时期重庆的女间谍郑苹如以色诱汉奸丁默邨,谋刺不成,血染法场,是确曾发生过的血腥历史,谈不上爱情故事。但写小说,就可以增事踵华,色诱可以开发出男女之间的感情,爱情更是最佳的小说题材,而且可凭想象与虚构,写得曲曲折折,哀怨缠绵,感动读者。
  小说家张爱玲于抗战期间住在沦陷区的上海,不会不知道这件轰动一时的谋杀案件,这自然成为她写作的好题材。但她不是历史家,没有义务将此案件如实写下来。历史小说允许真人假事,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属于小说,而非历史。张爱玲也用汪精卫、周佛海的真姓实名,也提到沦陷区里的汪政权、在日本刺刀下的上海、形形色色的官太太们,但着墨无多。男女主角丁默邨与郑苹如虽呼之欲出,却虚构为易先生与王佳芝,将谍工色诱暗杀事件穿插了曲折而冷艳的爱情故事。她将郑苹如以购买皮草大衣为幌子,改为丁默邨替王佳芝买钻戒,显然钻戒比大衣更能发挥,电影一开始就在麻将桌上闪闪发光。张爱玲是将一件真实发生过的事,经过加工改造,放在历史场景中来说。作为一个小说家,张爱玲的重点在刻划人性,在乎艺术创造,而不在乎展现历史;她要把故事说得生动,并不在乎故事的真实。真实的郑苹如是国民党元老郑原越的女儿,在学生时代就加入了中统局成为女情报员,执行上级交代的为国除奸任务。然而张爱玲却将此一任务交给一群有勇无谋的大学生,于是增添了许多天真、浪漫,残酷的虚构情节,加强了可读性与趣味性。张爱玲作为出色的小说家,雅不欲从简单的忠奸、黑白来区分她所写的人物,老易虽是汉奸,负面之外并非完全没有正面的人性;王佳芝为国除奸,但也有人性软弱的一面。如此处理,固然难为一些讲历史、辨忠奸的维道之士所认可,但从小说艺术而言,不仅可以接受,而且值得欣赏。
  不过,一部伟大的小说在虚构中往往最能刻划时代,像托翁的《战争与和平》,在说故事的背后浮现一篇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感人诗史,刻划了当时俄国的时代、贵族们的真面目,以及社会与人心的背向。张爱玲改装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但对故事发生的时代,也就是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与沦陷区内的汪政权无意多所着墨,轻轻带过。她虽身处那个时代,却无心深入了解那个时代,也许有点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然而,小说家之笔毕竟是历史家所不及的,因历史家不能像小说家那样自由挥洒。所以历史家彼得盖伊(Peter Gay)出了一本书,要替历史学家上三堂小说课,他希望史家能学习到小说家的文字技巧与想象力,以及如何从完美的虚构中也能写出真正的历史。
  电影更有小说所没有的优势,因电影超越文字。小说只能用“文字”(word)表达,而电影则可用活生生的“图像”(image)来呈现故事。李安拍此电影口口声声要对“张奶奶”的小说忠实,其实并无必要,因电影也是一种艺术创作,就像“张奶奶”写小说不必忠实于历史一样。结果李安的“忠实”,仍被李黎视为“背叛”,而且举证历历,“张奶奶”明明写道:“酷烈的光与影更托出佳芝的胸前丘壑”,李安偏偏选用了不见“丘壑”的汤小姐来演佳芝。笔者认为如果真正“背叛”得好,别开新境,未尝没有加分的效果。但是电影《色·戒》不成功的地方,主要由于对小说《色·戒》,该“背叛”时不“背叛”,该“忠实”时却不“忠实”。
  小说《色·戒》最可议者,莫过于其丰富的“文本”(text)相对于贫乏的“语境”(contextualisation)。写敌伪时期的故事,却对敌伪时期的历史氛围语焉不详。李安刻意要求1940年代建筑、街景、服饰之真实,甚至连车牌号码都不放过(虽然不经意地露出今日浦东的金茂大厦一角,顿令人有时光错乱之感),但是对于比较抽象的时代精神与面貌,既不能补小说文字叙述之不足,更无力在图像上呈现出来,不免令人感叹“镜头难拍是精神”啊!明察车牌之秋毫,却不见时代之舆薪,难怪一些老外观众与患有史盲的朋友,看了电影《色·戒》之后,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也。
  电影《色·戒》最令人瞩目的还是那几场床戏,男汉奸与女间谍一丝不挂,袒逞相交,当然不是在拍A片,而是要诠释这个“色”(sex)字。然而李安在镜头上的“露骨”(事实上还“露毛”)与张爱玲文字上的“含蓄”相映成趣。由于含蓄,不知有心曲解呢?还是无心误解。张爱玲小说里的一句话:“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一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再加上小说上提到王佳芝听说过民初名学者所说:“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这句话,于是被解释成女间谍色诱汉奸,自己反而被色诱了,好像因享受性欲而爱上了汉奸,以致于在关键时刻放走了她要谋杀的人。如此诠释固然可使床戏合理化,但显然是“背叛”了“张奶奶”的原意。张爱玲在小说里很明白地写道:佳芝既不相信名学者会说“那样下作的话”,自己“也不相信那话”。至于“洗热水澡”的比喻,张爱玲在《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文中响应“域外人”的批评时,明言所谓“一切都有了个目的”,“是说‘因为没白牺牲了童贞’”;换言之,并不是说跟汉奸在一起,会像“洗了一个热水澡一样,把积郁都冲掉了”,而是指暗杀易先生的目的又有了指望,她因计划色诱而先失童贞也就不算白费。张爱玲认为“域外人”的“断章取义”,“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李安不会不知道张爱玲反驳“域外人”的文章,却在“匪夷所思”上拍大特写。然而,那赤裸裸的大特写实在感受不到王佳芝在“享受性爱”(joy of sex),反而感到她很痛苦,甚至在被强暴。事实上,王佳芝在电影里向她的同志们怒吼时曾说:“我让他进入我的身体,羞辱我,伤害我。”李安的“精彩”床戏到底要传达些什么,就有点令人迷糊了。
  张爱玲写王佳芝如何失去童贞一段,倒有点令人“匪夷所思”:那些热血沸腾的大学生只有姓梁的嫖过妓,有过性经验,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取佳芝的童贞,而佳芝虽然厌恶这个人,居然不怕“染上脏病”,任由他去取。李安利用先进的电影技术很忠实地拍下这一段,但那个有经验的梁闰生却演得如此生硬可笑,除了破了童贞之外,如何能教佳芝去色诱成功,由她比较喜欢的邝裕民来做,又会坏到哪里?李安是张爱玲的孙辈,大可在这方面“叛逆”一下,作些创造性的改变,可惜大导演在这一点上太忠于原著了。
  小说写王佳芝故意放走易先生,是对历史的“背叛”,却是小说比历史有趣的地方,她为什么放他,也就有文章可做。她爱上了他应是最简单的答案,但原因却错综复杂,在小说里令人感到王佳芝家庭的疏离、同学们的无情,反而使她认为她要对付的那个汉奸对她好,再加上六克拉的钻戒起了推波助澜的效果。这样虚构倒也入情入理。然则,使她动心的不是“色”而是钻戒的“戒”。“电影色界”在“色”上大演床戏,出了力气,除迎合好莱坞色情与暴力的题材外,并不讨好,也不符合小说的原意。钻戒在电影上倒是演得曲折有致,最后还导致“捉放曹”一幕惊险的高潮。
  
  无论在小说里或电影里,王佳芝是主角中的主角,男主角易先生像是女主角的配角,连个名字都没有,也不知他的出身与背景,只知他做黑暗的事,却怕去黑暗的地方,连戏院都不敢去。李安请了大牌港星梁朝伟饰易先生,还算称职,但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特工头子。据说丁默邨本人望之颇为斯文,但为了艺术效果却不能这样忠于历史。在张爱玲的笔下,易先生最后冷血地处决了王佳芝,心里却想她虽恨他,还是爱他的,甚至以为“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这样复杂的心情,要用电影图像来表达,就很不容易了。我们在屏幕上只看到易先生摸着床,黯然欲泪,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