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司马德操与罗斯福

作者:留 白




  近读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林语堂的《幽默人生》,内有一文,题为《笑话得很》,其中提到一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佚事:
  
  罗斯福总统是大政治家,也是大政客。某个星期一,有客去见他,赞成某项处置办法。罗斯福说:“you are right(你说的不错)。”星期二,又有一客去见他,所说的话,意思完全相反,罗斯福也口口声声说:“你说的不错。”星期三晚,他的太太Eleanor跟他谈起来说:“第一位客人赞成,你说‘你说的不错’。第二位客人完全相反,你也说‘你说的不错’。”罗斯福说:“太太,你说的不错。”
  
  印象中,林语堂在转述掌故、解释经典时,不是十分严谨,故我对这则轶事的真实性颇感怀疑。它让我想起咱们中国的“好好先生”司马德操,并且诧怪:何以古今、中外这两个不同的时空场景,竟然会发生如此雷同的妙事!
  司马德操何许人也?“好好先生”之谓又出自何典?且请引一段古书来说明。据《世说新语·言语》篇刘孝标注引《司马徽别传》记载:
  
  (司马)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人。有人伦鉴识,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有以人物问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辄言佳。其妇谏曰:“人质所疑,君宜辩论,而一皆言佳,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复佳。”其婉约逊遁如此。
  
  比较一下这两个版本,你会发现,罗斯福总统简直就是我们这位汉末隐士的“双料传人”——不仅隔代,而且异邦!于是乎,这两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就被我扯到一篇文章里来了。
  关于司马德操,《司马徽别传》里还记载了他的三件轶事,都颇有趣。一则说:有人曾错把司马德操的猪当作自家的,司马徽二话不说,便拱手相送。后来那人找到了自家的猪,非常惭愧,马上来还,且叩头道歉。司马德操不仅不生气,反过来还对那人千恩万谢。
  还有一次,刘表的儿子刘琮前来拜访,派手下人打听司马德操在家否。当时德操正在菜园里锄地,便说:“我就是。”手下人见其面貌丑陋,骂道:“死东西,我们将军要求见的是鼎鼎大名的司马君,你这个乡巴佬,竟然敢说你就是?”德操便回家,换好衣帽出来,大家才知果然认错人了。刘琮连忙过来叩头道歉。德操却说:“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锄园,唯卿知之耳。”言下之意,好像对自己因为长得丑,又在干农活,而被认错,很有些不好意思。
  第三个故事说,有人为了养蚕向司马德操讨“簇箔”(养蚕用具。簇,供蚕结茧用的麦秸丛;箔,育蚕用的席)。德操干脆把自己养的蚕扔掉了,而将东西借给他。有人问:“一般人损己利人,是在对方着急而自己不急的时候;现在你和他都在养蚕,彼此都很需要,为何要借给他呢?”德操说:“人家从来没有求过自己,如果不借给他,会令他很羞惭,哪有因为财物之类的东西而让人羞惭的人呢?”
  汉末魏晋是乱世,所以出了好多言行特异的怪人和名士,或是“不为危言核论”,如郭泰(字林宗)。或是“喜怒不形于色”,如《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就说刘备:“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不过做到这一点很难,刘备后来就撑不住了,动辄哭哭啼啼。还有“竹林七贤”的领袖嵇康,王戎先说和他相处了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但后来嵇康却说自己是“刚肠疾恶”、“遇事便发”,终于遭了司马昭的毒手。只有“至慎”的阮籍,“发言玄远,未尝臧否人物”,靠着“沉默是金”得以苟全乱世。现在,这个名单里又多了一个司马德操。德操甚至走得更远,他是无论评价谁,只是一个“佳”字。庄子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德操倒好,干脆泯灭了所谓“是非”。他是彻底的逍遥派,把“得”与“失”的界限完全弥合了。其实,这种“利而勿利”的思想先秦就已肇端,《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篇》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
  
  这故事告诉我们,正是对“物”的占有欲和归属权,让人有了执著和忧患。而恰恰是这些身外之物,拘囿了人类的精神,绑架了我们的幸福。这种取消自我与外物关系的思想,是人类文明早期的产物,在“维权”意识深入人心的现代,肯定属于消极思想而应当被摒弃,但在具体的人事纠纷中,如果真的能做到“坐忘”和“无待”,一定是智者。司马德操还让我想起孔子夸奖过的宁武子。《论语·公冶长》记载: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不过,司马德操绝非宁武子那样首鼠两端,明哲保身,他固然有些常人没有的“痴气”、“傻气”,却也有常人没有的骨气和正气。《世说新语·言语》篇里的那则故事说:
  
  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颍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从车中谓曰:“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执丝妇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车。子适知邪径之速,不虑失道之谜。昔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慷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士元曰:“仆生出边陲,寡见大义,若不一叩洪钟,伐雷鼓,则不识其音响也!”
  
  庞士元即三国时颇有智术的庞统,号凤雏,与孔明齐名。司马德操的一番话,庞统佩服得五体投地,赞誉有加。原来司马德操和世俗世界中的许多“好好先生”并不一样,他在生活琐屑上“一皆言佳”,“难得糊涂”,似乎无私无我,无是无非,但对于涉及所谓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问题,却又相当顶真、十分执著。从他反驳庞统的话可以看出,他鄙视世俗的“带金佩紫”的所谓功名,而追求古代隐士的安贫乐道。可以说,司马德操是很“形而上”地过着“形而下”的生活。这种“与道逍遥”、“绝圣去智”的处世态度显然来自老庄哲学,其“愚不可及”处,恰好包孕着人类的大智慧、大悲悯。
  回到本文开头的话题。美国先后有两位罗斯福总统。一个是第二十六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9),一个是第三十二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933-1945)。经林语堂转述的显然是后者,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四届、“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总统之一”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美国著名记者约翰逊在罗斯福传记中写道:“他推翻的先例比任何人都多,他砸烂的古老结构比任何人都多,他对美国整个面貌的改变比任何人都要迅猛而激烈。然而正是他最深切地相信,美国这座建筑物从整个来说,是相当美好的。”
  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罗斯福总统知道中国古代有这么一个“好好先生”司马德操,如果林语堂所言不虚,那么我们只能说,这是天大的巧合!不仅两则故事内容大同小异,连故事的叙述结构竟也毫无二致——临近尾声,都是太太出来质疑,而两位丈夫均有绅士风度地回答:“太太你说的也不错!”不同的只是,罗斯福是政治家,司马德操则是隐士。罗斯福“好”字不离口,是为避免因行政见解不同而引起不必要的冲突,是积极入世的政治家的幽默;司马德操的“每辄言佳”,却是看穿世界本质,好坏、是非的判断不过人的一念之转,他之不愿月旦世事、臧否人物,含有超脱尘表的出世哲人的智慧。仔细玩味,各臻其妙。
  在《论幽默感》一文里,林语堂又一次提到罗斯福,他说:
  
  民主国的总统会笑,而独裁者总是那么严肃——牙床凸出,下颌鼓起,下唇缩进,像煞是在做一些非同等闲的事情,好像没有他们,世界便不成为世界——罗斯福常常会在公共场所中微笑,这对于他是好的,对于喜欢看他们总统微笑的美国人也是好的。可是欧洲独裁者们的微笑在哪里?他们的人民不喜欢看他们的微笑吗?他们一定要装着吃惊、庄严、愤怒或非常严肃的样子,才能保持他们的政权吗?我所读到的关于希特勒最好的事情,是说他在私生活中是极其自然的。可是独裁者如果非装作愤怒或自负的样子不可,那么独裁制度里一定有什么别扭的地方,整个身心必定都有错误。
  
  本来我一直对林语堂竟然对司马德操只字未提感到奇怪——难道号称大师的他,竟然不知道这位“好好先生”的故事吗?当他津津乐道罗斯福总统的幽默时,难道不可以附带点明一下,咱们的古人早有先例吗?我猜想,要么林语堂压根儿没有读过司马德操,要么他就是成心像他自我调侃的那样,靠“出卖《吾国与吾民》”过日子〔1〕。
  正当我为此耿耿于怀的时候,恰好读到上面的一段,于是,我决定原谅他了。
  
  注释:
  〔1〕盛巽昌、朱守芬编撰《学林散页》,第二十三条云:林语堂有次赴美国纽约夜总会。因着长袍、衔烟斗,有个美国绅士误认他是唐人街洗衣店老板,问他开什么店。林语堂大怒,说:“我是林语堂。”然而对方仍追问:“那么做点什么买卖?”林心里深恨对方“见识太浅”,就“幽默”地答道:“我出卖《吾国与吾民》!”(按:《吾国与吾民》乃林英文著作的书名。)又第二千零三条:孟孔武写《幽默诗人》,其中有一节称林语堂死后与孔子对话。孔子说:“我为《论语》主编,你也不过曾为《论语》主编;我周游列国,你也周游列国;何以我一贫如洗,而足下能豪富至此?其术可闻欤?”林莞尔而笑:“此无他,我不过出卖了一些《吾国与吾民》。”参见《学林散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第225页。林语堂还自我介绍:“我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可与并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