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三位沈先生

作者:苏 炜




  写过《香椿》一文后,很多朋友都这么劝我:你不要守着宝山不识宝呀,像张充和这么一位硕果仅存的世纪老人,一身都是可以入书入画的故事,你可得要逮着空儿就去看看老人家,多听她讲故事。她的那些宝贵记忆,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就是一笔文化财富;毕竟是年过九旬的老人,带走了,就可惜了。
  我跟张先生说,她直摇头:“我没有什么值得写的故事。好些年前,就有人说要给我写传记,被我一口回绝了。我不觉得自己是个什么值得立传的人物。”我知道张充和生性淡泊,从不在乎那些外在的虚名,但却非常爱惜羽毛,不愿意别人乱写她,她对坊间某些不实的文字,是颇有微词的。可是,被我缠多了,我倚小卖小,总趁着她兴致勃勃又提起什么好玩旧事的时候,就把这个话题提出来——她便说:“好吧,我以后随便乱讲的什么东西,你可以做点记录。我还是坚持不肯让人写什么传记,你就记点好玩的小故事吧!”
  这,就是下面这些故事的由来。
  
  “哎哟,有鬼哟!”
  ——关于沈从文碑文的故事
  
  从中国回来,去看张充和先生。谈到我回了一趟下乡的海南岛,有一位下乡的知青老友分手时告诉我:他将去湘西凤凰,看看沈从文先生的旧居。我便叮嘱他:到了沈先生墓前,代我烧一炷香,抚一抚那块当作墓碑的大石头,因为在自己的文学路途上,沈先生的湘西文字,一直对我起着一种领路的作用。我还对他说:冥冥中常常觉得跟沈老先生有缘,不知怎么着,就会三不五时和沈先生的东西或者沈家的人遇上了。比如沈先生墓碑上有两行碑文,就是我一位熟悉并且敬重的老人写的——那是沈先生的内妹、现在就住在耶鲁附近的张充和先生。
  说起沈从文,张先生的双眼晶亮起来。
  “我听说,那块作墓碑的大石头,是他们沈家的青壮后生从山上推下来的呢。”张先生笑眯眯说道:“沈先生走的时候,他北京的一个侄子给我打电话,让我写一副挽联,说第二天开追悼会就要用。要得这么急,我怎么写啊?我告诉他:我恐怕写不出来。”
  我说:“我记得你后来写的是很精辟的四句话,具体文字,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张先生便站起来,走到饭厅她日常写字练字的大饭桌上,扯下一方边角的宣纸,拿过手边的圆珠笔,以竖行写下: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即便是顺手用圆珠笔写下的文字,也是铁画银钩,带着书法的劲道的。
  “……那天夜里,我怎么都睡不着了,满脑子都是跟沈先生有关的事情。睡到半夜,干脆爬起来,研墨写字,顺手就写下了这四句话。”张先生把纸张递给我,点着上面的文字,解释道:“不折不从,说的是沈先生的坚守。他坐过国民党的牢,在文革中也受过各种苦,可是他总是能坚守住自己的一点东西。后面的,就更好理解了……”
  我说:“这四句话,确实把沈先生一生的品性都勾勒出来了。”
  “……写好了字,我是用传真机给北京Fax过去的。我告诉他们,这不算挽联,就是记下了我心里对沈先生的感觉。没想到,他们大家都说好。我没有回湘西凤凰去看过,我听说,这四句话,他们是从我的Fax上直接放大,雕刻到墓碑上去的,就刻在那块作墓碑的大石头的背面……”
  我说:“我的好多朋友都专程去湘西拜祭过沈先生,都特别喜欢那块巨石墓碑,喜欢你写的这四句话。”
  张先生笑吟吟道:“更神怪的事情还在后面呢!他们都说好,还说我把沈先生的名字也嵌在里面了。我吃了一大惊:没有哇!我就是这么顺手写下来的。可我自己仔细一看,唉呀呀,可不是吗?四句话的尾缀,正是‘从文让人’。哎哟!有鬼哟!我没那么想,是鬼让我那么写的哟!”
  我大笑道:“是沈先生天上的魂魄让你这么写的吧!”
  张先生摇晃着脑袋,仍在不住笑着说:“这事真神了。‘从文让人’。这也确实是沈先生一生的特点。沈先生总是在让,好像不会刻意去争什么。可这‘让’里面,有多大的学问哪!不过,在写字的当时,我都没想过这些,更没想过要藏他的名字在里边——哎哟,真是有鬼哟!”
  张先生又重复了一次“有鬼”,咯咯笑得响脆。
  所谓“鬼使神差”、“鬼斧神工”。我想,也许没有什么比这个故事是更好的注脚了。
  
  生命中另一位重要的“沈先生”
  ——张充和与沈尹默交往的故事
  
  还有一个“沈”——沈尹默,是张充和生命里程中的另一位重要的“沈先生”。
  那天去看张先生,她正为一件事情犯愁,沈尹默先生的家人准备出一本沈先生的全集,要请她写序。她因为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婉拒了;他们又提出请人为她代笔作序,她也不乐意,说:“跟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我从来不做让别人为我代笔的事情。”所以,她感到很为难。“……我跟沈先生的儿子说,我并不是最合适写序的人。我真正跟沈先生学书,只有五年,不算长。这五年间也不是经常在一起,重庆那时候老在轰炸,见一次面不容易。算起来,我统共造访他,也就那么十来次。当然,我们交情是很深了。可是,有许多人跟了沈先生大半辈子,现在活着的,还有跟过沈先生二十几年的人,不应该是由我来写序啊……”
  因了这个话题,张先生跟我谈起沈尹默,这位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的一代宗师,和她交往中的许多趣事:“……那时候,抗战的陪都重庆,于右任担任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长,在手下收拢了很多文人学士——章伯钊、沈尹默、谢稚柳、乔大壮等等,好多有名的国学大家、书画大家都会聚在那里,可谓济济一堂,我的表哥李栩广也在他们那里。监察院的宿舍在曾家岩的陶园,我那时任职教育部,住在城外的青木关,离曾家岩很远,虽然常常去找他们玩,但去一趟其实不容易。”张先生说着便轻轻笑了起来,她说:“说一个好玩的故事:沈先生眼睛不好,近视深达一千七百度。平日难得单独出门,更别说认路了。有一天我从青木关出来看沈先生,我平时都不在他那里吃饭的。那天沈先生高兴,坚持要带我出去,走路去一个小馆子吃晚饭。往常进城,天晚了,我就会住在胡子婴家——她是章乃器的离婚太太。吃过饭,我要去坐公车去胡家。沈先生要表现他的绅士风度,男士一定要送小姐上车的呀,无论我怎么推辞,他一定要亲自送我上车。可是我作后辈的,更担心沈先生的眼睛不好,他送走我,自己认得路走回家去吗?所以,车来了,我跟沈先生大声说:‘再见再见!’沈先生便朝车上摆摆手,也说:‘再见再见!’车一响,他就转身走了。其实我没上车,我知道他眼睛看不清,又担心他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就悄悄地尾随在他后面……”张充和说着响亮地笑起来,接着说:“我一直悄悄跟着他,他完全不察觉。那时候街灯亮了,我看他一路上摸摸索索地找人问路。我那时候想,若是他认错了路,我再冒出来把他送回家去。没想到,他还真找对了家门!我这才放心走了……”张先生眸子里闪跳着调皮的神色,她继续说:“沈先生一直没发现我,我呢,也从来没有告诉过他这件我‘骗他’的故事——他始终都蒙在鼓里哩!呵呵呵……”
  张先生依旧得意地笑着。眼前,仿佛不是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而是那位青春洋溢、活泼调皮而又尊师爱师的“张家四小姐”……
  我问:“当初,你是怎么跟沈尹默先生认识的呢?”
  “我学字多年,早就仰慕沈先生的书风和大名。”张充和笑笑说:“可是到了重庆,也不敢贸然造访求教。那是1941年吧,我在重庆国泰戏院登台演昆曲《游园惊梦》,章士钊做了诗,很多诗人唱和,沈先生也和了两首,抄录在纸上托人转给我,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以后就常常向他求教。那时候到沈先生家,一进去先报上名字。他听说我来了总是很高兴,很热情地招呼我入座,其实没有坐,就站在那里看他写字,一站就站个半天。按说,沈先生应该算我北大时候的老师,但我考上北大的时候,他已经先离开了,我倒是真的当过沈先生的弟弟沈兼士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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