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苏格拉底之死和希特勒上台能证明什么？
作者：肖雪慧
但置身于严重危机之中的魏玛民主穷于应付，始终未找准自己的位置。民主力量不仅疲软无力，还不断内讧。当纳粹危险迫在眉睫，作为民主派中坚的社会民主党却纠缠于“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意识形态之争，他们迷信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特别是社民党左派一直为得到的是“资产阶级民主”而非他们追求的“无产阶级民主”深感不满。而社民党跟共产党彼此为敌，进行意识形态斗殴，却忽视了危险的共同敌人——希特勒。
然而，即使如此的危机四伏，魏玛民主仍然运作了十来年。纳粹咄咄逼人，但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尚未袭来之时，即1930年大选之前，他们在议会的席位最多时也从未超过三十二席（这个数目仅勉强占议会席位百分之五）。实际上，是世界性经济萧条为纳粹形成排山倒海之势提供了决定性条件。世界性经济萧条使战后德国本来就不景气的经济雪上加霜。1930年5月，德国二千一百万的雇佣劳动者中失业者高达三百万，1931年下半年就增加为五百万。当魏玛政府正在同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惊人的失业率艰苦斗争之时，反民主力量却在加速集结。大面积失业造成的绝望心理给希特勒带来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充分利用了这种心理以及这种心理跟战败耻辱而生的怨恨、复仇心理交织而成的非理性情绪，提出所谓“立竿见影”的“普遍就业”计划，并进行“雪耻”、“复仇”之类民族主义蛊惑。
经济危机把绝望的人们推向了纳粹运动。1930年选举，纳粹席位大幅上升，从十二个突然升至一百零七个，成了议会中不可忽视的大党。1932年4月总统大选中希特勒得票达到百分之三十六点八。然而，尽管取得可观胜利，赢得了议会大党地位，却并未获得组建政府必要的多数。始终有不少选民对希特勒和纳粹党心怀疑惧。其间，魏玛政府曾一度针对胡作非为、到处制造暴力事件的冲锋队下禁令，可在时局最为混乱和动荡不安的1932年，为了安抚希特勒，政府竟撤销了禁令。褐衫暴徒胁迫了许多选民，但制造的街头恐怖也招致许多选民反感。同年11月选举，作为对冲锋队恐怖活动的反应，有二百万选民抛弃了纳粹，使之失去百分之四的选票。想通过获得议会多数席位顺利上台的希特勒再次落入低谷。
希特勒最终也没能通过选举赢得多数席位，却在1932年8月急不可耐地公开宣布要立即上台了。这无异于是宣布夺权。事实上，希特勒并非如某些人所说是通过选举上台的，更不是什么“一点没搞鬼，一点没舞弊，完全规规矩矩……”纳粹在1930年选举中席位大幅上升成为大党后，希特勒野心膨胀，极力向军队渗透，纳粹党徒很快打入各军种，破坏了民主社会通行的不得在军队进行党派活动的原则。受蛊惑的部分国防军军官在军队宣传纳粹思想，联络、劝诱其他军官，要他们在纳粹党武装起事时不向起事者开火。几名军官被捕后，希特勒作为证人出庭，誓言上台后将对以议会民主取代帝制的1918年11月革命进行血腥报复。向军队渗透事件本身就证明所谓希特勒是完全规规矩矩、按民主程序当上德国统治者之说站不住脚，而纳粹长期纵容冲锋队对民主社会的秩序进行挑衅、破坏，暴力恫吓和胁迫选民，更使此说靠不住。
最终使希特勒如愿以偿掌握政权的，是政府的错误策略以及政界、军界、经济界中旧势力头面人物跟希特勒之间进行的一系列交易。年迈昏聩的兴登堡认为如果不让希特勒当总理，他将离开联合，任何人组阁都将难以控制他和他可以积聚起来的破坏性力量，兴登堡等人的盘算是：给希特勒当总理的甜头，但内阁成员中纳粹是少数，这就把希特勒约束住了。而政府内外的旧势力代表则有着跟希特勒相似的政治目标：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右翼独裁政权以取代议会民主制，重新走扩军备战、对外扩张的强权道路。他们看中希特勒的强硬立场和在民众中的蛊惑力，是他们在希特勒在1932年11月选举失利的情况下协助他当上了总理。
概括地说，是战后德国聚集起来的巨大反民主改革的力量使魏玛政府处境孤立，是魏玛民主自身的缺陷给了希特勒可乘之机，是民主派的软弱、内耗使希特勒坐大；经济萧条导致失业率惊人增长，则如史学家梅尼克所说，是驱使人们投入希特勒运动的“最有效事变”；而旧势力跟希特勒的交易最终使希特勒在并不具备组阁所需的多数席位情况下登上了总理宝座。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是希特勒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毋宁说是一场合谋政变助他取得政权，更合乎真相。
然而，说民主使希特勒上台的人，把纳粹利用德国遭遇经济萧条而失业人数剧增的局势在选举中赢得大党地位这一件事，从希特勒上台的整个背景和过程中剥离了出来无限放大；却把其他所有促成希特勒上台的重要因素和情节隐匿在了无限放大的选举环节背后。这种高度的选择偏向令人费解。可是更诡异的是，不仅把促使希特勒上台的若干因素进行选择性放大和隐匿，而且把后来希特勒德国制造的一切苦难栽赃给民主。他们绝口不提希特勒一上台就立即着手清除议会民主的一切痕迹、彻底摧毁民主制度，绝口不提希特勒通过对民主制度的摧毁，通过禁党、禁言论、取缔结社自由，使宪法权利失效为其个人独裁扫清了障碍。而纳粹德国大规模的暴力犯罪正是在清除掉民主制度的一切痕迹、废除了人的宪法权利之后开始的。这些至关重要的事实也被隐匿了，于是，发动侵略战争、屠杀犹太人以及希特勒时期犯下的其他国家暴行统统归咎于了民主。所以，李敖就可以说“民主最后责任要共同分担了，不单是独裁者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这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些就是民主的产品”，“这就是典型的民主的产品”。然而，希特勒彻底摧毁民主之后发生的罪行还能算在民主账上吗？
民主需要在不断反思中改进，需要人们像对自由一样以持续的努力去维护。但栽赃、恐吓不是反思。
柏杨谈及台湾的民主时说：“民主政治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不能让它死掉，虽然小孩很丑，但也要让它长大，要小心呵护。”那时的魏玛民主也是一个丑小孩，它很弱、缺陷又多，魏玛民主没有得到长大的机会。夭折的原因很多，但希特勒是摧折民主的元凶，而决不是“民主的产品”，也决然扯不上“西方民主曾经堕落为希特勒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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