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人与流年共向冬
作者：盛禹九
1946年秋，我考入武汉大学。从湖南的偏僻山城来到风景秀丽的珞珈山，在我面前展现出的是一片全新的景象：校舍飞檐碧瓦，宏伟壮丽；周边山色湖光，葱茏碧透；四时花香鸟语，寂静清幽；置身其间，有如物外桃源。初入学府殿堂，更使我感到新奇仰慕的，是那些名家教授：每天课后，一个个西服革履，或礼帽长衫，风度翩翩，鱼贯而出。其中，有一位长者特别引人注意：他，中等个儿，面容憨厚，经常穿着一袭灰布长袍，一手拄着手杖，在校舍间匆匆来去。人们告诉我：这是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著名的红学家吴宓，精通六国语言，专长西洋文学。此前，我听说过吴宓的名字，知道他曾主编《学衡》杂志，在新文化运动中和鲁迅、胡适等人有过激烈的论战；尽管当时我学的专业（法律）和吴宓毫不搭界，仍对吴宓其人发生了兴趣。
“不合时宜”的教授
进校头一年，出乎对西洋文学的爱好，我旁听过吴宓教授的《英国文学史》课程，虽然次数不多，但印象深刻。我看到，老师进入教室后，首先打开随身带的布包袱，把里面的备课笔记和有关卡片放在讲台上；接着走到黑板前，把这堂课要讲的主题，和有关的参考书、著者、出版社、出版年代等，详细地写在黑板上，然后开始讲课；可在讲课时，并不翻阅这些笔记和卡片，而是全凭记忆。他在讲台前走来走去，侃侃而谈；在分析作品时，常不假思索地背诵一些原作。还记得，老师背诵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Day（《能否把你比作夏日璀璨》），当他背到得意处，拿起身边的手杖，随着诗的韵律，一重一轻地敲着地面，此时他的身心已融入诗的意境。
吴宓教授向学生介绍自己的学习经验：“在学习经典文学作品上，我主张背诵。我喜欢早起学习，早晨空气清新，脑子清醒，记忆力强。”“我最看重时间，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哪怕一分钟的浪费，也会使我精神不安。”听人说，吴宓不仅能用多种语言背诵许多西方文学名作，甚至整篇的莎士比亚的剧本都能全部背诵下来，反映出其学术根底深厚和学习上的刻苦。
作为外文系系主任，吴宓为系里工作付出了太多心血：他给学生设计比较完备的课程，聘请和介绍许多知名教授（如周煦良、田德望等）来系任教和讲课，并且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许多外国文学书籍建立起外文系图书馆。可他的辛勤劳作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1947年3月4日，吴宓写了一则日记：
下午二至四时，外文系图书馆开馆，宓往指导。乃学生来者只二三人，殊乃懊丧。使宓痛感今日学生不好学，与宓之每事徒自热心，空费精力也。
其实，岂仅外文系图书馆开馆来者寥寥，当时甚至连吴宓的主课都少有人听。记得这年5月21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到武大讲演。此前不久，我在文学院布告栏里看到，吴宓用毛笔写的、字迹工工整整的一个纸条，其中写道：“今日宓来授课，教室内空无一人。珞珈山风景优美，正是诸君大好求知时期，为何不予珍惜，宓深以为憾……”这里，吴宓对“今日学生不好学”，不仅“痛感”于心，而且言之于外了。
过去我一直以为，同学们不上吴宓的课，只是由于当时学潮的影响。从1947年开始，武大的学生们（包括鄙人在内）大都参加到“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的学生运动中去了。学生们忙于传阅地下书刊，办墙报，座谈讨论，以及参加抗议游行各种活动，哪里还有时间和心情上课？！
五十年后，读到当年吴宓的另一则日记：
晨8—9点上《文学批评》课。徐本炫、刘万寅二生来见，嫌宓所讲太浅近，又嫌宓不读中国新文学作品……宓滋不怿。盖宓在武大恒觉未能尽我之所长，发挥正常作育英才。而诸生懒惰不好读书，愚暗凡庸，反讥宓为不合时宜，益令宓无所恋于武大矣。
原来，同学们不上吴宓的课，还另有原因，那就是对吴的授课内容有所不满。徐本炫是我十分熟悉的一位学友，外文系学运中的积极分子。他的意见反映当时学生中一种“左”的思潮。吴宓的专业和特长本来就是“国学”和“西洋文学”，不学习其专业特长，却要老师阅读和讲授“中国新文学作品”，何异“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吴宓毕竟不是趋时媚世的人物。他一生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尽管其学问和专业不像他的好友陈寅恪那样曲高和寡，在以政治为时髦的国度里，同样难逃无人喝彩的厄运，其一生寂寞令常人难以想象。吴宓在武大执教期间发出“未能尽我之所长”、“不合时宜”的浩叹，反映其内心的痛苦与悲哀，这是促使他后来坚决要离开武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欲知宓者，请视紫鹃”
吴宓在武大期间聊以自娱自慰的，是对“红学”的研究：教学之余，不忘撰写文章，或在校内外作学术报告，发表他对《红楼梦》的各种见解。吴宓研究《红楼梦》，既不同于索隐派，也不同于考据派，而是把《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研究，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红楼梦》，更着重于对人物的剖析。
其实，1920年在美国留学时，吴宓就曾对哈佛大学师生讲演《红楼梦》，以麦戈耐狄尔教授（G.H.Magnadier）的小说理论，分析《红楼梦》作为优秀小说的六大特色：第一，宗旨正大；第二，范围宽广；第三，结构谨严；第四，事实繁多；第五，情景逼真；第六，人物生动。除了但丁的《神曲》外，在西方文学中难有与之媲美者。吴宓写过很多文章，对贾宝玉、林黛玉、紫鹃、王熙凤等人物进行深入分析。例如，他把卢梭的所谓“二我”之说，也即心理学上所谓“双重人格”应用在贾宝玉身上，认为甄、贾二位“宝玉”都有着曹雪芹的影子。这样的解释在今天当然已经不再新鲜，但在当时还是“独具慧眼”、令人耳目一新的。
和其他红学学者不一样，吴宓对《红楼梦》的研究还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常置身于《红楼梦》角色之中。我在武大读过他发表在《武汉日报》的《论紫鹃》一文，对紫鹃忠诚、善良、执著的品格褒扬备至。我至今仍记得这篇文章的尾句是：“欲知宓者，请视紫鹃。”吴宓仰慕紫鹃，“爱屋及乌”，也仰慕其主人林黛玉。在吴宓看来，林黛玉是中国女性中最美好的人物，能够像紫鹃那样无限忠诚和深情地服侍和维护黛玉，是自己的最高理想。
在武大期间，还听到一则有趣的佚事：吴宓在昆明西南联大教学时，有一家小饭馆老板为招揽顾客，将其店铺取名为“潇湘馆”。吴宓得知后，去找老板商量把铺名称换掉；作为补偿，他愿意送老板一些钱。他说：“潇湘馆”乃是林妹妹住的地方，用作店名，亵渎了林妹妹。这件事在昆明一时传为笑谈。
不管上述传闻是否属实，吴宓对《红楼梦》确实已到痴迷的地步。他像紫鹃一样，始终不渝地忠诚于自己的文化信仰和景慕的人物。例如，在文革“批林批孔”运动中，吴宓坚决捍卫孔子的历史地位。他说，“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宁愿杀头，也不批孔”，结果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六一”惨案挺身而出
1947年6月1日凌晨，国民党政权为了镇压武大学生运动，出动军警数百人，包围珞珈山，抓走数十个老师和同学。为了营救被绑在囚车内的同学，学生们和军警们在男宿舍前的马路上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国民党军警们狗急跳墙，开枪射击，有三位同学（王志德、陈如丰、黄鸣岗）倒在血泊中。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
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营救行动，在日字斋宿舍拱门前的马路上，目睹惨案发生的整个过程：王志德同学（江苏人）被枪弹击中，倒在离我不到两米的地方，脑浆迸裂，惨不忍睹。我差点也成了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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