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巴德·梅恩霍夫
作者：唐·德里洛
德里洛是意大利后裔，出生于纽约市意大利移民集居的福特汉姆区，中学毕业后进入福特汉姆大学学习神学、哲学和历史。然而他并不喜欢学校生活，倒是纽约市文化环境——各种现代派绘画、爵士乐音乐会、欧洲电影展等等为他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所有这些都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起到了重大的影响。1958年，大学毕业后，他就职于一家广告代理公司，利用业余时间开始文学创作。
1971年德里洛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形象》。这部历时四年写成的作品深刻探讨了美国大众媒体对社会的作用，揭露了大众媒体所制造的各种虚假形象对人与社会的影响和操纵。《美国形象》出版后，德里洛辞去了所有工作，开始专心创作，并在第二年发表了《终极地带》。在这部作品中，德里洛着重探讨了语言的规定性和其他秩序体系对人的属性、文化概念和现实建构等的影响。在第三部小说《大琼斯街》(1973)中，德里洛把关注的焦点转向对美国大众影响最为广泛与深远的通俗文化形式：摇滚乐。第四部作品《拉特纳的星球》(1976)是一部集儿童文学、科幻小说、数学和逻辑为一体的“概念怪物”。作品冗长艰深，通过各种抽象的思辩与演算表明许多概念是无法用词语和数学表达的。在随后的两年里，德里洛先后发表了两部侦探小说《玩家》和《走狗》，通过滥交、谋杀等情节探讨了现代生活的空虚和异化，以及媒体、商业化和虚构体系等对人的负面影响。1979年德里洛移居希腊，开始创作他的第七部长篇小说《姓名》(1982)。作品的背景从美国扩展到国际舞台，但表现的对象仍然和美国密切相关，即美国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以及外国人对美国人的看法。1983年，德里洛发表了他文学创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小说《白色噪音》，从此跨入了美国一流小说家的行列。美国评论界认为该书抓住了当代美国的精神状态，再现了美国当代生活，探讨了美国的后现代意识。1991年，他又有新作问世，这就是他最个人化的作品《毛第二》。在这部小说中他再次探讨了以前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主题，出版后获得广泛好评，并荣膺福克纳笔会奖。1997年出版的《黑社会》将谋杀肯尼迪、奥斯瓦尔多和英国戴安娜王妃的死亡放在一起，再次思考媒体对大众意识的控制。
下面选登的是德里洛发表在《纽约客》上的一个短篇小说，作家用非常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个爱好艺术的女孩如何经受住一个男子的引诱，从文中仍然依稀可见当年包括现代派绘画等纽约文化现象对作者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编者
她知道还有人在这间屋子里。虽然没有一丁点声音，只是觉得背后有一丝微弱的空气在移动。她独自在那里有一段时候了，坐在画廊中间的一条长椅上，周围都是画，十五幅组画，她坐着，感觉置身于殡仪馆的停尸房，看守着亲朋的尸体。
她相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注视。
她正注视着乌尔里克，头和上身，环着烤焦绳索的脖颈，尽管她不能确定那时是用哪一种工具自缢的。
她听到有人向长椅走来，是男人沉重而散漫的步伐，她站起身，在乌尔里克这幅画前站住，这是三副系列肖像中的一幅，乌尔里克在每幅画中都已死去，侧着头躺在狱房地板上。画布大小不一。这个女人被描绘得相当逼真，她的头部、脖子、绳索勒的伤痕、头发和面部特征都一一描绘，一幅一幅地看，就会发现细微的差别了，这儿的细节比那儿更清晰，一幅画中那被弄脏的嘴巴看上去比其他几幅更自然一些，所有一切都毫无规律。
“为什么你认为他会这样画?”
她没有转身看他。
“太晦暗了。缺乏色彩。”
她说：“我不知道。”接着移向下一组名为《被击倒的男人》的肖像画，他是安德里亚·巴德。她想起了他的全名或者姓。她想起了梅恩霍夫，她只是把梅恩霍夫看作第一个名字，她想起了乌尔里克，还有古德龙。
“我正在思考他们碰到了什么事。”
“他们自杀了。或者说国家杀死了他们。”
他说：“国家。”然后又重复了一遍，声音低沉，是一种受到威胁的语调，说他是尝试一种表演或许更合适。
她应该是受到了骚扰，但感觉却变换成了一种茫然的懊恼。“国家”一词并不像她所使用的，这个词是用在最高公共权力那坚不可摧的语境中的。这不是她的语汇。
这两幅巴德死在狱房的画大小相同，但主题有所不同，这正是她此刻所关注的东西——手臂、衬衫、画面边缘的未知物体、不同的或者不确定的地方。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她说，“我只能告诉你人们相信的事情。它发生在25年前。我不明白那时候德国的爆炸和绑架是否类似于此。”
“你不认为他们签订了一个协议?”
“有人相信他们是在狱房里被谋杀的。”
“协议。他们难道不是恐怖分子吗?他们不是杀人，就是自杀。”他道。
她注视着安德里亚·巴德，从第一幅到下一幅，反复琢磨。
“我不知道。或许从某种程度而言更糟糕。太悲伤了。这些画太令人伤感了。”
“有一个人在微笑，”他提示。
是古德龙，在《面对面2》中。
“我不清楚那是否微笑。可能是吧。”
“这是这个屋子里或许也是整个博物馆里最明朗的画像。她正微笑着。”他接口说。
她转身穿过画廊去看古德龙，于是看到那个长椅上的男人，半侧着身子朝着她的方向，他头顶早凋，西装里领带松着。她瞥了他一眼。他正注视着她，她越过他的视线，凝神于画面中央着狱服的古德龙形象，古德龙背墙而立，面带微笑，是的，很像微笑。三幅古德龙的画，或许正在微笑着，微笑着，也或许不是微笑。
“看这些画需要训练有素。我不能告诉人们支离破碎的东西。”
“不，你能。只需看。必须看。”
她听到自己心里发出轻微的申斥。她退到另一堵墙，以便细观画中描绘的一间狱房，狱房内高高的书架以及若幽灵般的阴影几乎布满了一半画幅，仿佛就是衣架上的一件外套。
“你刚毕业，要么是教艺术的，”他说，“坦率地说，我在这里是为了消磨时间。在求职面试之间，我就是这样打发时间的。”
她不想告诉他她在这里已经有三整天了。她移步到邻近的墙，离他所坐的长椅靠得近一点。然后，她跟他说话。
“主要为了钱，”他说道，“除非你是个议员。”
“我不是议员。”
“那么，你是教艺术的。”
“不教艺术。”
“你希望我不说话。闭嘴，鲍勃。只是，我不叫鲍勃。”
画面中的棺材处簇拥着一大群人，她起初并不知道这是棺材。她花了点时间注视着这群人。这是一群灰色污旧的外形模糊的人群，背对着观赏者，站在画面前景中间靠右的位置，但近画布上方处中断了，出现了一长条暗淡的土地或是道路，接着是另一群人抑或树林，得花些时间才能弄明白靠近画面中央的三个白乎乎的东西正是棺材，它们由人群簇拥着或者只是用架子支撑着。
棺材里面是安德里亚·巴德、古德龙·恩斯林，和一个她想不起来名字的人的尸体。这个人被射死在狱房里。巴德也被枪击。古德龙是吊死的。
她知道那发生在乌尔里克死后大约一年半的时候。她晓得乌尔里克死于1976年5月。
两个男人进了画廊，手持藤杖的女子紧随其后。三个人都站在画前阅读解说材料。
棺材的画面中还有一些东西是不易被发现的。直到翌日，也就是昨天，她才发现了一个惊人之处，现在是逃不掉了，就在画的顶部有一个物体，正好位于中间偏左，也许是一棵树，隐隐约约透出十字架的造型。
她向那幅画靠近一点，听着那个带藤杖的女人走向对面的墙。
她知道这些画都是根据照片而作，但是她从未看到过，也不知道在那些照片之中是否有一棵孤零的、枯落的树在墓地的外边，只剩孤零零一根残枝的树干，或者有两根残枝在树干的顶部形成横条。
此时，她方才交谈过的这个男人几乎贴着她站着。
“跟我说实话，你看到了什么，我想知道。”
由导游带领的一队团队进来了，她转身顿了一会儿，用专注的目光看着这组画中的第一幅画，远望乌尔里克的肖像，她真的是一个年轻女子，一个少女，她的手和脸一半浮现在围绕着的昏暗晦昧中。
“现在我真的意识到第一天我只是在看而已。我想我是在看，但毕竟在这些画中得到了一些暗示。由此我刚开始观看。”
在棺材、树和人群前，他们一起站着观看。那个导游则开始向游客讲解。
“看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他问。
“不知道。很复杂。”
“因为我感觉不到什么。”
“我想我感到了无助。这些画使我感到一个人可能会多么地无助。”
“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连看三天?体会无助?”他接口道。
“来这里是因为我热爱这些绘画，越来越爱。起初我是困惑的，现在还有一点。但是，我知道现在我爱上了这些画。”
是十字架。她知道那是一个十字架，无论如何这使她感觉在画面中有一种仁慈的元素，这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恐怖分子，以及在他们以前的恐怖分子——乌尔里克，离仁慈并不遥远。
但是她并没有向站在旁边的男人指出这个十字架。她并不想要讨论这个主题。她认为她不是将画中的一些随意涂抹想象出这个十字架，只是她不想听到由此产生的怀疑。
他们去了一家快餐店，坐在狭窄餐台边的凳子上，餐台是依前窗的长度而设的。望着第七大道上的人群，好像半个世界的人都在这里匆匆走过，她几乎不辨食味。
“我错过了上市日的大涨，”他说，“白天这股票神话般地飞涨，几小时里上蹿四倍。我是后市才买进一些，之后股票却一跌再跌。”
凳子都坐满了，客人们站着吃东西。她想回家，查看她有什么电话留言。
“现在我会去面试。我刮脸，我微笑。我的生活是活地狱。”他温和地说，一边说一边嚼着嘴里的东西。
他在人群中很显眼，高大魁梧，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近乎随心所欲而且不修边幅。有人越过她，从侍者那里取餐巾纸。在这里干什么?与这个男人谈什么?她感到茫然一片。
他在说：“没有色彩。没有意义。”
“他们做的事有意义。虽然有错误，但是他们不盲目不空虚。我想画家要探索的就是这个。结局会怎样呢?我想他正在问这个问题。人人都死了。”
“还会有怎样的结局?说实话，”他接着说，“除非你给弱智儿童讲艺术。”
她不能确定这样的说法是有趣还是残酷，只是从窗子的反光中看到自己浮着一丝勉强的笑意。
“我不教艺术。”
“这是快餐，但我想慢慢吃。到三点半我还没有约会。慢慢吃，完了告诉我你是教什么的。”
“我不是教师。”
她不跟他说她已经失业了。她对描述她的工作已经渐生倦意：在一个教育出版商那里做点管理工作，所以她想为什么要努力呢?如今这个工作包括公司都已不复存在了。
“问题是，吃得慢是违背我的天性的。我必须提醒自己。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调整自己。”
不过那不是理由。她没有告诉他她已失业，因为这会给他们找到一个共同的处境。她不希望如此，生成一种同病相怜之感。还是气氛疏离一些的好。
她喝着苹果汁，巡视着来来往往的人，片刻间许多面孔似曾相识，很快又永远地忘却于时间深处。
耳边还是他的声音：“我们应该去一家真正的餐馆。这里谈话太困难了。你不大舒服吧。”
“不，这里很好。只是我有点急躁。”
他看来认同了，顺从地放弃了这个话题。她想去盥洗室，又想不去了。她在想安德里亚·巴德，那个死去男人的衬衣，在一幅一幅画中，衬衣越来越脏，沾满血污。
“你三点钟有一个约会。”她说。
“三点半。还早着哪。那是另一个世界，我必须衣冠楚楚地前去告诉他们我是谁。”他顿了一下，直眼看着她说：“你该问了：‘你是谁?’”
她不觉笑了笑，但嘴上什么也没说。她在想，或许乌尔里克身上被绳索勒出的伤痕不是火烧的，而是绳索本身造成的，她在想这应该是绳索而不是电线或带子或其他什么东西，等等。
他说：“该你问了：‘你是谁?’我巧妙地在暗示你，你却不接词。”
他们吃完了，但纸杯里尚有余留。他们谈论着城市某些区域的房屋租赁和租金。她不愿意告诉他自己住在哪里。她的住处距此刚好三个街区，是一幢外墙褪了色的大楼，如同她人生的肌理质地，令她逐渐明白了人生的局限和障碍，于是从日常抱怨中解脱了出来。
于是，她告诉了他。他们谈起适宜跑步和骑自行车的地方，他也对她说了自己的住址和他惯常的慢跑路线，她说她的自行车在大楼地下室被人偷了，当他问她住在何处，她告诉了他，多少不那么漠然了，他喝了一口他习惯的苏打水，目光转向窗外，或者说是窗里，那里映射出他俩双双模糊的影子。
她走出浴室，他正站在厨房的窗户前，好像在等待某种风景的出现。窗外空无一物，除了邻近街区的工业化楼房的背面那布满灰尘的砖石和玻璃。
这是一个小公寓单元，墙的一隅是厨房，另一角摆着一张窄小的、没有床柱和床头板的床，罩着一件颜色鲜亮的北非柏柏式的床罩，这是房间里仅有的显示出有点特别的东西。
她晓得应该给他喝点什么。对于不速之客，如当下，她感到有些笨拙，不知如何是好。坐在哪里，说些什么，这都需要考虑。她没有提起冰箱里还有杜松子酒。
“你就住在这里?”
“不到四个月。我是一个流浪者，”她回答。“租来租去的房子，和朋友同住，永远是短期行为。尤其是婚姻失败之后。”
“婚姻。”
他说这句话时，是修饰过的、处理独到的低沉男中音，如他先前说“国家”时一样。
“相信吗?我从未结过婚。”他说。“大多数和我同龄的朋友，他们全都是结婚，生子，再离婚，再生子。有一天你会想要孩子吗?”
“这一天是何时?我想大概会要的吧。”
“我也想要孩子。如此小心谨慎地拥有一个家庭令我感到有点自私。我不介意是否有一个工作。很快我就会有一个工作，一个好工作。这不是问题。主要问题是我害怕举起这么微小而柔软的小生命。”
他们在那张她平常用餐的矮木桌边对角而坐，喝着杯口楔着柠檬片的德国赛尔兹矿泉水。与他聊天令她有一点点惊讶。他并不难相处，即使在冷场时。谈话冷场并不让人尴尬，言谈中他看起来蛮正直的。
他的手机响了。他取出后简单地说了几句，然后握着手机坐着，看上去若有所思。
“我应该记得关机的。但是我想，如果关机我会错过什么吗?有些事情就是这样难以置信。”
“电话改变着一切。”
“来一通不可思议的电话，一通改变人生的电话，难怪我这么看重我的手机。”
她想看看时钟。
“现在不是你面试的时间，是吗?取消了?”
他说不是，她悄悄瞥了一眼墙上的钟。她想知道她是否希望他错过面试。这不可能是她所期望的。
“可能，你和我一样，”他说，“在你开始应对之前，你必须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了。这时你就会感到事情严重了。”
“我们是在谈责任吗?”
“事实上，我取消了面试。你还在那里面时，”他说着，朝浴室点了点头。
她感到一种奇怪的恐慌。他喝完了赛尔兹矿泉水，头往后仰，让冰块滑入嘴中。他们坐了一会儿，让冰块在嘴里融化。然后，他凝视着她，手指抚弄着晃动的领带末梢。
“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她坐在那里。
“我感觉到你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不会太急切地做什么的。但是，你知道这里就我们俩。”
她并不看他。
“我不是那种喜欢掌控的男人。不需要控制任何人。你说，你想要什么。”
“不要什么。”
“交流，说话，都行。或者，感情，”他接着说：“这不是世界上重要的时刻。它来去无踪。我们恰好有缘于此。所以……”
“我请你还是走吧。”
他耸耸肩，“随你。”他还是坐在那里。
“你说：‘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你离开。”
他依然坐着不动。他说：“取消一件事需要理由。我想我们之间特别的交谈不是理由吧。我注视着你。我对自己说，你知道她像什么?她像那种渐渐康复的人。”
“我愿意说这是我的错。”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这里。这是怎样发生的?没有什么错。让我们做朋友吧。”他说。
“我想我们现在该停止了。”
“停止什么?我们做了什么吗?”
他尽量柔和地说着，延长瞬间的流逝。
“她像一个康复着的人。甚至在博物馆里我就想到了。好吧!但是现在，我们在这里。这一整天，无论我们说了或做了什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不希望继续下去。”
“友好一些嘛。”
“这不对劲。”
“不要这样，我们是朋友。”
他的声音裹挟着一种虚伪的亲昵感，似乎含着一点胁迫。她不晓得她何以还坐在这里。他倚向她，轻轻地将手搭在她的手臂上。
“我不会强迫什么人的。这样就不是我。”
她拉开他的手，站起来，但他仍拥着她。她把头缩进肩胛。他没有尽力或试图爱抚她的胸部或臀部，只是松而不紧地拥抱着她。过了一会儿，她似乎不存在了，缩着身子，一言不发，仿佛呼吸也停止了。然后，她挣脱出来。他由着她，平静地看着她，就像在观测结果一样，这让她简直不能认出是他。他用一种让她觉得无地自容的方式，检视着她。
“我们是朋友嘛，”他大言不惭。
她发现自己摇着头，极力怀疑这一瞬间，她想让误会产生逆转。他注视着她。她靠床站着，她和床——这两样东西——在他的眼光里正好包含了意味。他耸耸肩似乎在说这最好不过了。因为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上床，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他脱下了外套，动作从容不迫，仿佛要在房间里好好享受。穿着皱皱的白衬衣，他显得更壮硕了，汗水流淌，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样子。他把外套拎到一边，伸出手臂。
“看，这很容易。现在该你了。脱鞋吧，”他说。“先脱一只，再脱另一只。”
她朝浴室走去。她不知道去干什么。好像一个盲目行走着的人，她低头沿墙而行，进了浴室。关上门，但害怕锁上了，她觉得这会使他生气，激怒了他，干出什么破坏性的事来，那就糟了。她没有闩上门。她决定不这么做，除非听到他走近浴室的脚步。她琢磨着他没有移步，这一点她能肯定，几乎肯定的，他还站在那张咖啡桌旁。
她说话了，“请你离开。”
她的声音不大自然，尖细的声音，似长笛，加剧了她的恐惧。接着，她听到他走动的声音，脚步声听起来几乎是从容的。几乎如闲逛的步子，他走过暖气管，暖气片盖子发出轻微的碰撞声，然后向床走去。
“你必须走，”她高喊。
他坐在床上，解开腰带。这是她借着腰带滑过带扣的声音判断的，然后，又听到搭扣弹开了，又钩上了。她听到拉链“唰”的一声拉下。
她背靠浴室门站着。过了一会，她听到了他的呼吸声，带着鼻音的，有节奏的，浓聚着的声音。低着头，身体贴门，她站在那里等待着。她什么也不做，只是凝听和等待。
完成了这一切，出现了一个长长的停顿，接着是一些沙沙声和移动声。她想她是听到他穿上了外套。他朝她这边走过来。她意识到她应该趁他还在床上时早点锁门的。她站在那里，等。紧接着，她感到距门寸许之遥，他的身体重重地斜靠向浴室门，没有推门，而是垂地而下。她迅速闩上门栓。他被挤压在那里，喘息着，似沉陷于门里。
他说：“原谅我。”
他的声音轻得几乎难以听见，呻吟般。她还是站着不动，等待着。
他继续：“我感到非常抱歉。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她等他离开。她听着他穿过房间，门在他身后关上，之后，她又等了几分钟，这才走出浴室，锁上大门。
她反复观察着一切。她住在她想住的地方，一个人，但没有什么是相同的了。讨厌透了。房间里的每样东西几乎都有双重作用——原来的、和传达到她脑海中的联想。她出去散步，回来时那种联想还在，在咖啡桌边，在床上，在浴室。讨厌透了。在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了晚饭，她早早上了床。
第二天早上，当她重返博物馆时，看见他一个人在画廊里，背向入口，坐在屋子中央的那张长椅上，他正在观赏最后一幅画，也是这组画中最大的一幅，可能也是最惊心的一幅，这幅画着棺材和十字架的画，名字叫《出殡》。
(责任编辑 孟丽)
注：
① 小说中涉及到的绘画作品作者名为戈哈·理查特(Gerhard Richter)， 作品是一组十五幅黑白油画， 取材于德国1967和1968年期间发生的学生运动，安德里亚·巴德·梅恩霍夫(Andreas Baader Meinhof)、乌尔里克(Ulrike Meinhof)和古德龙·恩斯林(Gudrun Ensslin)是当时参与其中的成员，后来他们遭遇当局逮捕，并先后在监狱遇害。小说中提到的《出殡》，描绘的就是巴德、古德龙及另外一名参与成员的出殡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