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左”右随想录
作者：李 乔
十五、反极“左”的硬骨头
反极“左”之艰难、之险恶有时甚至超过铁血的抗敌。反极“左”的硬骨头比战场上和敌人刑场上的硬骨头，有时甚至更让人钦敬，因为反极“左”往往更难为。他们常要付出精神和肉体的双重代价，要忍受巨大冤屈，要失掉名誉和尊严，甚至也要流血和失去生命。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就是这样的硬骨头。
还有另外一种反极“左”的硬骨头。他们虽然没有被残酷批斗，甚至还有一定职位，但他们反极“左”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敢于豁出性命、敢于冒犯“天威”的壮伟气概，同样令人钦敬。宋时轮将军就是这样的硬骨头。1976年夏，毛泽东病重，邓小平下落不明。宋时轮将军忧心如焚，与军队诸将领商讨局势时扼腕奋臂曰：“万不得已时，我们要实行兵谏！”真是一语惊天地，大有当年张、杨二将军的伟大气概（见吴东峰著《开国将军轶事》一书，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宋将军所言虽然都未曾实行，但他们为了民族最高利益的赤心和壮思足可光耀千秋！窃思之，倘若当时我党高层能有更多像宋时轮将军这样的人物，极“左”势力必会低眉敛气。
十六、臣罪当诛
“左”的理论有个可怕和怪异的特点，就是它伤害了人，被伤害者还迷信它，认为它无比正确，认为自己就该挨整，“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罪错全在自己。“左”的理论的这种魔力，真仿佛邪教一般。
“文革”中，历史学家王伯祥一次坐人力车回家，车夫问起他的收入，王如实相告，不想车夫大怒，说“我拉车，你坐车，已不公平，你竟然还拿这么多钱！”随即令王伯祥下车步行（叶兆言《陈旧人物》）。这个车夫的理论显然是歪理，是极“左”思潮的反映，但后来王伯祥与人说到此事时却说：“车夫说的一点也不错，所以就会有革命，就要造反。”实际上，这个车夫的行为怎能与旧社会劳动人民的造反、革命相提并论呢？王先生的话显然也是歪理，其源头便是当时流行的极“左”理论。另有一位教授“文革”中下放劳动，本来是苦不堪言的，但当某外国记者问到他的感受时，他却说：“在这里锻炼很好，比在学校学的东西多。”这个记者后来采访邓小平时转述了教授的话，邓小平当即回答：“他是在撒谎。”我想，这位教授说那种话，可能是迫于政治环境不得不撒谎，也可能根本就是那么认为的，他觉得自己就该在泥巴里改造，只有如此才能把自己肮脏的灵魂洗干净。
挨了“左”整，还为“左”说好话，还认为“左”的理论是伟大真理——“左”的魔力真是大无涯涘，令人浩叹，令人不寒而栗。
十七、“左”是世界性现象
“左”并非中国的特产，“左”曾是世界性的现象。列宁“左”过，后来用“新经济政策”纠正了一些；斯大林搞“大清洗”，“左”得出奇；匈牙利“四人集团”实行极“左”政策，酿成全国性“民族对抗”的乱局；“文革”时，一些国家的激进分子也学着中国红卫兵的样子造反；柬共波尔布特“左”得不亦乐乎，倏起倏灭；法国激进学生打着托洛斯基、格瓦拉、“毛主义”的旗号造反；意大利有红色旅，日本有赤军，都高呼“世界革命”的口号，实际是搞极“左”恐怖；等等。
我党的“左”右倾错误都曾以共产国际、以苏联为背景。陈独秀时期的右倾错误，共产国际要负极大责任；李立三、瞿秋白、王明的“左”倾错误都以共产国际为背景，特别是王明，更是由苏共卵翼扶植起来的；红军长征时期的军事冒险，德国顾问李德要负主要责任；斯大林要赶超美国，向共产主义过渡，实为激发起毛泽东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兴致之渊源。
斯大林去世后，“左”的中心不在苏联了，转移到了中国。“文革”也有国际背景，就是反国际修正主义，反国际上的所谓右，反赫鲁晓夫的右——“文革”的目的，就是要防止赫鲁晓夫式的所谓“和平演变”。对于模仿中国红卫兵的国外激进分子来说，中国又是他们的国际背景。至今，国际上仍有极“左”分子赞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赞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流，他们可以说是中国“左”爷的外国余孽。
十八、并不总是抱着本本
“左”爷总是迷信教条，动辄用马列本本训人，这是“左”爷给人的一般印象。这个印象当然符合实际。但“左”爷还有另一方面的情况，人们注意不够。这就是“左”爷有时明明知道马、恩是怎样说的，却既不照搬，也不引述，甚至假装不知道马、恩曾经那样说过。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总是抱着本本不放的。例如，恩格斯有一个著名观点，就是反对在工人阶级力量很弱小的时候与强大的敌人决战，称那是很愚蠢的想法。但号称娴熟马列著作的王明和博古，却并不理睬革命导师的这一观点，而是一味胡打乱来，弄得差点亡党亡军。《共产党宣言》里讲过“自由人联合体”，讲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左”爷却有意回避这些话，不愿理睬马、恩的这个极重要的观点，他们连“自由”二字都不愿提，甚至硬说只有资产阶级才谈什么“自由”。马、恩曾讲过“社会所有制”和“重建个人所有制”，但“左”爷也装作没看见，更不去研究其内容，只知固守斯大林模式。看来，总是批评“左”爷“死抱着本本不放”，并不十分准确。
十九、反“左”须比“左”劲大
“左”有一股邪劲：力大，顽强，有韧性，且常常反噬反“左”者为右。夸张些说，搞“左”有点像吸毒，易上瘾，且难戒，更抗拒戒毒。因之，欲反“左”，就必须力更大，更顽强，更有韧性，且不怕“左”爷扣“右倾”帽子。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种主张立即消灭资本家的“左”倾情绪，颇为激烈，刘少奇论道：“‘左’的东西是常常有一股劲的，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原来的劲头更大才行。”又说：“反右的时候，他一听右倾机会主义就会改。反‘左’的时候，他往往会反过来说你右。”刘少奇显然是深知“左”这个怪物有一股邪劲的，因为他深谙党史，因为他昔日在白区切身领教过王明“左”倾路线的邪劲。“左”之可怕，尤在其反噬反“左”者右，所以，反“左”者必须不信邪，不怕鬼才行。邓小平反“四人帮”，反“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就不怕被诬为“右倾”，不怕说什么“走资派还在走”。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何以要用“主要”二字？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左”劲太大太顽强，所以，反“左”的劲必须要比“左”劲大才行。
二十、以人为本，与“左”决裂
蔑视人的价值和尊严，拿人不当人，乃是“左”的理论的根本特征之一，诸如漠视民瘼、辱人整人、草菅人命、批人道主义、否定人权理论、赞扬古代游民胡乱杀人等等，皆由此而来。上世纪，某封疆大吏乃“左”爷之翘楚，一个好端端的天府之国，竟被他治理成了饥饿之乡，饿死人无算。民众非之，此公竟答曰：“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在这位“左”爷眼中，人民的生命轻如鸿毛！现在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理论，正是要弘扬和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彻底与拿人不当人的“左”的理论决裂。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共产党人的天经地义。反对以人为本的“左”的理论，本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践行“以人为本”，便是践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践行“以人为本”的共产党才是真正的共产党，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