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胡适、《新月》与梁启超纪念专号

作者：王耀文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平蘧归道山。胡适正好由上海回到北平，第二天徐志摩在上海用快函致胡适，与胡协商梁的遗稿处理和《新月》出梁启超纪念专号事宜，徐很热情，想得也很圆满，但他未免太天真了。徐志摩甚至提到要到南京和政府要员蔡元培等人商量策划为梁启超举行“国府追悼会”。信中说：“快函谅到，梁先生竟已怛化，悲怆之意，如何可言。记程兄昨晚到平，已不及与先生临终一见，想亦惘辋。先生身后事，兄或可襄助一二，思成、徽因想已见过，乞为转致悼意，节哀保重。先生遗稿皆由廷灿兄掌管，可与一谈，其未竟稿件如何处理，如《桃花扇考证》已十成八九，亟应设法续完，即由《新月》出版，如何？又《稼轩年谱》兄亦应翻阅一过，续成之责，非兄莫属，均祈留意。《新月》出专号纪念，此意前已谈过，兄亦赞成，应如何编辑亦须劳兄费心。先生各时代小影，曾嘱廷灿兄挂号寄沪，以便制版，见时并盼问及，即寄为要。今晨杨杏佛来寓，述及国府应表示哀悼意，彼明晚去宁，拟商同谭、蔡诸先生提出国府会议。沪上诸友拟在此开会追悼，今日见过百里、文岛及新六等，我意最好待兄回沪主持其事。兄如有意见，盼先函知。又宰平先生等亦有关于梁先生文章，能否汇集一起，归兄主编。”过三日，徐志摩在23日又致信胡适：“昨天与实秋、老八谈《新月》出任公先生专号事，我们想即以第二卷第一期作为纪念号，想你一定同意。你派到的工作：一是一篇梁先生学术思想的论文；二是搜集他的遗稿，检一些能印入专号的送来；三是记画别的文章。关于第三，我已有信致宰平，请他负责梁先生传记一部。在北方有的是梁先生的旧侣，例如蹇老、仲策、天如、罗孝高、李藻荪、徐君勉、周印昆等，他们各个人都知道他一生一部的事实比别人更为详尽。我的意思是想请宰平荟萃他们所能想到的编制成一整文，你以为如何，请与一谈。我们又想请徽因写梁先生的最后多少天，但不知她在热孝中能有此心情否，盼见时问及。专号迟至三月十号定须出版，《新月》稿件应于二月二十五日前收齐，故须从速进行。”〔1〕
　　听徐志摩说倒像是真有这么回事，且布置得如此周密细致，但这是不是徐志摩的天真和一厢情愿呢？他不仅没有和《新月》同人达成共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很可能和《新月》的“领袖”胡适就缺少起码的沟通，徐志摩这个《新月》的“灵魂”和胡适这个“领袖”发生了不大不小的误会。因为后来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纪念专号，同样没有看到胡适进一步积极的响应。《新月》第二卷第一期延期一个月出版，但不是梁启超纪念专号。在这期“编辑后言”里，徐志摩有语义暧昧的表述：“我们再不敢说夸口一类的话：因为即使朋友们姑息，我们自己先就不能满意于我们已往的工作。”〔2〕这表面是向读者的道歉，并没有提到纪念专号事。但知情人明白，这是徐一语双关的抱怨。这里一定有一些难言之隐的编辑部里故事，我们已经无从稽考。倒是天津《益世报》于1929年3月4号的春季特刊上有“梁任公先生纪念号”，这很可能是罗隆基单边所为，因为《益世报》并不在胡适的监控之下。但因是随报附送，现在已难看到。梁启超研究专家夏晓虹也为此事纳闷：“《新月》纪念专号的终于流产颇令人费解，也许其中必有隐情，只是我尚未发现。”〔3〕
　　胡适日记一月十九日记：“夜九点多钟到北京”，“殊不料任公此时已死了八点钟了！”〔4〕胡适第二天参加了“任公大殓，在广慧寺。我同叔永、陈寅恪、周寄梅送他入殓”。“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他对我虽有时稍漏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如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后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以《墨经校释·序》一事而论，我因他虚怀求序，不敢不以诚恳的讨论报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错误，但这态度非旧学者所能了解，故他当时不免有点介意。我当时也有点介意，但后来我很原谅他”〔5〕。胡适在这里除了琐碎地讲了他和梁交往中的芥蒂，重要的是还强调了梁是一位过去了的“旧学者”。言下之意，自己是区别于梁启超的，引领风潮的新时代学者。胡适这里“人们说他是阴谋家”或“正是可爱之处”，已经使我们无法看清胡适对梁的真实情感和价值判断。
　　但胡适所言属实，梁启超不知老之将至的做派，在旁观者的眼里都有不同侧面的记录；尽管梁启超晚年声称不谈政治，专心学术，但他内心的暴风雨从来就没有止息过。少年的轻狂，像染上了毒瘾在梁启超生命黄昏里不合时宜的一再发作。据梁容若《梁启超先生印象记》：1924年正月二十日，梁启超与胡适为共同主持，“在安徽会馆为戴东原开二百年生日纪念会，《晨报》特别印专刊，副刊编辑孙伏园抱来散发，全部是任公一个人的文章。到开会，他又几乎独占了两小时的讲演时间，最后给胡适之留下了十分钟。介绍说：‘现在请不讲理的胡适之，来讲不讲理的戴东园！’特刊上记着：他的《戴东原的哲学》是接连三十四点钟不睡觉写出。当时虽然震惊于生龙活虎一样的超人精力，看看文章里许多空白节目，也深有‘慢事急办’之感”。梁与胡适的所谓“争胜”，在周善培《谈梁任公》里也有记录：“胡适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我常常劝他道：‘论你的年辈、你的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梁启超无法接受风光不再的感觉，过分的焦虑使他过早地倒在生命盛年的客栈里。
　　1月25日胡适回到阔别三年的北大，“作一首诗，纪念北大”，题目《留恋》：
　　
　　三年不见伊，
　　便自信能把伊忘了。
　　今天蓦地相逢，
　　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我终夜不成眠，
　　萦想着伊的愁，病，衰老。
　　刚闭上了一双倦眼，
　　只见伊庄严曼妙。
　　……〔6〕
　　
　　久别的重逢，不能抑制的狂喜，回到了久违的北大，胡适就像安泰回到了仁厚的地母怀抱。胡适把这首诗抄给刘半农，并调侃说：“这首诗是不能给我夫人看见的，看见了是要吃醋的。”
　　2月2号胡适日记为梁作挽联：“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接着谈到他对梁的具体评价：“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系统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明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民说》篇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以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故我的挽联指出他‘中国之新民’的志愿。他晚年的见解颇为一班低下的人所误，竟走上卫道的路上去，故他前六七年发起‘中国文化学院’时，曾有‘大乘佛教为人类最高的宗教；产生大乘佛教的文化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谬论。此皆欧阳竟无、林宰平、张君劢一班庸人误了他。他毕竟是个聪明人，故不久即放弃此计划。若他晚年无此退境，我的挽联可以说：‘中国新民，生平宏愿。神州革命，文字奇功。’”〔7〕在胡适的眼里，梁启超没有传世之作，如果有传世之作，也就是《新民说》，而“新民”的时代早已过去；尤其是在胡看来，梁的晚年已经摸不着北，终至于为人所误干了一件不识时务的傻事；“不得有系统的训练”，这也是经过美国训练的胡适评价别人的一贯口头禅。我们在学理上辨析梁胡之间的谁是谁非是另一回事，但这些涉及思想史与学理的评价，最能代表胡适对梁启超的基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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