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友善的天空

作者:曲 丹




  当飞机右翼下的引擎冒出一股薄薄的、油乎乎的黑烟时,爱伦透过久经风吹雨打的普列克斯玻璃② 窗向外望去,一簇簇云团向上升起,离她越来越远,她知道死神就要降临了。机身深处猛地一震,飞机突然倾向一边,就像用西印度轻木做的玩具被石头打了一下似的。坐在爱伦前一排的那个男人从托盘桌上抬起头,喊了一声“妈呀!”伤心地轻声哭起来。屏幕上不断提醒乘客“请系好安全带”。乘客们刚才还低声说话,现在都开始大喊大叫。爱伦浑身的肌肉都绷得紧紧的。
  爱伦脑子里一片空白,她只想抱住脑袋——难道这时候不应该抱住脑袋吗?——接着是一阵静电噪声,广播里传来机长镇定自若的声音:“各位乘客,可能是三号引擎出了点儿小故障,但请各位不必惊慌。”飞机以超音速怒吼着冲过云团,本无生命的金属和塑料都愤怒地苏醒过来,鞋子、一片片水果、椒盐卷饼、平装书和手提包都在座位下乱滑。爱伦偷偷向窗外瞥了一眼:黑烟越来越浓,就像海上被鱼雷击毁的轮船掀起的滚滚巨浪。黄色火焰带着横扫一切的气势,使飞机庞大的汽缸透不过气来。爱伦邻座的男子,年近三十,离他下嘴唇半英寸的衣服正中央有颗铜扣,他的头发的颜色和质地同蛋白壳① 一模一样。他转过头来,表情呆滞。“那是什么?是烟吗?”
  爱伦吓坏了,只能点点头,脑子里只听到气流不间断的沉闷的嘶嘶声和广播里吱啦吱啦的静电声。那个人探过身来,透过灰暗的窗户儿,眯着眼朝外面的机翼看。“妈的,真见鬼。现在我根本没法跟外界联系。”
  爱伦弄不明白:联系?难道他还没意识到他们都快没命了吗?
  她作好一切准备,低声祷告起来。惊恐的喊叫声越来越响。爱伦觉得眼睛似乎就要在眼窝里爆裂开来。但火焰开始闪烁不定,十分微弱了。她感到飞机在攀升,好像被天国之手托起来一样。惊慌失措的乘客,已经记不太清楚的低声祷告,哭喊声,突然散发出的强烈的尿臊——一切都有惊无险,让人恐惧的一刻很快就过去了。“乘客们,我并不想这么做,”机长慢吞吞地说,“但看来我们只得掉转机头,返回拉克斯机场②。”
  这时,大家都开始抱怨起来。那个长着蛋白壳头发的人尖刻地骂了一句,朝前排座位后背上狠狠打了一拳。千万不要回拉克斯机场,不要。由于机械故障,他们已经在地面上耽搁了两个半小时了。登上飞机之后,又在跑道上等了四十分钟,因为用于起飞的翼缝不见了——飞行员是这么说的。每位乘客都得到了免费的饮料和花生,可没人要吃花生,饮料淡而无味,喝起来像煤油。爱伦要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她尽量不紧不慢地喝酒——此前她百无聊赖地坐在机场酒吧里摆弄一杯早已走气发热的啤酒——她旁边的那个男人和靠过道座位上的女人都要了双份,一仰脖子倒进肚里,什么也没说。“我操!”那男人骂道。他猛击前面的座位,好像那是一只拳击吊袋。前排的那个人把像飞船一样庞大臃肿的脑袋伸到座位上方,转过头,怒气冲冲地说:“住手,笨蛋。你不知道出事了吗?”
  爱伦还以为旁边的男人要和那人动手——他肯定喝多了——还好,冲突就此平息了。随着起落架落到地面,飞机剧烈地震动起来,那个大头男人身体动了一下,庞大的身体又安安稳稳地坐到座位上。窗外,洛杉矶又一次展现在眼前,像个沉入空中泥海的模模糊糊的褐色铁格栅。“你听见了吗?”爱伦身旁的那个人问她,“您听见他骂我什么了吗?”
  爱伦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像个紧张症患者似的直挺挺地坐着。她觉得他在盯着她的脸。她可以察觉到他和其他每个人的一举一动。她缩紧肩膀,深深吐出一口气,好像能缩进自己体内,逐渐缩小,直到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人在座位上费力地挪了一下身体,然后开始自言自语。“礼貌,”他没好气地低声说道,“起码的礼貌,”他好像只会这么说。爱伦仰起头,闭上了眼睛。
  飞机落地后通常还要再等一阵才能下去,因为它要没完没了地滑行。乘客们推推搡搡地拿好随身行李,密密麻麻排成一队,像牛一样沿着过道,走进直通乘客候机楼的登机桥。爱伦垂头弯腰,一步一步往外走,肩上的背包就像弹弓上的石块一样向上凸起。她随着人群走出来,来到人头攒动的候机楼。她五点钟就起床了,摸黑爬上通往机场的专车,直挺挺地坐着,颠簸了一个半小时。在机场咖啡厅里,她强咽下一个六美元的干巴巴的硬面包圈,喝了一杯三元半的浓咖啡,然后就开始苦苦等待那班误点的飞机。报纸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洗手间里挤得水泄不通,啤酒已经走气了。现在,她又回到了起点。地勤人员给她签收机票,又把她推向远处的一扇门,她可以从那儿搭乘下班飞机到肯尼迪角①,妈妈会在那里接她。这是直达航班吗?不,地勤人员说恐怕不是。她中途要在芝加哥停留两小时,然后转机。再加上天气也不好。一场猛烈的冬季暴风雨正肆虐中西部地区,稳步向纽约推进,很可能与她同时抵达。
  爱伦像机器人一样穿过走廊,数着自己经过了几道门。候机楼正在翻修——这儿似乎总在翻修——前面,头顶上的胶合板使走廊小得像牛槽。地面上刚刚铺上混凝土,到处都是灰。她焦急地看着前面瓶颈般狭窄的通道——再过十分钟飞机就要起飞了——正当她把背包从左肩换到右肩时,后面的人撞了她一下,也许不仅仅是撞了一下——要不是前面有个女人挡着,在这么高低不平的地方她早就失去重心,一屁股摔倒在地上了。她抬起头,竟看到在中途取消的那架航班上与她邻座的那个人匆匆走过——应该叫他什么呢?螺栓嘴?蛋白壳脑袋?——可当她撞到前面那女人,轻声说“对不起”时,他看都没看她一眼,更不要说道歉了。他继续往前走,运动衣裹住双肩,头发紧贴在脑袋上。他的包太大了,像武器一样在身旁晃来晃去,头顶上的行李箱根本放不下来。
  在门口时,爱伦又看到他了——他站在队伍的最前面,比别人高出一头——可他在干什么呢?爱伦前面至少有二十个人,再过三分钟飞机就要起飞了。可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在空姐面前晃动着机票,愤怒地比划着,指指自己的提包。爱伦并不是个脾气暴躁的人。三十二岁的她一直注意节食;她相貌平平,一头松散的金发,一双蓝眼睛流露出同情和遗憾——但要是她能用一条鞭子,嗖地一声就让蛋白壳脑袋立刻消失的话,她会毫不犹豫那么干的。“你什么意思,还得检查提包?”他问道,声音就像大头锤的重击声。
  “很抱歉,勒奇尔先生,”那位工作人员说,“根据联邦航空条例要求……”
  “是勒塞尔,白痴,勒塞尔,你没学过法语吗?让那该死的条例见鬼去吧。你们已经耽误我两个钟头了,那该死的引擎起火的时候,我他妈的差点把小命也送了,我倒要问问你凭什么?凭什么不让我把包带上飞机?”
  别的乘客都伸长脖子,不住地看表,嘴里胡乱嚼着已经没有味道、变成了细条的口香糖。自动人行道载着乘客向前移动,广播噼噼啪啪地响着,广播员用英语和西班牙语没完没了地广播着同一则无聊的通知。爱伦觉得头晕,不,也许她是恶心想吐,好像什么东西爬到喉咙,使劲儿想钻出来。她一心想的是她留在教室里的那只狼蛛顺着饲养箱上干净的塑料管往外爬的样子。
  孩子们都叫它沃尔多,“沃尔多在哪儿?”这类谜语使五年级学生为之疯狂,但一两个月后被一种电脑游戏取代了,她记不起那种游戏叫什么。她从未喜欢过那只又大又懒的蜘蛛,它巡视着自己的领地,缓慢有力地拖着腿和腹部寻觅蟋蟀当食物,好像一只断手在自行移动一样。它长相古怪,她一点也不喜欢它。副校长向她保证,这狼蛛是没有危险的。可当汤米·阿亚拉把一只暗褐色的大活板门蛛偷偷带到学校并放进饲养箱之后,沃尔多立刻凶相毕露。这使我们从中得到一个经验——关于动物的行为和保护地盘的本性。几乎每个孩子都能讲出一个虹鳉和仓鼠自相残杀的故事——可这教训并不令人愉快。露西 · 菲多在路上与人发生争执;杰士明 ·迪克斯认识一个十几岁的少年,那少年的脖子被戳伤过,因为他和另外十二个人住在一起,那地方原来是个车库;还有谁被狗咬伤了,等等,等等。这就是五年级学生,十岁的五年级学生。
  “请乘客们注意,本次航班飞往芝加哥。”一位空姐说。队伍里的人越来越少了。爱伦不知不觉又来到另一个登机桥。她的心还突突直跳,刚才差一点就送命,想想起火的引擎就心有余悸。这是不是什么预兆?她登上这架飞机是不是疯了?她刚才低声的祷告是怎么回事?它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仁慈的圣母,上帝与您同在。只有孩子、老人和绝望的人才会祷告,她已经成年了,发现至高无上的冷漠的上帝并没有听到她的祷告,她的祷告都落入满天星斗之间冰冷的空隙里。保佑我们吧,不仅现在,还有那一刻,当我们——
  她抬头看着前方敞开的舱门、一颗颗铆钉、机身上的薄钢板和身着蓝制服、笑起来很迷人的空姐。接着,她像个嫁错郎的新娘一样走进乱哄哄的过道——“头顶的行李箱只能放随身行李……飞机满载……请多多合作”——此刻,她又开始祷告了,不过,这次的内容与刚才不同:主啊,千万别让我再和那个白痴坐在一起了。
  她低头看了一眼登机卡——18排B座——然后就开始数排号。她筋疲力尽,突然感觉血好像被抽干了似的 (医生曾经边咂舌头边说她患了“贫血症”,贫血症加上抑郁症) 。队伍突然停住了,几个乘客被包压得跌倒了,像忏悔者一样跪在地上。爱伦顺着过道望去,只看到他们的肩膀、衣领和不同种族特征的头发。运气好一点的几个人已经在座位上坐好了,气呼呼地瞪着爱伦,好像是她耽搁他们的行程,是她使中西部恶劣的天气持续了这么久,是她让飞行员说谎,还无视有关随身携带行李的航空条例。“好了,好了,等一下行吗?”有人吼了一声。爱伦从过道上的乘客队伍的缝隙中看到他在隔着六七排的地方,挡住过道,使劲把包往头顶的行李箱里塞。他只想到用蛮力;因为大家都让着他,他越发蛮横霸道了,就像个早熟的五年级学生。爱伦讨厌他,飞机上每个人都讨厌他。
  广播里说乘客必须赶快就座,飞机轰隆隆地发动了,空姐走过来,答应在前面给他找个地方放包。爱伦瞥了他一眼,他全然不顾别人,等他费力地晃到自己的座位上之后,队伍才继续慢慢向前移动。爱伦看到祷告应验了——她坐在他前面三排。爱伦的座位在中间,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大部分乘客都是从上一班飞机转过来的,但至少中间的这个座位不和他相邻。靠过道的座位上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脸就像个马鞍囊,一头很不自然的红棕色的鬈发。爱伦等她解开安全带,吃力地站起来给她让路。靠窗的座位上没有人——至少现在还没有——爱伦与马鞍囊女士肩并肩坐定之后,还对那个座位垂涎三尺呢。
  她会这么幸运吗?不,不,她不会。她模糊的潜意识当中,迷信的想法又油然而升,似乎运气和她有什么关系,和她今天、上周、上个月、去年的经历,甚至和她空虚和毫无自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接着,她想说出一个名字,而这个名字正是医生建议她克制自己不要再去想的。她就让这个名字留在那儿,越想越伤心;她似乎感到自己变成了催人泪下的电影里的女主角、被强暴的修女、飞行员的遗孀,眼睛又黑又大,在摄影机前有点儿萎靡不振。不该喝啤酒或苏格兰威士忌,也不该吃晕机药,爱伦心里这么想。
  机舱内安静下来了,过道也畅通无阻了。爱伦强打精神,紧盯着过道尽头。最后走进来的是个小男孩,反戴着一顶棒球帽,笨手笨脚地挤进座位。爱伦偷偷地用脚把提包踢到靠窗的座位下面,过了一会儿,她解开安全带,挪到那个空座位上。她伸展双腿,放好枕头,盖好毛毯,看着空姐沿着过道走过来,把头顶箱子里的东西摆放整齐,然后关上。她想到应该给妈妈打个电话,告诉她自己已经换乘新航班,一到芝加哥就跟她电话联系。这时,机舱前方有点动静,正当空姐要旋上舱门时最后一位乘客走了进来。他弯腰绕过电视监视器,慢慢走进过道,左右扫视着排号。他一只胳膊上搭着件外套,另一个肩上背着质地柔软的手提电脑包,身穿运动服和T恤衫,头发刚刚理过,正是时下流行的发型。尽管刚才他肯定是一路狂奔穿过机场的,但看上去仍不慌不忙。但最要紧的是,他似乎径直朝爱伦走来,走向爱伦侵占的那个座位——18排A座。爱伦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被大骂一顿,仅此而已,不过被大骂一顿。
  他走到18排时真的停下了脚步,朝马鞍囊女士看了一眼,又看了看爱伦,然后说:“对不起,这个座位应该是我的吧?”
  爱伦的脸刷地一下红了。“我以为……”
  马鞍囊女士把身体蜷缩成一团,给他让路,活像从裂缝中掉出来的一块大石头。他捕捉到爱伦的眼神,说:“不,不,您坐吧。没关系,真的。”
  接着,飞行员说了些套话,听不太清楚。机身突然剧烈震动起来,退离了登机门。爱伦头向后一靠,闭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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