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人性与民族性
作者：摩 罗
这几天放开其他书，看起动物学著作来。今天所读为德瓦尔所著《猴、猩猩的故事——灵长目动物如何谋求和平》，此前读过他的《人类的猿性》。
在《猴、猩猩的故事——灵长目动物如何谋求和平》中，德瓦尔充分研究了倭黑猩猩、大猩猩、金丝猴等等灵长目动物的冲突与和解问题，最后将这些研究成果运用到同为灵长目动物的人类及其社会的研究上。作者认为，所有动物都有冲突的天性，但是同时也都本能地渴望用友好的方式化解冲突和仇恨。“在动物世界中，争斗之后亲密接触的迅速增多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黑猩猩一般用接吻和拥抱寻求和解，倭黑猩猩最喜欢用性器官的接触和性交化解矛盾，同性之间也常常用摩擦和玩弄性器官达到重归于好的目的。
作者主张不能仅仅看到侵犯和冲突的负面意义，还应该看到侵犯和冲突的建设性价值。这个观点对我特别具有启示，也许是促使读者开窍的重要观点。
作者指出：“我们人类社会是由对抗和吸引相互交织而共同构建起来的。对抗的消失更多的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虽然它是迷人的。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人们之间缺少差异的社会里。……个体是在同别人的斗争中体现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我们不能同时有两种方式：一方面每个个体都有它自己的身份，而另一方面个体之间不会因为利益产生冲突。”总之，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冲突是如何塑造了我们的社会生活”。
没有哪个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像德瓦尔的研究视野这么开阔，所以德瓦尔能够真正高屋建瓴地观察和理解人类行为模式和人类社会的冲突纷争。他既不像马克思那样仅强调阶级矛盾和斗争，也不像克鲁泡特金那样单单强调人们之间的合作互助，而是将侵犯与和平、冲突与合作看作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社会现象。这样理解人类和整个灵长目动物的社会生活可能是最准确的。
人以及他的灵长目兄弟都是极为复杂的生命，不可仅抓住其某一种精神倾向就匆忙做出全称判断。正如一位神学家所言：“人有一种不正义的倾向，所以民主是必要的，人有一种正义的倾向，所以民主是可能的。”这句话启示我们，人类是一个多面体甚至是一个矛盾体，如果我们仅仅看到人类的正义倾向，或者仅仅看到人类的不正义倾向，都会导致完全错误的研究结论。
将人类放在宇宙间整个存在体系和地球生物圈中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思路和模式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充分意识到人性的复杂性，还可以避免对于人类提出过分的道德期待。
所谓道德期待，乃是出于道德建构的愿望，有意无意对于人类某种单一特性（比如正义倾向、神圣倾向等）的肯定和放大，而这种放大和肯定往往没有顾及另一些相反的天性对于人性的制约和影响。
基督教强调人不能骄傲，可是人类文化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通过建构自己的道德存在而独享几近神圣的骄傲。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每一种人类文化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拔高人类的道德存在和神圣品质，而忘了人类其实还只是达尔文所描述的生物链条上千万种动物中的一种。我看减少人类骄傲心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人类回到地球生物圈之中，回到灵长目动物体系之中。越是把人类放在人类认为低级的动物一起观察和研究，越是显示了对人类的关爱和怜悯。人文学者应该从达尔文和德瓦尔的研究模式中得到重大启示。
由于很重视德瓦尔的这种思想，读到这里我就停下来，不想马上往下读，以免受到其他内容的干扰。这是我的特性，每次读到妙处，我都喜欢这样打住，在莫名的欣喜之中纵情转悠，好像必须如此才能充分享受到思想的沐浴和浸润。
只有一种人类，只有一种人性
中国古人爱说学无止境，对人类来说，更为现实的是“贪无止境”、“耻无止境”。这句感慨来自刘仰的博客文章。今天从新浪网刘仰博客上读到西班牙殖民者的无耻故事真是叹为观止：
西班牙殖民者在征服现在秘鲁境内的印加帝国时，目的就是为了金银。他们以卑劣的欺骗手段，绑架了印加国王，然后要求印加臣民用金银支付赎金。印加人无奈，几乎把国内所有能找到的金银器具都搬来了，包括王室的收藏，庙宇的摆设，家庭的工艺品等等。仅这一次，西班牙殖民者就获得了黄金近六吨，白银十二吨。要知道，这些黄金、白银并不是金砖或银锭，而是各种各样的工艺品。它们的历史、艺术等综合价值，远远超过单纯的６吨黄金。然而，印加人为自己的国王几乎掏空了所用现成的金银，支付了赎金，西班牙人还是将印加国王杀掉了。本系列文章前面曾经提到过这位印第安人国王，就是那个被要求皈依上帝的国王。他既支付了赎金，又皈依了上帝，西班牙人开恩，没有烧死他，而是绞死了他。但绞死之后，西班牙人还是焚烧了他的尸体。
一百年来我们总是批判中国的国民劣根性，其中预设了一个前提，我们的国民性比不上世界上的主流人群欧洲文明人的性格特征，其实这个预设很难成立。人类的无耻和残忍是相通的。
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批判现象，是长期遭受掠夺与杀戮的失败民族的自虐行为。如果要进行国民性批判，那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必须都应该进行的，而不仅仅是中国。但是西方世界没有人对几百年的殖民史和贩奴史进行过自我反省，历史给了他们几百年时间也不见批判发生。他们对于屠杀六百万犹太人也没有真正承担起“欧洲”的责任，而只把责任全部堆在战败者德国身上。实际上，自从基督教被罗马帝国接受为国教以来，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把犹太教及犹太族看作异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不过是公元三世纪以来欧洲反犹主义的必然结果。这个结果中包含着整个欧洲文化的罪。可是，二战结束以后，欧洲人狡猾地将反犹、屠犹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了战败者，欧洲主流社会一点自省也没有。
人类的罪恶和无耻是相通的，只是各个人种和民族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所以，揪住某个特定民族猛挖其劣根性，只是一个无法成立的伪问题。
一直存在两个西方
读索飒《丰饶的苦难》，如痴如醉。作者为弱者说话、为正义呼喊的精神，感人至深。读此书能更好地理解张承志的心态和观点。他们俩走到一起真是对极了。
最近几个月的读书过程中，西方形象在我心中像融雪一样一丝丝坍塌，最后的崩溃就是由这本《丰饶的苦难》造成的，因为它集中介绍了西班牙、英国殖民者对美洲的殖民屠杀，以及独立后的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屠杀和掠夺。当然，它尤其介绍了拉丁美洲居民反抗一切强盗压迫与凌辱的自尊精神和独立精神。
这是一本铿锵有力的著作，是一本燃烧着火焰的著作。
因为受到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文文化的熏陶，我像许多中国读书人一样，对欧洲传统的国家和文化怀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还常常怀着崇高的敬意。看来我们的敬意有点一厢情愿。也许是我们为了寻找反抗中国专制统治的文化资源而下意识地虚构了一个伟大的西方。
其实一直存在两个西方，一个以人文典籍为代表的精神化的西方，和一个四处抢劫、屠杀、侵占地盘的流氓西方。这两者存在着巨大的矛盾甚至尖锐对立。那个精神化的西方主要不过是一种说辞，是掩饰他们的强盗行为的一种幌子，或者说这个幌子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适用于他们本国的上流社会。那个强盗和流氓西方才是完全真实的。从古希腊的殖民传统，到古罗马的征战屠杀，再到西班牙、英国等等对全世界的殖民屠杀，以及今天美国独霸世界、四处抢劫和屠杀，西方人对异族的犯罪，在全人类中所占的比例，就像他们的经济总量一样遥遥领先。
即使是文艺复兴时期，也有两个欧洲。一个欧洲创造了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文化体系，并且很坚实的创造了遍布欧美大陆的民主制度。另一个欧洲对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居民进行疯狂的掠夺，没有掠夺价值的居民就疯狂地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