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也谈国学与管理
作者：袁 刚
有人说自由放任这个概念中国古代早就有，老子讲“无为而治”不就是自由放任吗？但道家虽反对国家强权，反对国家管制，却是消极而非积极；老子主张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他并不说经商，生活水平怎么能提高呢？孤立的桃花源并不可取。我们讲国学管理，只是从诸子兵家中勾勒出一些零散的论述，作现代解说，启示来者。中国古代既无商家商经，也就没有系统的管理学，工商企业管理学主要还是在现代欧、美、日本，我们在引进消化中再作创新。所以我并不主张什么东方管理学、中国式管理。管理学和物理学一样，没有什么东西之分，也没有什么阶级之分、主义之分，甚至没有古今之分，没有必要说什么西方管理学、东方管理学。管理原则东、西相通，古今相通，把所有的管理智慧总结出来就是管理学，谁都可以拿去用。管理法则是人类共通的，没有国别之分，也没有民族之分，应该为人类共有，所以我反对说什么东方管理学，也没有什么国学管理。但是，中国古代诸子百家讲治国、理民、用兵之道，特别是兵家兵法中有许多经略管理之术，虽不系统但饱含着管理智慧。从国学中发掘管理智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用之于丰富现代管理，则又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四、管理学不分东、西，但包含了东方智慧
中国古代没有商家，群经之中无商经，没有专门系统的工商经营管理学，但工商业还是存在的，并不时出现繁荣。而商场如战场，商战如兵战，做生意的秘诀和战争的韬略有相似之处，所以，古代商人就用兵法来指导经商。经营管理术在兵法里也表述得最充分，所以很多经商的人都看兵书，用兵法来做生意，用兵法来指导经营。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出奇制胜。兵法与管理很早就联系在一起。
什么是管理？法约尔说：管理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当代美国管理学家西蒙说管理就是制定决策，兵法叫“谋而后动”。管理涉及的问题很多，要处置各种非常复杂的关系。管理是一个协调过程，以有效的实现组织目标。管理本身是一项社会实践，是人类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人类和其他动物不同，用荀子的话说是人能“群”，有社会性。群居就有组织，“单位”就是组织，有组织就有领导，就有管理。人类社会分为各种不同的组织，在有史以来所有组织中，要数军队最大、最正规也最有特色，自古以来组织得最好的单位肯定是军队。军队之所以有战斗力，就是因为组织严密。而军纪、军令、军法及军需、军种、军阵、指挥、谋略、攻防等，样样都需要管理，管理不善就要打败仗，就要死人流血。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就在军队管理上倾注工夫，其中成功的经验被人加以总结，形成法则，用于指导后人，就是兵法。
兵法用之于管理古已有之，比如说孙武最初见到吴王阖闾，呈上兵法十三篇，但吴王怕他纸上谈兵，要他小试一把，将嫔妃宫女组织成军队。孙武先杀两个嘻嘻哈哈的宠妃，声言“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立马将宫女们编成了能赴汤蹈火的队伍。虽然残忍，但遵循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原则——服从原则，这个原则毛主席说得非常清楚，“三大纪律”中的第一条即“一切行动听指挥”。贯彻命令是一个重要管理原则。
孙武和伍子胥辅佐吴王夫差建立了霸业，但夫差刚愎自用，把伍子胥杀了，孙武也就归隐山林。吴随即被越灭亡，但越王勾践也容不得智者，将辅佐他的文种赐死，另一辅臣范蠡带着西施跑了，来到居于天下之中的陶（山东定陶）经商。史书记载，他用兵法治产业，三致千金，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成功商人，人称陶朱公。据说有《范蠡兵法》，也有《伍子胥兵法》，可惜都失传了，但范蠡用兵法经商确实无疑。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对范蠡及孔子弟子端木赐（子贡）的经商行为就作了正面描述，并说孔子之所以名扬天下，乃得力于子贡的宣传辅助。而经营致富之人，更是“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太史公对兵法经营也作了精辟论述，认为“富者必用奇胜”，要“乐观时变”，“知斗则修备”；“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而且高论“商不出则三宝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太史公不鄙夷商人，说他们“长袖善舞”，善于经营。他追述战国商人白圭的经营之道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讲究供求关系。而“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也”。商业大有必要，商人值得尊敬，虽没有商经，可以用兵法，经商和治国打仗都需要智谋。
也有以兵法指导体育竞赛的，孙武之后的孙膑在战国初以兵法指导“田忌赛马”，三打两胜赢得了大赌注。这小小一招充满了谋略，孙膑由此受到齐威王重用，当军师，演出了“孙庞斗智、你死我活”的惊险故事。孙膑和庞涓都是隐士鬼谷子的学生。用兵法治理社会事务的也大有人在，据《史记·项羽本记》所记，秦灭楚后，楚将门之后项梁带着侄子项羽避居吴中，每有大徭役大丧事，当地头人总是请项梁主持，项梁“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子弟”，办得井井有条很有效率。项梁的管理才能在哪里？就在于深通兵法，懂得组织编制指挥之道。
兵法及伊尹、吕尚（姜太公）之谋，商鞅之法，均可用来指导经商，其中充满了管理智慧。但这些东西被五四狂飙及“文化大革命”扫进了垃圾堆，“文革”中更是与西方管理学一起被视为“封资修”。改革开放引进西方管理学，翻译过来的许多西方管理学教科书，把孙武子视为管理之父，认为《孙子兵法》最早揭示了许多管理原则。西方人写管理学早就吸收了《孙子兵法》的营养，居然是比我们更早就注意到古代中国诸子思想中的管理智慧，并加以吸纳。西方管理学包含了东方管理思想，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管理学没有东、西之分。
把《孙子兵法》当做是商战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教科书，最早是日本人。早年参加过侵略中国战争的大桥武夫，战败后回到日本办企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首先提出“兵法经营论”，出版了小册子。到六十年代日本许多企业、大公司都把《孙子兵法》当做经营管理的教材，学者村山孚说日本企业生存发展有两大支柱，第一是美国现代管理制度，第二就是《孙子兵法》的战略与策略。松下幸之助公开宣称《孙子兵法》是其成功的法宝，把孙武供奉为天下第一神明。索尼的创始人井深大也说公司的发展壮大就是运用了孙子“以正合，以奇胜”的法则，出奇制胜，不断创新。不少企业家还把《三国演义》当做形象化了的《孙子兵法》，日本很多企业管理层员工爱读《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日本最早出现了“兵法管理学派”，当时中国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呢。后来美国、欧洲也跟进，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也把《孙子兵法》当做管理教材，到八十年代形成气候。
兵法是一种制胜哲学，我们用非常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不吃亏，不亏本，立于不败之地。在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不确定因素下，精于算计，上兵伐谋，合于利而动，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孙武教导我们要不战而屈人之兵，能自保而求全胜，要庙算先胜，胜于易胜，做到兵不顿而利可全。立于不败既可以用之于战争，也可以用之于商战，是克敌致胜商业成功的思想武器。《孙子兵法》的总精神是约束条件下求极值，也就是在信息不对称、不确定的各种约束条件下求最优解，作理性选择，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与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是合拍的，讲计利以听，追求效益，是有效管理。讲兵贵神速，马到成功，悬权而动，不谈虚玄，不搞“假、大、空”，择人任势，出奇制胜，是利益最大化。但兵者诡道，为求胜可用间，兵不厌诈，形兵于无形，兵以诈立，这与儒家的信条有所不同。兵家与法家一样，有专制主义倾向。
号称日本“近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最早倡导“《论语》加算盘”的经营模式，将《论语》奉为“商务圣经”，提出“士魂商才”，讲经营伦理，诚信待客。这样的论述现在国内已有很多，海外港台及韩国、新加坡等也有许多追捧者。“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儒法互补，吸纳兵家，来塑造当代儒商。论者以儒家性善论、礼乐教化来培育修炼企业文化，讲团队精神、“中庸之道”，和谐治理。企业家也讲“内圣外王”，君子生财有道，有钱人更要以天下为己任，这样的管理伦理，当然也很有意义的。中外学者从国学中发掘出来的管理智慧，完全可以用来充实和补充现代管理学，实际上海外这方面的研究也早于国人。而如果要以此建立有别于西方的独立的东方管理学，则完全没有必要也无法成立，毕竟现代管理学理论经百多年发展，已相当系统相当成熟，而且其中早已包含了古代东方智慧，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去标新立异。
管理学不分东西，不姓社也不姓资，管理经验谁都可以吸收运用，所以我认为学习管理学首先还是要学西方现代管理学大师的经典论述，也不妨读一些先秦诸子、《孙子兵法》，提高管理水平和文化素养。总结中国古代百家管理经验也是很有意义的，但我不赞成以读经读史来取代学习现代管理学。当前有一种倾向将国学与管理学嫁接，进而将其玄学化甚至意识形态化，有人讲易学、阴阳与禅宗等，象数思维，越谈越玄。易禅精神可以去体会，也可以加以现代解说申论，但有人将其神秘化，说是可以用之于炒股胜算百事，八卦占卜都重新派上了用场，这就与管理学的科学精神相去渐远。有人干脆说：“西方管理是科学，东方管理是艺术。”好像中国式管理用不着追求科学，这很荒谬。还有人把国学管理或东方管理学扩大为包罗一切的庞大体系，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样样都谈，神乎其神，结果成了“假、大、空”。学习这样的管理学，我认为还真不如去找一本西方管理学经典教材认真读一读收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