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蝗虫不吃庄稼?

作者:眭达明




  这不是我有意编造的笑话,而是发生在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原原本本记录在《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的一个真实故事:“秋,七月,蝗自东而西,蔽日,所过赤地。京兆尹杨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皆贺。”
  就是在这种极端严峻的形势之下,京兆尹杨知至这个昏官,竟然还敢睁着眼睛说瞎话,给唐僖宗上了这么一道溜须拍马、歌功颂德的狗屁奏章。他这样做,无非是粉饰太平,让皇上宽心和高兴,并且颂扬圣上英明神武,连蝗虫也摄于天威而杀身报国之类。
  蝗虫不吃庄稼,满朝弹冠相庆,这场面委实让人匪夷所思。
  不管宰相们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反正摊上这样一群糊涂蛋,老百姓算是倒霉透了。“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这样闹腾下来,终于引来了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为唐王朝敲响了丧钟。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如此荒诞不经的谎言故事,不仅发生在唐末的官场上,而且在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的北宋官场上,也上演了许多类似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离奇荒诞剧:
  至道二年(996)秋七月,“汴水决谷熟县,许、宿、齐三州蝗抱草死。八月辛丑,密州言蝗不为灾”(《宋史·本纪第五·太宗二》)。
  景德四年(1007),“宛丘、东阿、须城县蝗,不为灾。诸路丰稔,淮、蔡间麦斗十钱,粳米斛二百”(《宋史·本纪第七·真宗二》)。
  大中祥符九年(1016)七月,“开封府祥符县蝗附草死者数里。八月,磁、华、瀛、博等州蝗,不为灾。九月,青州飞蝗赴海死,积海岸百余里”(《宋史·本纪第八·真宗三》)。
  天禧元年(1017)六月,“陕西、江淮南蝗,并言自死”(《宋史·本纪第八·真宗三》)。
  天禧元年(1017)六月,“江、淮大风,多吹蝗入江海,或抱草木僵死”(《宋史·志第十五·五行一下》)。
  这些记载在《宋史》里的谎言故事,除一例发生在宋太宗晚年外,其余集中出现在宋真宗时期,尤其是在宋真宗大搞“天书运动”的大中祥符和天禧年间,此类蒙太奇故事更是层出不穷、接连上演,甚至连一向为人耿直、为官忠正的寇准也跟着凑热闹,在天禧元年上书宋真宗,说他领导的那块地方:“蝗伤之后,茎叶再茂,蝗多抱草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
  在寇准等人的想象里,蝗虫大概也是读过四书五经的,也懂得“礼义廉耻”,也有很高的政治觉悟,也要给足皇帝面子,否则,以吃植物为生的蝗虫,在没有得厌食症,又未碰到流行瘟疫的情况下,面对绿油油的庄稼和鲜嫩茂密的青草,怎么会突然“不为灾”,并且奋不顾身地纷纷“赴海死”、“抱草死”、“附草死”呢?否则很难解释,有着很高知识才能和判断能力的寇准等人怎么会睁着眼睛说出这种瞎话,并且认认真真地写成奏疏,郑重其事地向宋真进行专题报告呢?他们就是不敢正视蝗灾之后赤地千里的残酷现实,至少也应该知道,作为古代三大自然灾害之一的蝗灾,曾给生活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人民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啊!
  当然,宋真宗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这种清醒认识的,这一点,《宋史·王旦传》记载的一件趣事,就完全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天下大蝗,使人于野得死蝗,帝以示大臣。明日,执政遂袖死蝗进曰:‘蝗实死矣,请示于朝,率百官贺。’旦独不可。后数日方奏事,飞蝗蔽天,帝顾旦曰:‘使百官方贺,而蝗如此,岂不为天下笑耶?’”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大中祥符九年(1016)七月,包括京城地区在内的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严重蝗灾,而下面报上来的材料却是另一番景象,不是说蝗虫“附草死者数里”,就是说蝗虫纷纷“赴海死,积海岸百余里”。宋真宗非常高兴,就派身边工作人员去郊外搜罗了一些蝗虫尸体,特意展示给朝廷大臣看。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执政大臣为了拍皇帝马屁,也派人出去捕杀蝗虫,然后带着蝗尸上朝,向皇帝献媚说:“蝗虫确实全部死光了!请陛下举办一个大型死蝗展览会,搞一次大型庆典活动,通知全体官员都来参观。”好得宰相王旦是个清醒明白人,当时就阻止了这种荒唐的举动。数日后,执政大臣正向宋真宗汇报工作,头上突然飘来一大片乌云,天顿时黑了下来,大家抬头一看,原来是成群结队的蝗虫黑压压地飞了过来!
  但不相信归不相信,编造谎言的工作还是需要做的,因为自从“澶渊之盟”之后,皇帝也好,卿相也好,已经没有了直面灾难的勇气和全力抗灾的信心,于是只能寄希望于侥幸,寄希望于幻想,而当侥幸和幻想都不足以掩盖这种满目疮痍的国家局面时,就只有寄希望于谎言了。总之,宋真宗需要这种谎言来陶醉自己和麻痹人民。而作为谎言制造者的地方官员,自然也有自己的用心。以寇准来说,他明明知道蝗虫“抱草死”是假的,但为了讨好宋真宗,就不能不跟着大家一块起哄,否则自己就会成为另类,从而被宋真宗所疏远。不仅如此,寇准还在一些人的蛊惑和时势的逼迫下,在天禧年间违心地向宋真宗呈上所谓的“天书”。寇准的这些举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在刻意讨好喜好怪力乱神的宋真宗,目的自然是希望能够再次成为宰相。寇准的心思果然没有白费,上“天书”后不久,他就再次入朝为相。
  记得“文革”期间,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形势一片混乱,但当时的宣传机器和几乎所有的官员都众口一词地说形势一片大好,并且还把“就是好,就是好”编成歌让群众传唱,至于究竟是“大好”还是“大坏”,想必很多人心里是有数的。还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全国到处“放卫星”,吹牛、扯谎、说大话不脸红,整个国家成了谎话的海洋,也是因为形势逼迫才这样闹腾的,至于有多少人相信事实,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根据“政治需要”,不这样做不行,这些大概就是“蝗不食稼”此类谎言的延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