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有关鲁迅兄弟失和的一点看法
作者：芷 焉
有两事可以说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信子对鲁迅的真实态度：
一是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这时鲁迅已经搬出八道湾近一年，信子竟然又骂又打，几近疯狂。
二是周海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里提到的一则往事：
1948年某冬日下午，周海婴到北京，章川岛领他去过八道湾房子。“走进里院，但觉空荡荡的，很寂静，仅有西北角一个老妇人坐在小凳上晒太阳。老妇把章川岛招呼过去，大概是询问来者是谁。章执礼甚恭，谁知仅简单地问答了几句，忽见老妇站起来，对着我破口大骂起来。后来似乎感到用汉语骂得不过瘾，又换了日本语，手又指又划，气势凶猛，像是我侵入了她的领地。章先生连忙拉我退到外院，告诉我，她就是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
沉默了二十五年的情绪竟还可引爆。这属生理嫌恶，条件发射似的，听到鲁迅名字，信子就会失去理智。
似乎不应该。鲁迅对周作人、羽太信子有恩。从他当初为接济家人回国，到兄弟同居后，工资交给羽太信子，到每月按时给东京她家寄钱，给她弟弟重久钱，替她妹妹福子交学费，甚至在他认为羽太信子把他赶出八道湾以后，还继续给羽太信子家里人钱。1925年10月7日羽太重久给鲁迅信：“上月蒙兄给予及时补助，非常感激。……对你长年以来的深情厚义和物质援助，真不知说什么才好。”（黄乔生《周氏三兄弟》）
做哥哥的到这分上，还有什么话说？
我在日本生活了近二十年，知道在那里报恩是一种社会常识，每一个人在幼年时就会受到知恩必报的教育。鲁迅为羽太信子家做了那么多事，照日本社会常识，其中任何一件都必要羽太信子费很大心力去报答的。
羽太信子是日本人，一般会遵守她们的社会常识，除非几种情况，一她本来就是个小人；二她是普通人，出于某种原因恩将仇报，但这时她会受到良心谴责；三整个事情是个误会。
先看她是否是小人。
羽太信子信佛，对父母极孝（接到北京同住），几十年如一日照顾妹妹芳子及其子女，据孙郁《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介绍，她对邻居佣人也都有求必应，如此种种，恐怕很难说她是小人。
那她是普通人吗？我们再看看，在这事上，羽太信子有无受良心谴责。
好像没有。鲁迅到八道湾取书时，要是她觉得鲁迅有理，会打电话叫重久、张凤举和徐耀辰来评理吗？张、徐说他们之间存在误会。误会是好人之间的事，这就等于张、徐不否认羽太信子在她的意义上是好人。
那么是什么误会使羽太信子在事隔二十五年后看到鲁迅儿子还那么激动。
不同阶层的人不容易相互理解，不同性别的人不容易相互理解，不同国度的人不容易相互理解，这三者犹如三座大山横在鲁迅与羽太信子之间，道道壕沟布满荆棘陷阱，周氏兄弟在这里跌个人仰马翻遍体鳞伤，几乎就是必然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悲剧实际上早就开始，只是当事人意识不到而已。
周氏家族同居八道湾前，主角们之间应不存多大反感。以鲁迅个性，只要有丁点不信任，他就不会让信子当家。而羽太信子如果反感，也不会情愿与鲁迅同住。
虽然鲁迅跟羽太信子有太多不同，但有一点是相似的——两人都是老大——一个长子一个长女，在家说话算数（芳子不跟丈夫，一辈子跟定姐姐很说明问题）。
两个说话算数的人住在一个屋檐底下是很危险的，弄不好就会出问题。
一个中国男人，破落户出身的精英，一个日本女人，武士的穷后代，没念过多少书，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难免会有所隔阂，且各为家中长子、长女，主观色彩都比较浓，自然会有冲突。
在鲁迅跟母亲、朱安一起吃饭时，情况还不是很严重，他出现在羽太信子面前的机会不那么频繁，所以在1920年暑假，许羡苏住到八道湾后（据许羡苏《回忆鲁迅先生》），不知谁提出鲁迅要到后院跟她们一起吃饭时，羽太信子没有反对，或者说即使反对也不强烈。
我们先来设想以前的吃饭场景——吃饭的人有羽太信子、芳子、周作人、周建人（1921年10月离家去上海）、孩子们，可能还有照顾孩子的几个佣人。
这时候，饭桌上大家会用什么语言来交谈呢？饭桌上两个主角——羽太信子只会讲日语，另一个周作人精通日语，两个次主角——芳子能讲中国语，但日本语却是她最拿手的；周建人找了个日本老婆，不管他懂不懂日语，多少也愿意学，至少听起来不那么反感吧。至于孩子们，都能听日语，再说他们也不重要。
三比一，我想在鲁迅来前，饭桌上，大家说的多是日语。
没有材料让我们看到鲁迅来后他们的吃饭场景，但陈学昭有一篇《鲁迅先生回忆》文章，记载过鲁迅居住上海时候家中吃饭场景，可以参考：鲁迅在家中吃饭时喜欢谈话，而且很生动。那么这时候鲁迅会用什么语言来说话呢？
我想应该是用汉语。根据我的经验，中国人聚在一起，准定讲中文，虽然偶尔也会关顾一下旁边听不懂汉语的日本人。
全饭桌只有羽太信子一个人听不溜汉语。
不管有无客人，鲁迅都有许多话讲，扯东扯西，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发出笑声。可羽太信子听不懂，大家都笑，她一个人不笑，而且她插不上嘴，就是她插嘴了，也没有人听她的。
可能有人会说，周作人、芳子可以翻译给她听。但能翻译多少呢？所有话都翻译吗？
吃饭时间，本来在羽太信子是个享受，她是主角。一天的话全集中在这时跟丈夫说，孩子的事、佣人的事……除了吃饭时间，她一天就没多少跟丈夫说话的机会，丈夫是个书呆子，一天不是外出就是呆在自己书房里。
但现在全变了。
这种情形断断续续持续了三年多（可能除去周作人住院和爱罗先珂在八道湾住的一段时间）。三年中，鲁迅几乎每天都要出现在羽太信子面前，一天还可能几次，有时时间还不是太短，羽太信子不得不面对这个一家之主。
好几个日本人跟我说过，他们在听我们用汉语谈话时，有时会产生生理上的不愉快，甚至错觉我们在讲他们坏话，他们把这解释为岛国人根性。
这种错觉，羽太信子有没有很难说。但不管怎样，随着时间的积累，她的不满也积累起来。另外，要记住羽太信子成长于另一种文化环境，日本家庭习惯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只管养家糊口，持钱回家，而不过问家内琐事。明治时期男人就更甚，他们通常认为沉默是金。有过这种说法，男人在家只有三句话：吃饭、睡觉、洗澡。
所以，信子对鲁迅插嘴家事一定不满。而对周作人的不闻不问一定中意，她骨子里认定男人就该如此，天经地义。家是她的世界，在她的世界里，她应该说话算数。
下面我们再从鲁迅角度来看后院起的变化。
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中说信子：“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加上爱买日本货和请日本医生出诊等高昂消费。
这种种小事，试想，鲁迅看到了会是什么感受？而感受到的鲁迅能不说吗？要知道，鲁迅对自己是怎样克己，“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所以他“看不过去”，一定会“对周作人进行规劝”，虽然“是‘花钱要有个计划，也得想想将来’这一类话”。但传到信子耳里，次数多了，她感觉能好吗？鲁迅对她的种种不满她觉察不到吗？本来这种事就不该男人管，况且，这男人还不是老公。日本有一句俗语：外人从兄弟算起。一个外人，凭什么对我家事指手划脚？难道以为把工资交来就有资格吗？
厌恶反感经常在反馈中加深，在双方传递了几个厌恶信号后，信子与鲁迅的关系很可能逐渐就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了。
后来鲁迅曾经感叹过自己的遭遇。他很凄凉地描绘了他的心情，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许广平《所谓兄弟》）
由于当时教育部欠发工资，鲁迅那时拿回来的钱少，羽太信子更不高兴，促使事情爆发也有可能，但终结原因一定不是这个。
我非常同情这个我一直敬佩的鲁迅，完全不怪他。他不可能读懂羽太信子，就像曹聚仁说鲁迅：因为是人，所以不免有“人”的弱点（曹聚仁《鲁迅评传》）。羽太信子身边的人没人能完全读懂她，也许连她自己也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
两兄弟同时被鸡毛蒜皮小事击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