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罗马尼亚画家巴巴
作者：欧阳英
科尔内留 · 巴巴(Corneliu Baba)，1906年11月18日生于罗马尼亚南方城市克拉约瓦。他的父亲格奥尔基 · 巴巴是一名为教会工作的画家，以学院派画法绘制作品。家庭的条件，使巴巴很早就受到绘画教育，七岁时，他的父亲在画室为他支起了画架。在他学画的时候，欧洲的新风还没吹到克拉约瓦这样的罗马尼亚县城，他能接受的只是他父亲的那套学院派规范，这使他在素描方面获得了严格的训练。从他十岁完成的铅笔速写上，不难发现他捕捉人物形体和神态的本领，这显然得益于学院派的教学方式。与此同时，文学和音乐进入了小巴巴的心灵。罗马尼亚大音乐家乔治 · 埃内斯库在克拉约瓦举办的音乐会令他终生难忘。在阁楼里找到的巴尔扎克、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及先锋派杂志也给他开启了一个新天地。
1921年，十五岁的巴巴随同全家迁回他父亲的家乡卡朗色贝斯，用他本人的话说：“我们最终离开克拉约瓦，这件事意味着我的童年结束了……一个新天地、充满意外事物的青春期正等着我。”在森林一望无际的卡朗色贝斯， 在这个仍然能窥到奥匈帝国往昔秩序影子的小乡镇，古老的习俗保留了下来。但它们的前景并不光明，新的变化正在出现，不久就会淹没旧日的事物。在卡朗色贝斯这个新环境中，巴巴的心情有了变化，他感到自己是主人。他不倦地在大自然里漫游，领略着这个世界的奥秘。独自一人在野外读书、作画、拉琴，给他带来了以往不曾体味过的愉悦。
但这样的生活不能永远持续下去。1926年，巴巴中学毕业会考及格，他离开卡朗色贝斯，进入布加勒斯特大学。兴趣广泛的他原本想学音乐，可最后他放弃了这个念头，决定学美术。没想到，美术考试失败了，于是他转到文学与哲学系，师从当时罗马尼亚的一些著名教授学习语言学、哲学、美学等知识。第二年，巴巴获准学习美术，但他的热情已大为减弱了。
从巴巴当时绘制的《母亲像》(1927年)上，依然可以看到运用传统的写实性技法、力求生动准确塑造人物形神的艺术倾向，这与他五年前在卡朗色贝斯创作的《自画像》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画法显得更纯熟、更概括，人物的精神面貌捕捉得更充分、更深刻。应当说，肖像画创作在巴巴一生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人们最初认识他，就是靠了肖像画；人们最终承认他，很大程度上也是靠了肖像画。
巴巴早年十分崇拜罗马尼亚画家托尼察。1934年，他得到了接近这位画家的机会。在一位律师的帮助下，有着布加勒斯特大学文学与哲学系文凭的巴巴进入了雅西美术学院，成为托尼察的学生。这时的巴巴已不同于一般的学生，他同时又是别人的老师，出自他手笔的作品为他赢来了赞美。1938年，巴巴获得了雅西美术学院的文凭。接下来，就在二次大战爆发的1939年，巴巴成为雅西美术学院绘画助教，七年后，他升任该院绘画教授。
巴巴踏入美术界的时候，现代主义之风已经席卷西方艺坛，它的不同表现也渗入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与那些热衷于先锋派实验的同代人不同，巴巴仍然对过去的美术标准怀着敬意，仍然钦佩古代名家的作品。十七、十八世纪的西班牙绘画和罗马尼亚画家彼得拉斯库的绘画都影响了他的画风。从他留校任教后创作的《自画像》(1942年)、《晚餐》(1942年)、 《有苹果的静物》(1944年)、《茶室》(1945年)、《有绿瓶的静物》(1947年)、《下棋者》(1948年)、《城市景观》(1949年)等不同类型和题材的绘画中，可以感到他仍然走在写实性绘画的道路上。与过去不同的是，他在多数作品中融入了更多的形式探索和情感表现的因素，使它们有别于那些客观色彩突出的传统写实绘画，也有别于那些精细描摹的学院派绘画。看着《有苹果的静物》上用冷暖色彩笔触构成的苹果，令人不由忆起塞尚笔下美妙的静物绘画世界。同样，形神兼备的佳作《下棋者》，虽然在色彩处理和笔法上与塞尚的《玩牌者》有相当距离，但在结构和气势上，却仍然具有塞尚作品那种宏伟的纪念碑效果。《茶室》中流露出来的无拘无束的意味，让人感觉到类似鲁奥那种表现主义画家的创作倾向。描绘农民形象的《晚餐》，以一种朴实自然的画法，展示了当时罗马尼亚农民贫苦的生活，从中流露出来的关怀农民命运的真挚感情与凡 · 高的名作《吃土豆的人》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法西斯势力失败后，曾站在轴心国一边的罗马尼亚政权垮台，罗马尼亚成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进入壮年的巴巴，必须在一种新制度下生活和创作了。最初，巴巴的境况颇为困难，1948年被捕入狱，第二年又在原因不明的情况下被停止了教学工作，于是他离开了生活多年的雅西，再度移居布加勒斯特。五十年代初，巴巴的日子仍然不好过。为罗马尼亚作家萨多维亚努小说绘制的插图初稿受到严厉批评，他被迫改变画法再创作二稿。此外，罗马尼亚美术家协会指责他是“形式主义者”，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式主义者”是令人胆寒的帽子，戴上它，就有一大堆危险会降临到身上。巴巴的这些遭遇显然与斯大林的文艺政策分不开，斯大林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压制“异端”的利器，不少富于才华的艺术家都受到它的束缚。巴巴在一定程度上寻求适应形势，他的处境渐趋改善。以理想化的写实手法重绘的萨多维亚努小说插图受到了官方认可。斯大林死后的1954年，他获得了政府美术奖。
五十年代巴巴的绘画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肖像画和风俗画。《萨多维亚努像》(1953年)、《妻子像》(1953年)、《露西亚 · 斯图尔扎 · 布兰德拉》(1953年)、《妇女像》(1956年)、《粉红装少女像》(1957年)等，都属于他的肖像画佳作。在这些作品中，巴巴继承了西方绘画的写实传统，以一种简洁概括的手法，塑造出形神兼备的人物。《田间休息》(1954年)、《农民一家》(1958年)是他风俗画的精品，它们反映的还是画家以往一直关注的农民生活。借助富于表现力的构图、真切的人物神情和动作、深沉朴素的色调，巴巴在留下罗马尼亚农民生活的动人写照的同时，也在其中留下了他的深情。听一下巴巴的自述(“我的绘画《田间休息》完成在斯大林死后的阴霾日子里，我把它当成爱的祈祷……《田间休息》1954年在官方展览会展出时，受到了无声的祝贺”)，或许有助于理解巴巴的这类创作。
巴巴五十年代的绘画，是在一种新制度下创作的。尽管写实的程度并不相同，艺术的魅力也不一样，但它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始终与那种机械冷漠的照相式写实性绘画保持着距离，画家的情感左右着他的画笔。1956年，《萨多维亚努像》和《田间休息》与他四十年代的名作《下棋者》一起出现在威尼斯双年展的展厅中，而且它们也出现在苏联和捷克举办的罗马尼亚美术展上。这些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罗马尼亚官方对他五十年代创作的肯定。当然，他是无愧于这种肯定的。
随着这种肯定而来的，是巴巴重又进入美术学院执教。1958年，布加勒斯特的格里戈雷斯库美术学院聘请他担任该院绘画教授。到了六十年代，巴巴在罗马尼亚美术界得到了更充分的肯定。1962年，他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1963年，他又成为罗马尼亚学院通讯院士。与此同时，巴巴在国外的声望也更高了。1960年，他赢得了莱比锡国际插图展金奖，1964年，他成为东德艺术院的通讯院士。
风景画也是巴巴喜爱的一个绘画门类。早在三十年代初，他就创作过《卡朗色贝斯乡间》(1932年)那样笔触有力、色调和谐的风景画。到了六七十年代，巴巴似乎更钟情风景画了，他推出了一批动人的风景画。在这些作品中，除了描绘罗马尼亚景色的《乡间风景》(1960年)、《风景》(1967年)，还有展现意大利和西班牙风景的《阿西西风景》(1961年)、《威尼斯风景》(1962年)、《金楼》(1970年)、《托莱多风景》(1973年)、《威尼斯大运河》(1975年)。与早期的风景画相比，这些风景画的技法更加奔放恣肆，传情达意的倾向更为鲜明突出。以《托莱多风景》为例，整个画面几乎纯由舞动的色彩笔触组成，建筑物的形状只能隐约感到。看着它，自然而然会忆起数个世纪前生活在托莱多的西班牙绘画大师格列科描绘该城风景的那件杰作，两幅风景画在情调上十分近似，全都有力地传达了创作者本人骚动不安的心境，洋溢着一种悲剧的意味，只不过后者的画法更狂野，几乎可以说有着某种抽象表现主义的感觉。
肖像画和人物画，在巴巴的创作中应当说比风景画更重要。他六七十年代的肖像画和人物画，在面目上显示出多样化的趋势。《村夫像》(1962年)以酣畅的速写式笔触塑造了乡下人的形象。《少女像》(1964年)略带夸张感的处理方式仿佛吸取了莫第里阿尼的艺术手法。《戴羽毛饰的少女》(1970年)体现着对西班牙绘画的迷恋之情。《绿眼男子》(1973年)的构图与人物塑造透露出与圣像画或鲁奥的画法的某种联系。《K女士及其孩子们》(1974年)则是用传统色彩突出的较为概括的写实手法描绘的。
巴巴在每个阶段，都不会把自己的创作限制在一两个领域内。作于1960年的《炼钢工》描绘了工人的形象。歌颂工人阶级、歌颂劳动，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受到党和政府支持和提倡的艺术实践。作为生活在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的画家，巴巴以自己个性化的写实性画法，留下了这幅颇为成功的工人群像。用直线有力构成的炼钢工的形象布满整个画面，厚重的笔触、沉着的色调，都在强化作品的气势，突出这些劳动者的尊严和价值。无疑，《炼钢工》属于表现工人阶级形象的杰作之列。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的变化，巴巴笔下的这类“歌颂性”的主题性绘画消失了，异类的题材开始在他的绘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情况突出地反映在巴巴一些同题系列画中，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那些压在老年巴巴心头的孤单、痛苦、愤懑、抗议，在《丑角》、《疯王》、《恐惧》、《哀悼基督》等绘画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反复展现。
1977年的一幅《恐惧》，回应着一百多年前戈雅创作的恶梦般的“黑色绘画”，浮现在画面上的鬼影似的人群，让人感到一股无法抑制的惊恐和苦闷。十年后的另一幅《恐惧》(1986—1991年)，在相似的人物构图中，巴巴加上了自己老年的形象，以一种更加明确的方式宣告自身与这批担惊受怕者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类人。同样，无论是与狗一起趴在地上的《疯王》(1981年)，还是蹒跚前行的《疯王》(1986年)，全以一种饱含情感的奔放笔法和光影对比，表达了对不幸者的深切同情，让我们感受到画家的人道主义情怀。而《哀悼基督》(1982—1986年)更是动用了历史悠久的宗教画图像传统，来宣泄那种丧失亲人的哀痛，那种对罪恶和暴行的抗议。
除了这些抒发情怀、与其心境和生存状态密不可分的悲苦绘画，巴巴晚年依然保持着对肖像画的浓厚兴趣。与上述表现主义色彩鲜明的作品一样，他晚年的肖像画更加注重传达画家的情感体验，心灵的捕捉胜过了形貌的再现。一系列《自画像》和《乔治 · 埃内斯库》(1955—1991年)为我们认识他晚年的肖像画艺术提供了恰当的样品。目睹历时三十六年完成的埃内斯库全身像，你找不到丝毫客观的描绘。就像浪漫主义大画家德拉克罗瓦的不朽之作《帕格尼尼》一样，有如怪影一般的罗马尼亚音乐家沉浸在心灵的世界，引起观者无限的遐想，构图、笔触、色调全部从属于“内在之境”的营造。
1989年，东欧巨变，齐奥塞斯库政权垮台。1990年，巴巴获得了罗马尼亚新政权文化部颁发的国家美术奖。1997年，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国立美术馆为他举办了个人回顾展，罗马尼亚美术家协会向他献上了杰出成就奖。同年12月20日，巴巴病逝，享年九十一岁。
纵观巴巴一生的创作，他始终走在自己的道路上，那是一条与西方写实绘画传统有所联系的、注重形式感、强调个性传达的现代写实性绘画之路。随着时光的推移，他的绘画更加突出主观的色彩，带上了强烈的表现主义倾向，呈现出明显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原则的特征。另一方面，与处在西方世界现代主义潮流中的画家不同，他的绘画缺乏那种鲜明的反传统色彩，没有什么先锋性和实验性。“是的，我很了解‘立体主义’、‘超级写实主义’、‘抽象主义’、‘野兽主义’、‘至上主义’及其他一切，但我从不相信美术能受理论家控制，或被意识形态一会儿推向左一会儿推向右，或由政府官员随心所欲摆布。美术是一种只服从个人绝对主观的原则的内心创造行动。”巴巴在这一自述的精神指引下，怀着对七彩调色板的迷恋和对人的命运的关怀之情，创造了属于自身的“当代绘画”。
(特约编辑 戴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