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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骑兵军

作者:伊萨克·巴别尔




  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个苏联作家代表团访问美国,团长是位大名鼎鼎的作家,苏美作家座谈时,有位美国作家问这位团长,何以长久不见巴别尔发表新作,也不见有关他的报道,他怎么了?团长回答说,巴别尔挺好,我此次访美前夕,还在苏联作协见到他,交谈了好一会儿,他正在埋头写一部长篇小说。美国作家见团长如此回答,便把话题转到别的事上去了,因为他风闻巴别尔早已不在人世,死于肃反运动。这位大名鼎鼎的苏联作家所编造的这个活灵活现的谎言成了笑柄,不仅在美国,更在后来的苏联。
  1953年斯大林撒手人寰后,苏联政府恢复了巴别尔的名誉,世人方渐渐得知巴别尔于1937或1938年被捕,罪名是“积极参预反苏的托洛茨基组织的活动”,并充当“法国和奥地利政府的间谍”,在严刑拷打下,巴别尔违心地承认了对他的莫须有的指控,但他在最后的陈述词中申诉自己无罪。他说:“我是无辜的,我从未做过间谍。我对任何反苏行动一直持反对态度……我只请求一件事,让我完成我的作品。”
  这个请求是天真的。他于1940年(爱伦堡在其回忆录中说是1941年)1月27日凌晨在苏联内务部卢布扬诺夫监狱(一说是西伯利亚监狱)中被枪决。终年四十七岁。
  巴别尔于1938年发表了一篇对高尔基的简短颂文后,就此在苏联文坛销声匿迹。他入狱后,他的作品包括他的名字在苏联被全部、彻底地封杀。后人大都已不知道世上曾有过一位名叫伊萨克·埃曼努依洛维奇·巴别尔的犹太作家以及他写的作品了。
  然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巴别尔在苏联是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
  他所以引人注目,首先因为他的两个短篇小说集《红色骑兵军》和《敖德萨的故事》以及其他短篇小说无论就内容和形式而言,都有鲜明的个性,用爱伦堡的话说:“巴别尔不与任何人类似,任何人也无法类似于他。他永远按自己的方式写自己的东西。”众所周知,当时的苏联作品往往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独独巴别尔把作家的观察力投注到具体的树木上。他以最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手法(他的小说中有不少真人真事,甚至连姓名都是原封未动的)描绘战争中的士兵;不但写他们把献身革命事业作为一切的前提,而且淋漓尽致地刻划了他们身上人性的一面,而这种人性有时是被残酷的战争环境扭曲和病态化了的,他还杂以抒情的笔触,描写他们在长年累月饥肠辘辘的行军途中对幸福、和平与爱情的渴望。所以他笔下的主人公不是公式化的人物,而是瑕瑜兼备的活生生的人,真实的人。
  其次,巴别尔的文体朴质无华,而又鲜活无比,用巴别尔自己的话说,他的作品的语言“必须像战况公报或银行支票一样准确无误”。他的作品洗练、简洁,没有浮泛之笔,寥寥数句便勾勒出了一个形神兼备的人物,塑造出了一个色彩鲜明的性格。他只需两三页的篇幅就可写出别人需要一本书来写的东西。能达到这样境界的作家,不少人认为除海明威外,恐怕只有巴别尔了。海明威读过巴别尔的作品,1936年他在一封信中说:“自从巴别尔的第一篇小说译成法语起,我便知道了巴别尔,读过他的《红色骑兵军》,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喜欢他作品的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爱伦堡和高尔基。高尔基于1926年对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说,巴别尔是俄罗斯当代最卓越的作家。
  由此可见,他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文坛的“一颗耀眼的明星”(约翰·厄普代克语)。
  巴别尔是个有春潮般旺盛活力的人,然而他又生性爱静,“竭力回避过于纠缠他的崇拜者”,“闭户不出,过着鼹鼠般的生活”(爱伦堡语),然而这个“离群索居”的人还是陷入了三十年代后期苏联政治生活中出现的肃反扩大化的噩梦。这颗明星就此殒落了,但是他的作品却有巨大的生命力。1957年,他的《红色骑兵军》及其他作品重新在苏联出版,并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在苏联国外广为流传,折服着越来越多的读者。
  1986年,意大利《欧洲人》杂志选出一百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名列第一。
  2001年11月,美国诺顿出版公司出版了由巴别尔的女儿娜塔莉娅经长年不懈的努力编辑而成的《伊萨克·巴别尔全集》。这个集子汇集了巴别尔所写的全部短篇小说、两个剧本、日记、新闻报道及其他文稿,厚达一千页。
  《伊萨克·巴别尔全集》震动了欧美国家的读书界。美国亚马逊网上书店给予他的《红色骑兵军》以五颗星的最高评价,仅一家书店便销售了六十六万九千二百八十一册。约翰·厄普代克在2001年11月5日的《纽约客》杂志上撰文详介巴别尔的生平、创作道路及艺术特色,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
  二十世纪的一代文豪博尔赫斯盛赞巴别尔,说他的短篇小说《盐》写得很优美,用的是诗一样的语言。
  美国评论家辛西娅·奥捷克在为《巴别尔全集》所写的《导言》中说:“人们现在应该将巴别尔和卡夫卡这两位思想敏锐的犹太作家放在一起考察……两人可被视为二十世纪欧洲具有同等地位的作家。”
  在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巴别尔小说在世界文坛的地位牢牢确立了。巴别尔这颗殒落的明星重又升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破云而出,持久地发出晶莹、清幽的光。
  《红色骑兵军》的原书名是《骑兵军》。骑兵军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一直是用来简称布琼尼元帅所统帅的第一骑兵军的,而非泛指,所以欧美长年来一直把《骑兵军》译作《红色骑兵军》不是没有道理的。正因为如此,拙译也袭用了这个译名。
  译 者
  
  泅渡兹勃鲁契河
  
  六师师长告,诺沃格拉德-沃伦斯克市已于今日拂晓攻克。师部当即由克拉毕夫诺开拔,向该市进发。我们辎重车队殿后,沿着尼古拉一世用庄稼汉的白背由布列斯特铺至华沙的公路,一字儿排开,喧声辚辚地向前驶去。
  我们四周的田野里,盛开着紫红色的罂粟花,下午的熏风拂弄着日见黄熟的黑麦,荞麦好似妙龄少女,亭亭玉立于天陲,像是远方修道院的粉墙。静静的沃伦① 逶迤西行,离开我们,朝白桦林珍珠般亮闪闪的雾霭而去,随后又爬上野花似锦的山冈,将困乏的双手胡乱地伸进啤酒草的草丛。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云缝中闪耀着柔和的夕晖,落霞好似一面面军旗,在我们头顶飘拂。在傍晚的凉意中,昨天血战的腥味和死马的尸臭,像雨水一般飘落下来。黑下来的兹勃鲁契河水声滔滔,正在将它的一道道急流和石滩的浪花之结扎紧。桥梁都已毁坏,我们只得泅渡过河。庄严的朗月横卧于波涛之上。马匹下到河里,水一直没至胸口,哗哗的水流从数以百计的马腿间奔腾而过。有人眼看要没顶了,死命地咒骂着圣母。河里满是黑乎乎的大车,在金蛇一般的月影和闪亮的浪谷之上,喧声、口哨声和歌声混作一团。
  深夜,我们抵达诺沃格拉德市。我在拨给我住的那间屋里,看到了一个孕妇和两个红头发、细脖子的犹太男人,还有个犹太男人贴着墙在蒙头大睡。在拨给我住的这间屋里,几个柜子全给兜底翻过,好几件女式皮袄撕成了破片,撂得一地都是,地上还有人粪和瓷器的碎片,这都是犹太人视为至宝的瓷器,每年过逾越节才拿出来用一次。
  “打扫一下,”我对那女人说,“你们怎么过日子的,这么脏,一家子好几口人……”
  两个犹太男人应声而动。他们穿着毡底鞋,一蹦一跳地走动着收拾掉地上的垃圾。他们像猴子那样不则一声地蹦跳着,活像玩杂耍的日本人,他们的脖子一个劲地转动,都鼓了起来。他们把一条破烂的羽绒褥子铺在地板上,让我靠墙睡在第三个犹太人身旁。怯生生的贫困在我们地铺上方汇聚拢来。
  万籁俱寂,只有月亮用它青色的双手抱住它亮晶晶的、无忧无虑的圆滚滚的脑袋在窗外徜徉。
  我揉着肿胀的腿,躺到破褥子上,睡着了。我梦见了六师师长。他骑着一匹高大的牡马追赶旅长,朝他的眼睛连开两枪。子弹打穿了旅长的脑袋,他的两颗眼珠掉到地上。“你为什么带着你的旅掉转枪头?”六师师长萨维茨基冲着脑袋瓜开花的旅长怒吼道,就在这时我醒了过来,原来那个孕妇在用手指摩挲我的脸。
  “老爷,”她对我说,“您在梦里又是叫又是踢。我这就给您的地铺挪个角落,省得您踢着我爹……”
  她的两条骨瘦如柴的腿支着她的大肚子,打地板上站了起来。她把那个睡着的人身上的被子掀开,只见一个死了的老头儿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他的喉咙给切开了,脸砍成了两半,大胡子上沾满了血污,藏青色的,沉得像块铅。
  “老爷,”犹太女人一边抖搂着褥子,一边说,“波兰人砍他的时候,他求他们说:‘把我拉到后门去杀掉,别让我女儿看到我活活死去。’可他们才不管哩,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他是在这间屋里断气的,临死还念着我……现在我想知道,”那女人突然放开嗓门,声震屋子地说,“我想知道,在整个世界上,你们还能在哪儿找到像我爹这样的父亲……”
  
  家 书
  
  这是我们收发室那个叫库尔丘科夫的男孩子向我口授,由我代书的一封家书。这封信是不应该遗忘的。我全文抄录了下来,一字未改,完全保留了本来面目。
  
  “亲爱的妈妈叶甫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本函首先急于要告诉您的是托上帝的福,我还活着,而且身体健康,我希望从您那儿也能听到同样的话。我向您深深地鞠躬,而且是一躬到底,此外,还向……”下面他开列了一大堆亲戚、教亲和干亲的名字。我们就从略了。全文从第二段起照抄不误。
  “亲爱的妈妈叶甫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库尔丘科娃,我急于要函告您,我现在加入了布琼尼同志的红色骑兵军,您的干亲家尼康·瓦西里耶奇也在这里。如今他已当上红军英雄了。他把我调到他手下,我们在政治部收发室负责向前沿阵地分发书籍和报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莫斯科消息报》、《莫斯科真理报》和我军的军报《红色骑兵报》,这是张嫉恶如仇的报纸,前沿阵地的每个战士都盼着看这张报纸,看过后就会雄赳赳气昂昂地去砍杀卑鄙的波兰小贵族。我在尼康·瓦西里耶奇手下,小日子过得美滋滋的。
  “亲爱的妈妈叶甫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求您尽可能多给我邮点什么吃的来吧。求您把那头花斑公猪宰了,打成邮包,寄到布琼尼同志的政治部,写明交瓦西里·库尔丘科夫收。每天晚上我躺下睡觉的时候,肚子饿得咕咕叫,又没衣服盖,冻得浑身发抖。请您来封信吧,告诉我,我的斯捷普卡活着还是嗝儿屁了,求您好好照料它,写封信来告诉我——它绊蹄伤了的那条腿伤好了还是没好,还有它两条前腿上的疥疮好了吗,给它钉马掌没有?我求您,亲爱的妈妈叶甫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天天都给它用肥皂洗前腿,我留了块肥皂在家里,搁在圣像后边,要是叫爹用光了,就劳驾您上克拉斯诺达尔去买一块,您做了好事,上帝不会抛下您不管的。我还要告诉您,这儿是个穷地方,庄稼汉为了逃避我们这些红色勇士,全都牵着马躲到树林里去了,这儿小麦种得很少,长势不好,稀稀拉拉的,我们看了笑痛肚子。这儿的庄户人种黑麦,也种我们那种燕麦。这儿的啤酒草全用木架撑起,因此长得很好,当地人用这种草酿私酒。
   “在本函的这一段,我急着要跟您谈谈爹的事,谈谈一年前他老人家怎样杀死了费奥多尔·季莫菲伊奇·科尔丘科夫哥哥。我们巴甫利钦柯的红色骑兵旅向罗斯托夫市发起进攻时,部队叛变了。当时爹在邓尼金部队里当连长。有人见到他老人家,说他老人家身上挂满勋章,跟在旧制度下一样。由于那次叛变,我们全都成了俘虏。费奥多尔·季莫菲伊奇哥哥叫爹发现了。爹就动手宰割费奥多尔哥哥,一边割,一边骂:浑球,红色狗腿子,狗娘养的,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脏话。他一刀一刀割,直割到天黑费奥多尔·季莫菲伊奇哥哥断气。当时我写了封信禀告您,您儿子坟头上没有立十字架。可这封信叫爹给截住了,他拷问我,破口大骂:你们全是你娘的崽子,全是那个浪货的贱种,我操大了你娘的肚子,今后还要操大她肚子,我的生活给毁了,为了正教,我要把我的骨肉一个不留地干掉。还骂了其他许许多多脏话。我在他那里受的罪,跟救世主耶稣基督受的罪一模一样。幸好我很快就逃脱了爹的毒手,回到了巴甫利钦柯同志的骑兵旅,回到了自己的部队。我们旅奉命去沃龙涅什休整,补充人员和给养。我们在那里补充了人员,还补充了马匹、被服、枪支,以及一切应该发给我们的东西。亲爱的妈妈叶甫多基娅 · 费奥多罗芙娜,我们可以给您形容一下沃龙涅什,这是个非常漂亮的小城,比克拉斯诺达尔要大些,城里人一个个都长得特别漂亮,还有条小河可以洗澡。我们每人每天配给两磅面包,半磅肉和相当多的糖,所以一起床就能喝加糖的茶,连吃晚饭时也能喝到糖茶,我们已经忘掉忍饥挨饿是怎么回事了,每天午饭我上谢苗·季莫菲伊奇哥哥那儿去吃煎饼或者烤鹅,随后就躺下来睡午觉。那时谢苗·季莫菲伊奇由于作战勇敢,全团上下一致拥戴他当团长,于是布琼尼同志下达了委任状,发给他两匹战马、上等军服,拨一辆大车供他专用,替他运箱笼包裹,还授予他一枚红旗勋章,而我呢,作为他的弟弟,在他鞍前马后工作。如今哪个街坊邻居胆敢欺侮你,那么谢苗·季莫菲伊奇就可以要他的小命。后来我们开始追歼邓尼金将军,杀死了他成千上万的人,把他的部队逼入黑海,可是上哪儿也没见到我爹,谢苗·季莫菲伊奇因为太舍不得费奥多尔哥哥了,所以搜遍所有的阵地,捉拿他老人家。可是,亲爱的妈妈,您是知道我爹是什么人的,您知道他的性子有多犟,瞧他都干了些什么,不要脸的,竟把红胡子染成了黑胡子,黑得像老鸦那样,他换了便装,躲在迈伊科普市,因此没一个居民认出他就是旧制度下那个最最歹毒的、杀人不眨眼的警官。可纸总是包不住火的,有一天,那个干亲家尼康·瓦西里耶奇偶然在一个居民家里看见了他,就给谢苗·季莫菲伊奇去了封信。我们——我、谢苗哥哥和队里一些自告奋勇的小伙子,立刻跨上战马,一口气跑了两百俄里,前去追捕他。
  “我们在迈伊科普市都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后方一点儿不支持前方,到处都在叛变,就像在旧制度下那样,大街小巷里都住着犹太人。谢苗·季莫菲伊奇在迈伊科普市跟犹太人争得脸红脖子粗,他们不肯交出爹,便把他关进了监狱,加以监护,他们说,已接到命令不杀俘虏,您别生我们的气,我们会审判他,他会受到应有的惩处。可是谢苗·季莫菲伊奇还是降服了他们,他用真凭实据证明他是堂堂的团长,还拿出了布琼尼同志亲自授予的全部红旗勋章,谁要是胆敢替爹狡辩,不把人交出来,他就把谁一刀砍死,有一个砍一个。部队里的小伙子也这么威逼说。谢苗·季莫菲伊奇终于抓到了爹,一抓到便用鞭子抽他,还让所有的士兵在院子里排列成战斗队形。这时谢苗把水泼到我爹季莫菲伊奇·罗奇翁奈奇的络腮胡子上,只见颜色顺着胡子淌了下来。于是谢苗问季莫菲伊奇·罗奇翁奈奇:
  “‘爹,落到我手里好受吗?’
  “‘不好受。’爹说,‘我要遭罪了。’
  “于是谢苗问他:
  “‘那么费奥多尔呢,他落到您手里,叫您一刀刀宰割,他好受吗?’
  “‘不好受,’爹说,‘费奥多尔遭殃了。’
  “于是谢苗问他:
  “‘爹,您想过没有,您也会遭殃的?’
  “‘没有,’爹说,‘我没想到我会遭殃。’
  “于是谢苗转过身子对着大家,说:
  “‘可我想到,要是我落到爹手里,您决不会饶我。现在,爹,我们就来结果您的性命……’
  “这时,季莫菲伊奇·罗奇翁奈奇便冲着谢苗破口大骂,又是骂娘,又是骂圣母,还扇了谢苗一耳光,就在这时谢苗把我支出院子,所以,亲爱的妈妈叶甫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我没法给您形容爹怎么给结果掉的,因为我给支出了院子。
  “这件事以后,我们驻扎在新罗西斯克市。我可以谈谈这个城市,在这个城市的后边已没有陆地,只有水,那是黑海,我们在这个城里一直呆到五月,然后调往波兰战线,狠命地杀波兰人……
  “您的亲爱的儿子瓦西里·季莫菲伊奇·库尔丘科夫就此搁笔。好妈妈,请您好好照料斯捷普卡,您做了好事,上帝是不会抛下您不管的。”
  这就是库尔丘科夫的家书,一字未改。我写完后,他拿过信去,贴肉揣在怀里。
  “库尔丘科夫,” 我问那孩子, “你父亲凶吗?”
  “我的父亲是条恶狗,”他忧伤地说。
  “母亲要好些吧?”
  “母亲还可以。要是您有兴趣,这是我们的合家欢……”
  他把一张磨损了的照片递给我,上面照的有季莫菲伊奇·库尔丘科夫,是个腰圆膀粗的警官,戴一顶警官制帽,一部络腮胡子梳理得整整齐齐,笔直地站在那里,高高的颧骨,一双淡颜色的眼睛虽然有神,却显得愚昧。他身旁的竹椅上,坐着一个瘦小的农妇,穿一件加长了的上衣,长着一张肺痨病患者那种发亮的、怯生生的脸。在靠墙壁那边,紧挨着外省照相馆里那种土里土气的绘有花和鸽子的背景,耸立着两个小伙子——身材高大得出奇,呆头呆脑,大脸盘,爆眼珠,泥塑木雕地站着,好像是在听训。这是库尔丘科夫家的两兄弟——费奥多尔和谢苗。
  
  战马后备处主任
  
  村里怨声载道。骑兵部队在此征粮和交换马匹。骑兵将他们奄奄一息的驽马掉换干农活的使役马。这无可指责。没有马匹就没有军队。
  然而要农民认识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农民纷纷聚集到队部外面哄闹。
  他们手里牵着依靠缰绳支撑的、虚弱得走一步要晃几下的皮包骨头的老马。庄稼汉们,这些个养家活口的人遭此劫难,不由得恶向胆边生,然而又深知这胆子是支持不了多久的,所以急于一泄心头怨愤,便口无遮拦地詈骂部队的首长、上帝和自己可怜的命运。
  参谋长全身戎装站在门廊下。他眯上浮肿的眼皮,以一副专心致志的样子,听取庄稼汉们告状。其实他专心的程度没有超过敷衍这一步。他像一切饱经世故、累得精疲力竭的官员一样,善于偷闲停止一下脑力活动。每逢短暂的闲适时刻,我们的参谋长总是借机休整一下他那部用旧了的机器。
  这回跟庄稼汉们打交道时也一样。
  他冷眼旁观他脑袋瓜里原先的一团乱麻,如何在庄稼汉们七嘴八舌、不顾死活的怨詈声的令他静下心来的伴奏下,变成了清晰的、有活力的思维。他在等一个必要的间歇,抓住庄稼汉们的最后一滴眼泪,哼哼哈哈打一番官腔,随后就回队部去工作。
  可这回连哼哼哈哈都不用劳他大驾了。只见一个红脸膛灰白唇髭的汉子,披着黑斗篷,穿着缀有银饰带的大红灯笼裤,骑着一匹火红色的英国阿拉伯骏马,飞马来到门廊下,此人就是原先杂技团的大力士,如今战马后备处主任奇亚科夫。
  “向老实巴交的泥腿子致以修道院长的祝福!”他一边高喊,一边勒住疾驰中的坐骑,就在这一瞬间,一匹哥萨克换下来的连毛都没剩下几根的劣马摔倒在他的马镫上。
  “首长同志,瞧,”一个庄稼汉拍打着自己的裤子,大喊道,“瞧你的弟兄换给我们的是什么……你看见了吧,换给我们的是什么?你倒来使唤使唤它……”
  “像这匹马,”这时奇亚科夫一字一顿地讲了起来,字字都掷地作金石声,“像这匹马,老兄,你完全有权去战马后备处领取一万五千卢布,如果这匹马的情况更妙些的话,那么,亲爱的朋友,你就可以到战马后备处去领取两万卢布。不过,马倒了下去,这个数目的钞票是不够补偿的。可要是马倒了下去又站起来,那么这匹马仍然是——马;反过来,要是它站不起来了,那么就不再是马了。不过,顺便说一句,我看这匹母马身子骨还挺结实,准能站起来……”
  “ ,主呀,我的大慈大悲的老天爷呀!”那庄稼汉挥了挥双手,“它,这个可怜见的,怎能爬得起来……它,这个可怜见的,死定了……”
  “老兄,你小看了这匹马,”奇亚科夫深有把握地回答说,“老兄,你这是在亵渎这匹马。”他一边说,一边将他大力士式的魁乎其伟的身躯跨下马鞍。他伸直膝部绑有皮带的漂亮的双腿,像在舞台上一样,神气活现地、麻利地朝那头奄奄一息的畜生走去。那畜生将它一只又大又黑的爆眼珠忧伤地盯着他,不由得使他将红彤彤的手掌上的一道无形的命令咽下了肚去。这匹浑身乏力的马顿时感觉到了由这个灰白唇髭、神采飞扬、英姿勃勃的罗密欧身上传来的神力。这匹只剩下一口气的马感觉到鞭子正难以忍受地威逼性地抽打着它的腹部,它晃动着头,软瘫无力的四蹄打着滑,慢吞吞地,小心翼翼地爬将起来。这时我们大家都看到一只细皮白肉的手从飘动的袖子里伸出来,一把抓住肮脏的马鬃,鞭子像雨点一般嗖嗖有声地落到鲜血淋淋的马肋上。气息奄奄地马浑身打着颤,站了起来,一双像狗一样忠诚的、胆怯的、恋主的眼睛紧盯着奇亚科夫。
  “这么说,是匹马,”奇亚科夫对那个庄稼汉说,随后又和颜悦色地加补说,“可你还要告状,老兄……”
  战马后备处主任把缰绳扔给勤务兵,一步就跨了四级台阶,只见他身上戏装般的斗篷飞舞了一下,便消失在队部里了。
  
  我的第一只鹅
  
  六师师长萨维茨基远远望见我,便站了起来,他身躯魁伟健美得令我惊叹,他站起身后,他紫红色的马裤、歪戴着的紫红色小帽和别在胸前的一大堆勋章,把农家小屋隔成了两半,就像军旗把天空隔成两半一样。他身上散发出一股香水味和肥皂凉爽发甜的气味。他两条修长的腿包在紧箍至膝弯的锃亮的高筒靴内,美如姑娘家的玉腿。
  他朝我笑了笑,用马鞭敲了下桌子,把参谋长刚开始口授的那道命令拿了过来。这道命令是下达给团长伊凡·切斯诺科夫的,令他率所部朝丘古诺夫-多勃雷沃特卡方向进发,与遭遇之敌交火,并歼灭之……
  “……我将此项歼敌任务,”师长亲自动笔写下去,把一张纸都涂满了,“一并交由该切斯诺科夫全权负责,而我则有权将其就地枪毙,您切斯诺科夫同志,与我同在前线作战已非一月,对此当不会置疑……”
  六师师长签了个带花尾的名字,仍将命令给了他的勤务兵,随后把他那双灰色的眼睛转向我,只见快乐在他那双眼睛里欢跳。
  我将暂调我来师部的调令递呈给他。
  “执行命令!”师长说。“执行命令,你想把你安排到哪儿都行,除了前沿。你有文化吗?”
  “有,”我回答说,很羡慕他青春的刚强和活力,“是彼得堡大学法学副博士……”
  “原来是喝墨水的,”他笑了起来,大声说,“还架着副眼镜。好一个臭知识分子!……他们也不问一声,就把你们这号人派来了,可我们这儿专整戴眼镜的。怎么,你要跟我们住上一阵子?”
  “住上一阵子,”我回答后,便跟着设营员去村里找个下处住下。
  设营员把我的小箱子扛在肩上。我面前是环形村道,黄不棱登的,像南瓜。天上,奄奄一息的太阳正在吐出粉红色的气息。
  我们走近一幢绘有花环的农舍,设营员站停下来,突然面带歉意地微笑着说:
  “我们这儿专拿戴眼镜的开涮,劝阻不了。功劳再大的人在这儿也会气得肺都炸裂。您呀,给娘们点颜色看看,哪怕是最本分的娘们,那就能取得战士们的好感……”
  他掮着我的箱子倒着脚,走到我紧跟前,又倒退一步,心一横,跑进了第一个院场。哥萨克们正坐在干草上相互修面。
  “喂,战士们,”设营员一边打招呼,一边把我的箱子放到地上,“根据萨维茨基同志的命令,你们必须接纳这个人住在这儿,不得对他动粗,因为这人刻苦读书,很有学问……”
  设营员脸涨得通红,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举起手来向哥萨克们敬礼。一个蓄有亚麻色垂发,长有一张漂亮的梁赞人脸庞的小伙子走到我的箱子前,一把提起箱子,扔出院外,然后掉过身子,把屁股冲着我,放出一串臊人的响声。
  “零零号大炮,”一个年纪较大的哥萨克朝他喊道,放声笑了起来,“叫逃兵尝尝味道……”
  那小伙子就这么一点儿并不高明的伎俩,施展完了,便走开了。于是我趴在地上,把散得一地的手稿和几件破衣服放回箱子,拎到院场的另一边。农舍旁砖砌的行军灶上,锅里正在煮猪肉,热气腾腾的,像是从远方故乡的村子里飘来的炊烟,勾起了我孤身在外、饥肠辘辘的乡愁。我把干草铺在坏掉了的箱子上,权作枕头,躺到地上,打算把《真理报》上登载的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看完。夕阳从锯齿状的山岗后边照射着我,哥萨克在我脚边走来走去,那个小伙子没完没了地拿我取笑,也不觉得累,我爱不释手的文句沿着荆棘丛生的小道朝我走来,却怎么也走不到我身边。于是我把报纸撂下,朝正在门廊下搓线的女房东走去。
  “女掌拒的,”我说,“我要吃东西……”
  老婆子抬起她那双半瞎了的眼睛的暴眼珠,朝我看了一下,又垂了下去。
  “我说同志,”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一提吃的事儿,我宁愿上吊。”
  “他妈的,”我气呼呼地咕噜着,朝老婆子当胸就是一拳,”你敢跟我说这种话……”
  我掉过头去,看到不远处撂着一把别人的马刀。有只端庄的鹅正在院场里一边踱着方步,一边安详地梳理着羽毛。我一个箭步窜上前去,把鹅踩倒在地,鹅头在我的靴子下喀嚓一声断了,血汩汩地直往外流。雪白的鹅颈横在粪便里,死鹅的翅膀还在扑棱。
  “他妈的!”我一边说,一边用马刀拨弄着鹅,“女掌柜的,把这鹅给我烤一烤。”
  老婆子半瞎的眼睛和架在上边的眼镜闪着光,她拿起鹅,兜在围裙里,向厨房走去。“我说同志,”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宁愿上吊,”说罢,带上门走了进去。
  院场里,哥萨克们已围坐在他们的锅前。他们笔直地坐着,一动也不动,像一群祭司,而且谁都没看鹅一眼。
  “这小子跟咱们还合得来,”其中一个议论我说,挤了挤眼睛,舀起一匙肉汤。
  哥萨克们像相互尊重的庄户人那样斯斯文文地吃着晚饭,我用砂子擦净马刀,走到大门外,又回到院场里,心里十分痛苦。月亮像个廉价的耳环,挂在院场的上空。
  “老弟,”哥萨克的头头苏罗夫科夫突然对我说,“你的鹅还没烤熟前,先坐下来跟我们一块吃点儿吧……”
  他从靴筒里掏出一把备用的匙,递给我。我们喝光了自煮的肉汤,吃光了猪肉。
  “报上都说些什么?”那个蓄有亚麻色垂发的小伙子一边问我,一边给我腾出了一块地方。
  “列宁在报上说,”我一边掏出《真理报》,一边回答道,“我们各个方面都是贫乏的……”
  于是我像个亢奋的聋子那样扯直嗓门,把列宁的讲话念给哥萨克们听。
  夜晚用它苍茫的被单将我裹在提神醒脑的湿润之中,夜晚把它慈母的手掌按在我发烫的额头上。
  我朗诵着,欣喜若狂,捕捉着列宁以他的直率坦述的隐秘的不正之风。
  “真理能让不管什么样的鼻孔通气,”我念完报后,苏罗夫科夫说道,“要把真理从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里挑出来别提有多难,可他就像鸡啄米那样一啄一个准儿。”
  苏罗夫科夫这话是指列宁,他是师部直属骑兵连的排长,后来我们到干草棚去睡觉。六个人睡在一起,挤作一团取暖,腿压着腿,草棚顶上尽是窟窿眼,连星星都看得见。
  我做了好多梦,还梦见了女人,可我的心却叫杀生染红了,一直在呻吟,在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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