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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霓虹关到斯德哥尔摩
作者：蒋 蓝
戏剧有所本，是根据长篇评书《兴唐传》（据清乾隆年间话本小说《说唐》改编，又名《大隋唐》）而来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评书艺人品正三在家传《隋唐》的基础上，觅得双厚坪《隋唐》的书道儿，熔煮一炉，在北京书坛上颇有代表性。陈荫荣得其师品正三所传此书，再予加工，详细讲述了《隋唐》全本，经人整理得一百四十万字，取名《兴唐传》，于1984年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隋唐英雄——程咬金、秦琼、罗成、裴元庆、杨林、单雄信、李元霸、王伯当等等，每人的形象都鲜明而挺立。尤其是程咬金，虽然也被塑造成一个莽夫，但是他又不同于杀性十足的李逵，他粗中有细，宛如清泉泻石，堪称《兴唐传》里塑造得十分完美的英雄。但是贾家楼聚义时排名第六的王伯当呢？就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
《说唐》中，王伯当具有“一踩几头翘”的机滑，兼有神射绝技，属于瓦岗寨一员不可或缺的勇将，最后跟李密叛唐，被万箭穿心，应了“马上摔死英雄汉，河中淹死会水人”的惯例。但在评书中，王伯当被赋予了过多的粉墨，面目十分模糊。没有什么神箭，王伯当只是有万夫不当之勇，号称“拼命勇三郎”。王伯当超越武功的神来之笔，是霓虹关收妻一役。陈荫荣的《兴唐传》和单田芳的《隋唐演义》对这一伦理矛盾处理得大不相同。《兴唐传》中霓虹关的女将是新文礼的妹妹新月娥，向王伯当求亲。其间，新文礼夫妇自刎身亡。王伯当觉得新月娥是以一己之私而忘了手足亲情，狠毒妇人心，因此在取关时，新月娥为了爱情，飞奔上马连武器都没带就开城门去迎接他的单方情人，可是王伯当一枪就将新月娥刺于马下，展现了铁血英雄的血性一面。但在《隋唐演义》里，女将的名字改成了东方玉梅，成为新文礼的妻子。因为新文礼为人残忍，平时总是虐待东方氏，所以新文礼战死后，东方夫人报仇之心并不太重。经程咬金撮合，王伯当娶东方氏，最终以大团圆而告终。
但戏剧里的求爱与求欢，就复杂多了。“虹霓”原作“红泥”，清抄本有《黄土关》，东方氏名赛金，为东方煌之妹。东方氏美艳逼人，她蛮靴窄袖，枪马绝伦，誓欲为夫报仇，血刃王伯党，以泄此恨。始与瓦岗诸将遇战，不数合瓦岗将皆败北而退，继而见王伯当至，其部下偏裨牙卒，无不咬牙切齿，格外奋勇，以助夫人威。咸以为夫人此际，一见仇人之面，“夫人甫启齿问罪，即一阵眼花缭乱，手震颜沩頳，娇躯险些从马上坠下，继而复四目向观：我这里觑个出神，他那里也瞧个饱，按兵不动，弄得两下里的兵丁都惊诧不定，并且惊诧了一阵，也都个个看呆”。东方氏的凛冽杀气立刻化为一见钟情，表示只要对方愿意投降，就以身相许，并把虹霓关拱手交给瓦岗寨。这是一个爱情高于一切的选择。洞房花烛夜的那晚，东方氏的前夫显灵，大红的喜帐变成了哀悼的白幕。但经过东方氏一番奇怪而坚贞的言辞，阴魂退却，东方氏与王伯当于烛影摇红中飘飘欲仙。据说，剧情引人之处，是在于东方氏勇于冲破礼教的行为。问题是，如此爱上杀夫仇敌的极端女权的美满爱情，体现了怎样的人性呢？
芥川龙之介回避了这个人性之问，而着迷于“不是男人猎获了女人，而是女人猎获了男人”的中国道德谱系，并例举出了除《霓虹关》以外的《董家山》、《辕门斩子》、《双锁山》、《马上缘》等等，烈女们对自己婚姻的“霸王硬上弓”，也展现了巾帼伦理的另一面。对此，芥川没有下任何结论，他只是引了一句胡适对他讲的话：“除了《四进士》之外，我否定整个京剧的价值。”可是芥川认为：“这些京剧很有哲学，哲学家胡适面对这个价值，是否多少能够缓解他的雷霆之怒呢？”这个反问寒光一闪，立即隐没在自由主义的和煦春风里了。倒是黄裳先生直接谈出了自己的观点：“《霓虹关》触犯的封建规条是双重的，不仅表现在‘女人捉男人’上，这女人还是个身穿热孝的寡妇，她一下子就‘背叛’了亲夫，投入‘敌人’的怀抱里去了。这样的作品在过去京戏舞台上可以幸存，并能盛行，想想也是有点稀奇的。”黄裳先生此文写于1982年，二十多年来似乎并未引起人们的追问。
东方氏没有走上潘金莲的自救之路，丈夫殒命于战事，但杀死丈夫的仇敌却亮出了更为犀利的武器：美姿容、好风仪，不但立即让复仇的血液平息，而且在平息的波涛上翻卷起爱意的涟漪。这就意味着，王伯当具有“沉默的塞壬”一般的威力——比歌声更为可怕的，是她们的沉默。如果说这一切变化都可以在传统人性里找到解释，那么，当亡夫显灵破坏婚庆场面时，容光焕发的东方氏那一番奇怪而坚贞的言辞，却是最大的亮点。据说，解放后，此戏多不演《洞房》一场。因为在逻辑上实在找不到自洽的办法。
这个逻辑如果有的话，就是所谓的爱情。问题是，东方氏的一见钟情，就必定能产生了爱情吗？王伯当乃手下败将，顺其虎须，保全小命，但老天还追加了一个金元宝，获得了女人的满腔痴情，并为组织上夺得了久攻不破的霓虹关。一场身体革命的戏剧，就这样热烈上演了。
如果所谓的爱情至上论可以成立，证据倒是可以联想的。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Olsson与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与警方僵持一百三十个小时之后，以歹徒放弃而结束。几个月后，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匪显露出连绵的怜悯，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心理学者想要了解这份感情的成分，是否是一种普遍的心理机制。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经验。
学者指出，以人质为例，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遇“斯德哥尔摩情结”——
1．是要你切实感觉到生命受到威胁，让你感觉到，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是毫不犹豫。
2．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是最关键的条件。如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
3．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他信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
4．让你感到无路可逃。
但是，作为东方氏人质的王伯当，彻底颠覆了这个纸上算式。他才是真正的胜券在握者，他的大本营——瓦岗寨却并未受到劫持人质者的任何要挟。反过来看，东方氏无疑已经成为了情欲的人质，她依次交出了复仇之火、身体、情欲和地盘，并成功抵挡住了亡夫阴魂的威胁；王伯当虚拟出来的强硬，一点一滴（绝对不能一口应允）地松软，处于对方思想工作的不懈蚕食，并在女方一步一步交出所有底牌后，昔日的英雄铁血，终于以联姻的名义而土崩瓦解。无情未必真豪杰，在这一强弱联合的组合当中，强者东方氏是以弱者的袅娜身影进入历史叙事的，败者王伯当却昂首挺胸地步入了色、智、勇三位一体的殿堂，成为男人们的样板工程。
这就意味着，传统男权文化哺育出来的情（性）妄想，偏偏要加诸于貌美如花的女性，让她背负起简直不堪负载的道德重量，来匡扶男权秩序的建筑大梁，使得庙堂中人以及大量的观众，获得了空前的新伦理快感。这样的心态，在《聊斋志异》里同样大量存在，那些自荐枕席、出钱置地、委曲求全、亲自洒扫、不图回报、只求真情交流的狐媚女子，不但成为小男人们仇恨社会、图谋不轨的安抚剂，而且也让他们的形而下之欲得到了合理排泄。这样的男权版神话，以女性樱桃之口娓娓道来，既获得了更广大人民的首肯，又暗合了男权情欲逻辑，更推卸掉了不是自己喊出“万‘善’淫为首”的责任。然后，他们对着孔庙，隔着衮衮华服打了一串响屁……
把《霓虹关》的主角与“斯德哥尔摩情结”比较一番，还可以发现，西方人忒老实，只知道就事论事，全不如浸在传统文化里的文化人，可以让女人铁肩担道义，委以重任，去实现自己的宏伟理想。这种虚构出来的感情交易，无以名之，姑且叫“男权文化的意淫情结”，实为国粹之主力军。
我写此文，丝毫没有鄙视梅兰芳先生的意思。早年，鲁迅先生话中带刺地说：“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1934年11月，鲁迅化名“张沛”在《中华时报·动向》上又发表了《略论梅兰芳及其他》。文章说，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为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他们的手，这东西就跟着他们灭亡……在鲁迅此文写作前后，《虹霓关》上演率较高，以至于次年梅赴苏联演出，爱森斯坦邀请他拍摄一段有声电影，选定就是《虹霓关》里东方氏和王伯党对枪那一场。从这些情况分析起来，鲁迅、胡适反感京剧，似乎也可以从《霓虹关》之类题材里联想出一些缘由。
黄裳先生以为：“指导着《霓虹关》里东方氏行动的思想，就决不是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道德，而是当时的一种‘异端’。”黄先生真是老先生啊，当真是异端么？异端就是危险思想。再看看芥川是怎么说的：“所谓危险思想，就是把常识付诸实践的思想。”真是妙哉。想当年，诗人布罗茨基以带血的流亡之路，为我们勾勒出了“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的天堑小道，再看看近年中国作家们急吼吼地进军斯德哥尔摩的踉跄步伐吧，也许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把自己整容成三位一体的王伯当，就不愁前路无知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