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沧桑历尽话人生
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
据书评家称，马尔克斯的回忆录第一卷共579页，讲述的是这位魔幻现实主义大师早期的生活经历，即从他1928年在哥伦比亚北部加勒比海边的阿拉卡塔卡小镇出生到1957年他作为《观察家报》的特派记者第一次出国(去欧洲)采访和旅行的详情。回忆录的其他各卷将继续展示马尔克斯作为记者、作家、政治评论家、电影工作者和旅行者的生动经历和变幻不定的生活道路，以及他在文学艺术上取得的光辉成就与巨大荣誉。
回忆录面世后，反响强烈，好评不断。哥伦比亚作家阿尔瓦罗·穆蒂斯说：“这是一部经典……它是立于现在的一部书，几个世纪后也是这样。”另一位哥伦比亚作家、诗人和散文家威廉·奥斯皮纳则认为它是一部“十分美丽的书”，它具有《百年孤独》的光芒。阿根廷著名记者和作家托马斯·埃洛伊·马内丁斯也认为“马尔克斯的回忆录和他的小说一样闪耀着光华”。
马尔克斯的回忆录热正在欧美文坛兴起。在这种情况下，笔者特选译其中一个充满着生活气息和色彩的片断，让读者先读为快。
译者
阿尔瓦罗·穆蒂斯为卡诺一家的热情所鼓舞，他刚刚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埃索”石油公司的公关部主任，就回到巴兰基利亚，竭力说服我随他去波哥大一起工作。但是他真正要去办的事更富戏剧性：由于某地专卖人的可怕失误，机场的油库竟装满了汽车用油而不是飞机用油。如果一架飞机加错了这种燃料，后果是不堪想象的。穆蒂斯的任务就是在天亮前绝对秘密地弥补这个过失，不能让机场的官员知道，更不能让报界知道。问题居然轻而易举解决了。我们在机场的单人房间里喝着威士忌开心地交谈了四个小时，就这点儿工夫，燃料换成了好燃料。我们两人有充分的时间谈论一切，但是对我来说想像不到的话题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洛萨达出版社愿意出版我即将写完的一部小说。阿尔瓦罗·穆蒂斯是通过那家出版社在波哥大的新经理胡利奥·塞萨尔·比列加斯直接了解到这事的。此人曾是秘鲁政府的一位老部长，不久前来到哥伦比亚避难。
我不记得有比这更令人激动的事情了。洛萨达出版社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好的出版社中的一家。那些出版社填补了由西班牙内战造成的出版界的空白，它们的出版者每天为我们提供那么有趣、那么新奇的新书，我们几乎都来不及阅读。它们的销售人员总是准时把我们预订的书送来，我们像欢迎幸福的使者一样欢迎他们。一想到这些出版社中有一家愿意出版《枯枝败叶》，我快活得几乎神魂颠倒。一送走穆蒂斯(他坐上一架加有正确燃料的飞机)，我连忙跑到报社去认真地修改书稿。
随后连续多日我都全力以赴地疯狂审读修订一部完全能够成功地出自我手的作品。此作的篇幅只有两面印刷的120页，我做了那么多调整、修正，却始终没有把握住结果是好还是坏。赫尔曼和阿尔丰索重读了最关键的章节，他们的心肠很好，没有做任何不可补救的修改。在那种焦急的心情下，我看了最后一遍，得出了出版不了的冷静结论。此后这成了我的一个怪癖。我一旦对我完成的一部作品感到满意，就会产生一种绝望感：我再写不出另一部更好的作品了。
所幸的是，阿尔瓦罗·穆蒂斯对我迟迟不交稿的原因产生了怀疑，于是飞到巴兰基利亚，不给我时间再看一遍就把唯一誊清的原稿拿走并寄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用于再找出路的复印件也没有了。留给我唯一的东西是在页边和行间为避免混乱而用不同颜色的墨水修改过的初稿。我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在迟迟得不到出版社答复的漫长的两个月间，我的心情一直不平静。
有一天，在《先驱报》编辑部有人交给我一封错放在该编辑部主任办公桌上的信。这封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的信使我心都凉了。但是，我很难为情，没有在那里打开看，而是回到我的房间才拆开的。幸亏这样做，我才在没有别人在场的情况面对这个简单的消息：《枯枝败叶》被拒绝了。无须把全部判决读完，我就已感受到所遭受的巨大打击，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就要死了。
这封信是出版社董事长堂吉列尔莫·德·托雷的最终判决。判决书提出了一系列简单的理由，其中回荡着委婉的措词、装腔作势和卡斯蒂利亚白人的自负。唯一的安慰仅仅是出人意料的结语：“应该承认作者具有观察家和诗人的杰出才能”。然而直到今天我依然感到意外的是，除了我感到的沮丧和羞愧外，甚至那些再生硬不过的批评意见我也觉得是恰当的。
这封信我没有复印，信在巴兰基利亚我的朋友们中间传阅几个月后不知落在何处了。那些朋友曾寻找各种各样温馨的理由竭力劝慰我。说实话，在五十年后的今天，当我试图弄到这封信的一份复印件以便为这部回忆录提供背景材料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那家出版社里却连一点痕迹也找不到了。我不记得它是不是作为消息发表过，当然我从来也不希望它发表。不过，我知道，在人家随心所欲地乱说一通和写了一封令我气愤的信(此信未经我授权即被公开)之后，我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来振作我的精神。这种背叛行为使我感到非常痛苦，因为我的最终反应是利用那封信中对我有用的东西，根据我的见解矫正可以矫正的东西，从而继续前进。
最好的鼓励是赫尔曼·巴尔加斯、阿尔丰索·富恩马约尔和阿尔瓦罗·塞佩达给我的。我在公共市场的一家小客栈里找到了阿尔丰索，他尽管生意忙碌，还在那家小客栈中找到了有利于读书的安静处所。我问他，我那本小说是不是就那个样子了，还是可以用另一种结构形式重写它，因为我觉得下半部没有上半部那么紧张。阿尔丰索耐心地听我说完，对我讲了他的意见。
“喂，老师，”他终于对我说，像一位真正的教师，“吉列尔莫·德·托雷自认为令人尊敬，其实在当前的小说方面，我觉得他并不十分适应新潮流。”
在那些日子的另外几次交谈中，他用过去的例子劝我说，1927年，吉列尔莫·德·托雷就曾拒绝过巴勃罗·聂鲁达的《地球上的居所》的稿子。富恩马约尔则认为，如果读我的小说的人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话，我那本小说的命运可能就不同了。不过，反过来说，倘若博尔赫斯也拒绝了，结果就会更糟。
“所以情况就不算那么坏了，”阿尔丰索最后说，“我们觉得你的小说很好。你唯一应该做的是，立刻继续写下去。”
赫尔曼——忠于他的赞扬方式——请我实事求是。他认为，我的小说既不是那么糟，以至于不能在一个小说处于危机之中的大陆出版，也不是那么好，以至于能够引起国际反响。唯一的失败者是一位初出茅庐、不为人知的作者。阿尔瓦罗·塞佩达用他的另一句绝妙的断言概括了对吉列尔莫·德·托雷的看法：
“原因是西班牙人太愚蠢了。”
当我忽然发现我没有一份我的小说的清楚的复印件时，洛萨达出版社通过第三个或第四个人告诉我说，不退稿是他们的规定。幸运的是，胡利奥·塞萨尔·比列加斯在把我的书稿寄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复印了一份，并把复印件寄给了我。于是我根据我的朋友们的建议，重新开始修改。我删掉了在摆着毛叶秋海棠的走廊下观看一场下了三天的大雨的女主人公的一段长故事，后来我把这段故事写成了《伊莎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我还删去了在香蕉工人遭屠杀前不久祖母同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一段多余的对话以及其他大约30页文稿，这些稿子在形式和内容上使小说的统一结构显得笨拙。几乎在过了二十年后，当我以为已经将它们忘记了的时候，那些片断中的某些部分却帮助我保持着对整个《百年孤独》的怀念。
当洛萨达出版社选中出版的哥伦比亚小说不是我的而是爱德华多·卡瓦列罗·卡尔德隆的《后背上的基督》这一消息公布后，我的不快心情几乎都克服了。这是一个错误或者是一个恶意安排的事实，因为这不是一种文学竞赛，而是洛萨达为借助哥伦比亚作家进入哥伦比亚市场而确定的项目。而我的小说不是在同另一部小说的竞争中被拒绝的，而是因为堂吉列尔莫·德·托雷认为它不值得出版。
我的沮丧情绪比当时我自己能够承认的还强烈。如果不说服自己，我是没有勇气承受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事先没有通报就去了我童年时代的朋友路易斯·卡梅洛·科雷亚那里，他住在塞维利亚香蕉园里——离阿拉卡塔卡几里远，那些年他在那里担任时间控制员和税务检查员。在两天的工夫里，我们像以前那样又一次畅谈了我们共同度过的童年。他的记忆、他的直觉和他的坦率，令我觉得那么异乎寻常，简直让我感到有些恐惧。他一面和我交谈，一面拿着他的工具箱修理家里损坏的东西。我躺在被种植园的风儿摇动的吊床上听着他说话。他妻子奈娜·桑切斯纠正着我们的胡说和提醒我们遗忘了的事，在厨房里笑得要死。最后，在阿拉卡塔卡荒凉的街道上的一次和解的散步中，我明白了我的健康的精神恢复到了什么程度，并且毫不怀疑，《枯枝败叶》(无论是否被拒绝)是在和我母亲一起旅行回来后我决计要写的书。
在那次经历的鼓舞下，我去拉法埃尔·埃斯卡洛纳的巴列杜帕尔天堂去找他，试图彻底挖掘我的世界。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我遇到的一切，发生的一切，人们给我介绍的一切，都仿佛是我亲身经历过的，而且不是在过去的生活中，而是在我正在经历的生活中。过了些时候，在我进行的多次旅行中，有一次我认识了拉法埃尔的父亲克莱门特·埃斯卡洛纳上校，从第一天起，他那种古老族长的尊严和举止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身材细瘦、笔直，像一根竹竿，他肤色黝黑，骨骼结实，有着久经考验的尊贵人格。从很年轻的时候起，痛苦和尊严就紧紧地缠绕着我。我的外祖父母怀着尊严盼望着养老金，一直盼到他们漫长的岁月结束。但是四年之后，当我终于在巴黎的一家破旅馆里写这本书时，总在我脑海里出现的形象却不再是我的外祖父，而是堂克莱门特·埃斯卡洛纳，他仿佛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再现。
我从拉法埃尔·埃斯卡洛纳那里得知，曼努埃尔·萨帕塔·奥利维亚已经作为穷人的医生住在了拉帕斯镇，那里离巴列杜帕尔只有几公里，于是我们动身到那里去。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到了那里，空气中有一种东西妨碍我们呼吸。萨帕塔和埃斯卡洛纳提醒我说，就在二十天以前，村民们成了警察的一次突袭的受害者，警察在镇上制造白色恐怖，试图把官方的意志强加于民。那是一个可怖的夜晚，他们滥杀无辜，放火烧了十五户居民的房子。
由于严厉的检查，我们没有能了解真相。但是，当时我也没有机会想像那副情景。当地最优秀的乐手胡安·洛佩斯一早就离开了镇子，直到天黑以后也没回来。在他弟弟巴勃罗家里，我们请他为我们演唱，他却简单而冷漠地对我们说：
“这一辈子我再也不唱歌了。”
于是我们知道，不只是他，镇上所有的乐手都把自己的手风琴、大鼓和瓜恰拉卡(一种民间乐器)收存起来，为了哀悼死去的亲人而不再演唱。这是可以理解的。埃斯卡洛纳本人(他是许多人的老师)和萨帕塔·奥利维亚(开始成为众人的医生)都没有能使任何一位乐手演唱。
在我们的坚持下，居民们陆续走来讲述他们的遭遇，但是他们在内心深处感到，悲痛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如同和死者一起死去”，一位耳朵上戴着一朵红玫瑰的妇女这么说。大家都赞同她的看法。这时，巴勃罗·洛佩斯大概觉得应该把他的痛苦的喉咙放开了，他一言不发地走进自己的家门，拿来了手风琴，空前地放开喉咙唱起来。在他歌唱的时候，另一些乐手也开始走来。有人打开了对面的商店，免费请大家喝酒。随着一个月悼念时间的结束，另一些商店也敞开了大门，亮起了电灯，大家唱起歌来。半个小时后，全镇的人都唱了。一个月来，荒凉的广场上出现了第一个醉鬼，他扯着嗓门儿唱起一支埃斯卡洛纳的歌，把它献给埃斯卡洛纳本人，纪念他唤醒人民的奇迹。
幸亏生活仍然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继续。我的书稿遭到拒绝两个月后，我见到了胡利奥·塞萨尔·比列加斯。他已经和洛萨达出版社断绝关系，被任命为贡萨莱斯·波尔托出版社驻哥伦比亚的代表，负责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推销百科全书和科技图书的工作。比列加斯身材比较高大结实，现实生活中最棘手的问题他都有办法解决，他是最昂贵的威士忌的无节制的消费者，沙龙里不可或缺的健谈者和寓言作家。我们在普拉多总统客房第一次会见的那个夜晚，我提着代销员用的小手提箱摇摇晃晃地走出来，箱子里装满了贡萨莱斯·波尔托出版社的宣传小册子、百科全书样书，以及医药、法律和工程方面的图书。第二杯威士忌下肚，他就接受我为帕迪利亚省从巴列杜帕尔到瓜希拉之间以分期付款方式结算的图书代销员。我的收入是预支百分之二十的现金，这笔钱在付过包括房费在内的费用后应该够我维持生计的。
由于我没有及时注意到使用我的形容词的不可救药的缺点，这次旅行被我写成了神奇的旅行。神奇之处就是，旅行是作为到我的前辈的土地上去寻根的神秘考察计划而进行的，走的是我母亲具有浪漫色彩的路线：为了让我母亲离开阿拉卡塔卡的报务员，她的母亲带着她走的那条路线。实际上，我的旅行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短暂的、考虑不周的旅行。
第二次旅行我只是回到了巴列杜帕尔周围的村镇。当然，一到那里，我就准备沿着坠入情网的我母亲走过的路线一直走到维拉角，但是我只到了马纳乌雷·德·拉·谢拉、拉帕斯和距离巴列杜帕尔仅仅几里远的比利亚努埃瓦。那时我还不知道圣胡安·德尔·塞萨尔，也不知道巴兰卡斯，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在这个地方结婚，生了我母亲，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也是在这个地方杀死了梅达尔多·帕切科；那时我也不知道里奥阿查，直到1984年贝里萨里奥·贝坦库尔总统从波哥大派一群朋友参加塞雷洪铁矿开采典礼之前，它一直是我的氏族发源地。那是我对我想象的瓜希拉所做的第一次旅行，我觉得它那么神秘，虽然我不知道它，却好像描写过了许多次似的。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是由于我的虚假回忆，而是由于对我外祖父按一个人一百比索的价格为阿拉卡塔卡的家庭买的那些印第安人的记忆。当然，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里奥阿查留给我的第一印象，那是一座多沙和盐碱的城市，从高祖父母起我的先辈就出生在那里；我的外祖母在那里看见雷梅迪奥家的姑娘发现面包就要烤焦了马上吹一口冷气把炉火吹灭了；我的外祖父在那里进行了他的战争，并由于在爱情方面所犯下的罪行而受到监禁；也是在那里，我父母度蜜月期间孕育了我。
在巴列杜帕尔时，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推销图书。我住在“欢迎光临”客店里，那是一所位于大广场边上的、保存得很好的殖民地时代的极好的房子，院子里有很长的一排棕榈树，摆着一些粗糙的酒吧桌，树杈上吊着好几张吊床。店主维克托尔·科恩像看守地狱大门的三头犬一样守护着客店的秩序，一如守护他那受到放荡不羁的外地人威胁的名声。他也是一个有语言纯正癖的人，他能背诵塞万提斯的作品，把S音读成C音，把C和Z音读成S音；他怀疑加西亚·洛尔卡的伦理。由于他熟知堂安德烈斯·贝约的著作，由于他能严格地朗诵哥伦比亚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我和他的关系很友好；由于他着魔地阻止道德法规在他的客店的纯洁范围内发生对立面，我跟他的关系又很坏。由于他是我叔叔胡安·德·迪奥斯的老朋友，所以这一切很容易就发生了。他很高兴回忆他的往事。
对我来说，院子里那间棚屋是个幸运的地方，因为我有许多剩余的时光是在中午的闷热天气下在吊床上读书度过的。在饥饿的时候，我就看书，从外科著作看到会计手册，并不去想对我的作家冒险工作来说吃喝是必须的。工作几乎是自愿的，因为大多数房客都以某种方式受到伊瓜兰家的人和科特斯家的人的仔细检查，而对我来说，只需在回忆家庭的幕后活动中拖到午饭时刻去作一次访问就够了。有些人签订了合同却不再过目一遍，为的是能及时和家族的其他人呆在一起，他们在手风琴的乐曲中等我们吃午饭。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在巴列杜帕尔和拉帕斯之间得到了大丰收，怀着到过世界上我唯一真正理解的地方的激动心情返回了巴兰基利亚。
六月十三日，我很早就坐上公共汽车，不知道到哪里去，就在这时我得知，在政府和全国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武装力量夺取了政权。前一年的九月六日，一群保守派分子和穿制服的警察在波哥大放火烧了全国最重要的两家报纸《时代报》和《观察家报》所在的大楼，开枪射击前总统阿尔丰索·洛佩斯·普马雷霍和自由党领袖卡洛斯·列拉斯·雷斯特雷波的寓所。被公认为是性格强硬的政治家的雷斯特雷波对侵犯他的人进行了反击，但是最终不得不翻墙逃到一户邻居家。从四月九日起，政府无法控制国家遭受的暴力局面。
到六月十三日那天黎明，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利亚少将才把代总统罗伯托·乌尔达内塔·阿尔维拉埃斯赶出总统府。于是，按大夫们的吩咐退隐颐养的正式总统劳雷亚诺·戈麦斯坐着轮椅上台执政，他想让自己都感到惊奇，到宪法规定的任期还有15个月，他要坚持到最后。但是罗哈斯·皮尼利亚和他的司令部到来了，驻扎在总统府。
全国上下立刻支持立宪大会关于军事政变合法化的决定。罗哈斯·皮尼利亚被授予执政权，直到第二年八月总统任期的结束。劳雷亚诺·戈麦斯和他的全家去了西班牙东海岸的贝尼多姆市，把“对他来说那些愤怒岁月已经结束”的虚幻感觉抛在了后面。自由党党魁们发表一份告全国同胞书，宣布支持全国和解。后来几天的报纸上刊登的最有意义的照片是一张激进的自由派的照片，拍的是他们在总统的卧室阳台下唱一首新婚小夜曲的情景。这一活动是《时代报》社长、已经倒台的制度的最坚决反对者之一罗伯托·加西亚领头搞的。
不管怎么说，那些日子最激动人心的照片是由瓜达卢佩·萨尔塞多指挥的自由党游击队员排着没有尽头的长队在东部平原上缴械。萨尔塞多的具有浪漫色彩的强盗形象早就深深地印在遭受官方暴力折磨的哥伦比亚人心中。这些游击队员是反对保守派政权的新一代战士，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就像是千日战争的幸存者，他们同自由党的合法领导人保持着毫不秘密的联系。他率领着他们，或得到支持或受到反对地传播了一种新的神秘形象。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在投诚之后的第七年在波哥大的某个地方被警察乱枪打死了。事发地点始终不清楚，他死时的情况也无法确知。
政府确定的日期是1977年6月6日，萨尔塞多的遗体被葬在波哥大中心墓地编号的墓穴里，著名的政界人士都参加了葬礼，因为瓜达卢佩·萨尔塞多在他统辖军营时不但同不幸的自由党领袖们保持着政治上的联系，而且保持着社会联系。然而，关于他的死亡，至少有八种不同的说法，对那个时代和他的死也不乏持怀疑态度的人，他们还在问：那具尸体是不是他的，尸体是不是真的被埋在了那个墓穴里。
在向比列加斯证实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后，我便怀着那种心情开始第二次去帕迪利亚省售书的旅行。跟上次一样，由于有一群事先就深信不疑的顾客，我的书在巴列杜帕尔卖得很快。然后我和拉法埃尔·埃斯卡洛纳与蓬乔·科特斯一道去比利亚努埃瓦、拉帕斯、帕蒂亚尔和马纳乌雷·德·拉·谢拉拜访兽医和农学家。有些人听买书的人提到过我上次的旅行，便拿着专门的订书单等着我到来。和那些老顾客及他们快乐的朋友们一起聚会娱乐，任何时候都是合适的。我们通宵达旦地和有名的手风琴手们一块唱歌，既不会打断许诺的事情，也不用偿还紧迫的贷款，因为日常生活仍然在欢乐的喧闹声中继续着它的自然节奏。在比利亚努埃瓦，我们曾和一位手风琴手和两个排字工人在一起，看上去他们好像是我们小时候在阿拉卡塔卡听说过的某个人的孙子。如此这般，在那次旅行中，童年时代的一种癖好向我昭示了一种必定永远伴随我的需要灵感的职业。
那一次我认识了位于山脉中央的马纳乌雷，那是一个美丽而平静的镇子，它对我们的家庭十分重要，因为我母亲小时候由于患了服用各种汤药都无效的间日热后，就是被送到那里才缓解病情的。我曾那么多次地听到别人谈到马纳乌雷、那里的五月傍晚和节食的医疗作用，所以我第一次到那里就感觉到我记得它，好像我早就认识它似的。
我们正在镇上唯一的酒店里喝冰镇啤酒，这时一个男人像一棵树一样走到我们的桌前，他腿上扎着骑马的绑腿，腰间别着一把军用手枪。拉法埃尔·埃斯卡洛纳给我们作了介绍，来人把我的手攥在他的手里，凝视着我的眼睛。
“你和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有点关系吧?”他问我说。
“我是他的孙子，”我对他说。
“这么说，”他说，“是你祖父把我祖父杀死的。”
这就是说，他是梅达尔多·帕切科——在自由决斗中我祖父杀死的那个人的孙子。他没有让我感到害怕，因为他说那句话时的语气相当热情，仿佛那也是成为亲戚的一种方式。我们和他在他的双层底大卡车里一起欢度了三天三夜，喝着热乎乎的白兰地，吃着木薯香蕉山羊肉，以此纪念我们死去的祖父。过了好几天他才把真相告诉我：他早就跟埃斯卡洛纳达成一致，想吓唬我，但是他没有心情继续拿去世的祖父们开玩笑。实际上，他叫何塞·普鲁登西奥·阿吉拉尔，是一个正直、善良的职业走私者。为了纪念他，至少得这样做：在《百年孤独》中，我给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用长矛在斗鸡场上杀死的对手取了他的名字。
糟糕的是，在那次值得怀念的旅行结束时，要卖的图书还没有运到，没有那些书，我就拿不到预支款。我已身无分文，客店的计量器比我那些欢度的夜晚跑得还快。维克托尔·科恩由于谣传他把借来的钱都挥霍在了可鄙的烟花地和下贱的妓女身上，开始失去仅有的一点耐心。能够让我恢复平静的是堂费利克斯·B·凯格内特的广播小说《出生的权利》所表现的对立的爱情。此作的巨大影响唤醒了早年我对流泪的文学的幻想。偶然读了随着西班牙文《生活》杂志突然寄来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后，我终于从消沉的精神状态中振作起来了。
同时寄来的还有一大包书，我应该把这些书交给它们的订购人，以便领取我的预支款。所有的订购者都按时付了款，但是我欠客店的费用是我所挣的钱的两倍多。比列加斯提醒我说，在三个星期内我不会再拿到一分钱。于是我严肃地跟维克托尔·科恩谈了这件事，他答应向赊销人借一笔钱。由于埃斯卡洛纳和他的一伙人不在近旁，我偶然结识的一位朋友无条件地帮助了我，原因仅仅是他喜欢《纪实》杂志上刊登的我的一篇小说。然而，在需要办正事的时刻，我却不能够向任何人偿还借款。
若干年后，当维克托尔·科恩把借钱的字据不是作为控告材料而是作为战利品让他的朋友和客人们看的时候，这时借据已经变成了历史，显得既细薄又光亮，并带着原封未动的幽默。几乎过了五十年，在我的干亲孔苏埃洛·阿劳豪诺格拉的一个儿子受洗的时候，我又看到了那张无法偿还的借据。维克托尔·科恩像往常那样风趣而友善地把它拿给所有想看到它的人看。他写的字据一尘不染，我的厚颜无耻的签字表明了偿还的巨大意愿，这使我感到惊讶。那个晚上，维克托尔以殖民地时代的优雅姿势跳了一支巴列纳托慢步舞来庆祝受洗，自男子汉佛朗西斯科的岁月以来似乎还没有人这样跳过。最后，许多朋友感谢我没有按时偿还那张使得那个夜晚不能付费的借据。
(特约编辑 戴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