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芥川奖的价格

作者:出久根达郎




  芥川奖是1935年日本文艺春秋社为纪念已故作家芥川龙之介而设置的纯文学奖,目的在于奖掖文坛新人,每年2月和8月评选两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一度中断,战后于1949年恢复。每隔半年,由与文艺春秋社渊源较深的著名作家、评论家组成评选委员会,从各报刊上发表的无名作家和新作家的作品(包括小说、戏剧)中评选出一至两篇得奖作,先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然后发给作家奖品(正奖)和奖金(副奖),奖品为雕饰手表一块。芥川奖是日本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奖,获奖者有登龙门之称。本文是记述了有关芥川奖的趣闻轶事,作者出久根达郎 (Dekune Tatsuro,1944— ) ,日本作家、旧书店经营者,日本文艺家协会会员,1992年以《佃岛两人书房》获第108届直木奖。
  译者
  在日本,纯文学的新人奖芥川龙之介奖和通俗文学的新人奖直木三十五奖已经设立了将近七十年,两奖的知名度和人气是出类拔萃的,就连从未读过小说的人也常常谈论它,可见其有多大的魅力。
  本文只例举芥川奖。要论芥川奖的奖金,从第一届(1935年)到第二十届(1945年)的奖金是五百日元。在那时,这是一笔很大的奖金。在制定芥川奖的奖金数额的当时,从私立大学毕业的学生第一个月的薪水是七十日元左右,如果有五百日元,就可以和妻子一起美美地过上半年。
  第一届芥川奖的获得者是石川达三。作品是以南美移民为题材的《苍氓》。
  
  芥川奖的第一个有功之臣
  
  当时获得芥川奖提名的有外村繁、高见顺、衣卷省三、太宰治等。那时太宰治二十六岁,正患着盲肠炎,备受药物反应的折磨,医疗费的欠款在不断增加,他急需芥川奖的奖金。如果获奖,他就可以获得“有发展前途的新作家”的名声,还能在形同义绝的老家露露脸。太宰治落选后对评选委员之一的川端康成发了一通脾气,对川端康成批评太宰治的提名作《逆行》的文章恨得咬牙切齿。
  
  
  
  川端康成写道:“以我之见,作者对眼下生活怀的厌恶之情使作者不能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很遗憾的。”太宰治反唇相讥,讽刺川端康成的私生活道:“你以为我也与你一样,能养养小鸟,看看跳舞,过如此悠闲的生活吗?”他还说:“我在你的那篇文章里感觉到你对社会的冷酷,闻到了你身上的铜臭味,我感到十二万分的苦恼。”最后还说:“你必须认认真真地、清清楚楚地、有意识地去体验所谓的作家是在‘夹缝’中生存的道理。”然而,从生活状况来说,意识到“社会的冷酷”与“铜臭气”而苦闷的,反倒应该是太宰治。
  太宰治悲伤得什么也顾不着了,他自暴自弃地向评选委员佐藤春夫写了一封求救信:“如果能得到芥川奖,我会为人们的情谊感动得流泪。而且我会振奋精神,与所有的苦难作斗争并战胜困苦。请您帮帮我,不要取笑我。”落款是“没有家的雀治拜启”。这是在药物反应最严重的时候拼着性命断断续续写出来的。
  可以说,芥川奖的神话是由太宰治建立的。太宰治那怪诞的言行实际上扩大了芥川奖的声誉。经过太宰治的吵闹以后,芥川奖不再是单纯的新人奖了,它迅速上升为影响更广泛的、独一无二的日本文学荣誉奖。太宰治是扩大芥川奖影响的第一位有功之臣。
  芥川奖的奖金是副奖,正奖是一块手表。芥川奖和直木奖的发起者菊池宽说只要发奖金就可以了,但佐佐木茂索认为那样的话好像太露骨了,于心不安,由此才设立了正副奖。
  那么,芥川奖的价值究竟有多大呢?
  以前浪迹天涯的画家山下清是以军队的职位当作衡量尺度的,笔者是商人,所以有凡事都要换算成金额来思考的嗜好,而且做的又是旧书生意,所以就养成了这样一种德性,即芥川奖的价值也要通过旧书来看。各人的看法因人而异,这不是正确与否的问题,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赞赏和接受。
  获奖作品现在在旧书店里是以什么样的价格交易的呢?我不是卖弄自己,但它多多少少可以帮助人们从侧面理解社会对芥川奖的认识。
  笔者经营的是旧书店,又是近郊的穷商人,所以与暴利买卖毫无缘分。因此,我向在日本近代文学方面的第一人、对得奖作品颇有研究的东京大田区西蒲田“龙生书林”旧书店老板大场启志先生请求帮助,请他指教最新的行情(卖价),亦即如何从旧书价来看芥川奖的获奖作品。
  有一点请大家注意,这里出示的价格,是保存状况极好的初版本的价格。即使是初版本,但如果受过污损,价格就变得极低了。比如,第三届获奖作品鹤田知也的《胡奢魔尹记》(1936年)是二十万日元,但如果没有书封,价格就不到它的百分之十。根据污损的程度,二十万日元的书,完全可以出现卖价不到两千日元的情况。文学书的初版本,以保持出版时的原样、没有任何手垢为佳。
  图书出版时还有书腰。第一届获奖作品《苍氓》若有书腰,是五十万日元,若没有书腰就只值十五万日元。听大场启志先生说,这个书腰极其珍贵,一条竟值三十五万日元。可见,小说书的书腰和书封还不能随便扔掉。书腰还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资料和文献,上面的文句如实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氛围,以及什么人写的什么样的推荐文。
  第四届芥川奖获奖作品是石川淳的《普贤》和富泽有为男的《地中海 · 法庭》。 前者带书封和书腰的值一百五十万日元,后者带书腰的值三十五万日元。
  第五届的获奖作品是尾崎一雄的《畅气眼镜》,四十五万日元。
  当时,三十七岁的尾崎一雄带着两个孩子在贫困中挣扎。获奖消息一公布,他便去文艺春秋社恳求,说正奖手表无论什么时候领取都可以,只是希望能尽早领取副奖奖金,哪怕早一天也好。
  他一得到奖金便直奔平时常去的那家当铺,将衣服赎出来。当铺老板非常替他高兴,说:“恭喜您了,从今以后您和我们没有缘分了。我应该祝贺您。”
  但没过一个月,五百日元奖金就用得一文不剩。尾崎一雄又去那家当铺典当正奖手表。据说当铺老板露出了大为失望的表情。
  第六届获奖作品是火野芦平的《粪尿谭》,四十五万日元。
  当时火野芦平正在中国当炮灰,小林秀雄带着奖品去中国的杭州将奖品交给他。这一届的提名者有中谷孝雄、伊藤永之介、和田传这些人。
  第七届获奖作品是中山义秀的《厚物笑》,小山书店版,可以卖到四十万日元到五十万日元左右。第八届是中里恒子的《乘合马车》,也是小山书店版,二十五万日元。第九届是长谷健的《浅草的孩子》,八万日元,另一部获奖作品是半田义子的《鸡骚动》,十万日元。
  第十届获奖作品是寒川光太郎的《偷猎者》,二十万日元。与上一届的《鸡骚动》一样,由小山书店出版,那时小山书店发掘的作家接连不断地获得芥川奖。
  第十一届没有当选作品,实际已决定高木卓的《歌与门之盾》为获奖作品,但他本人推辞了。高木卓是第二次入围提名作,但他希望以第一次入围的提名作获奖。为此菊池宽说:“对作品进行审查,选哪一部作品获奖,是评选委员会审查员的责任,而不是获奖者所应该承担的。”
  据说,高木卓的本意是想将奖项让给朋友。这一届樱田常久用“并木宋之介”的笔名写的《薤露之章》初选入围。樱田常久和高木卓是同人杂志的同事,高木卓贸然断定如果自己为了他而推辞的话,奖项就会给樱田常久,结果却出乎意外。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樱田常久在下一届获第十二届芥川奖。
  高木卓,真名安藤熙。母亲阿幸出自名门幸田家,是开垦成友、露伴、千岛等地的郡司成忠最小的妹妹,东京音乐学校毕业的著名小提琴家。高木卓在母亲的熏陶下,除了小说之外,还出版过研究劳动关系法的专著。
  高木卓拒绝获奖的《歌与门之盾》,如果带书腰的话,值五万日元,不过据说带书腰的书很少见。据大场启志先生说,它如果是获奖本,卖价可达二十万日元至二十五万日元。只因为他拒绝得奖,价格就怎么也摇不上去。如此一来,知道高木卓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朋友樱田常久的获奖作是《平贺源内》,二十万日元。
  第十三届芥川奖的获奖作品是多田裕计的《长江三角洲》,三十万日元。第十四届是芝木好子的《青果市》,十五万日元。第十五届没有当选作品,但提名时推选了中岛敦的《光与风与梦》。第十六届是仓光俊夫的《联络员》,文艺春秋社版,五万日元。这本书有两种版本,另一版本虽也是文艺春秋社出版,却是满洲文艺春秋社发行的,值三十万日元。
  因为当时正值侵略中国的时候,所以在中国的满洲发行,实物极其罕见,价格也高。但要说到价高,第十九届与八木义德一起获奖的小尾十三的获奖本,在长达一百十三届的芥川奖作品中是最高的。
  
  绝迹的获奖本
  
  获奖作品《攀登》被收录在单行本《杂巾先生》一书中。这也是满洲文艺春秋社发行的。关于这本书,大场启志先生有过考察,在《虚幻的〈杂巾先生〉复刻》一文里作了大概的介绍。
  《杂巾先生》一书的发行是在1945年2月5日,封底还有如下的记述:
  ——初版五千册 定价三元三十钱
  新京特别市羽衣町四之二八 发行者 小松正卫 发行所 满洲文艺春秋社
  
  直到不久以前,这本书还是没有出现过。明知道出版过,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实物。出版五个月后再版了五千册,总计一万册流在社会上,却一册也没有留下。不久侵华战争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在部队撤回时,好像也没有人偷偷带回来。热心的收藏家委托日中友好协会向中国各地的图书馆发出照会,但一无所获。
  据说,已经绝种的获奖书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了,是作者的儿子在昏暗的台灯下发现的。获奖时小尾十三正在中国的满洲森永粮食公司工作,战败撤回时,他在背包底下藏了两册自己的作品。是初版和再版。他的儿子将它慎重地保存了下来。初版已经破损,但再版本几乎还是发行时的原样,保存得非常完好。大场启志先生为此撰文写了下面这段话;
  “《杂巾先生》的再版,就我个人来说是值得庆幸的,但就作为旧书店老板的我来说,我内心里真正的感受,还是希望这本书保持灭绝的状态,让它永远消失,这样显得更浪漫。尽管我的想法很肤浅。”
  他最后说出的那句带有自嘲意味的话,让人听后会露出会意的微笑。经营旧书店的商人,的确要有些浪漫的情结。
  但是,这本虚幻的书还是在市场上出现了两次,刚才说的“战败后从未出现过”成了欺世之谈。北村透谷的《楚囚之诗》被称为“孤本”,但以后又出现了第三册、第四册,尽管如此,它依然是珍稀本,找到两册、三册,在旧书业界里还是如同没有一样。
  十年前大场启志先生弄到《杂巾先生》, 在二百八十万日元的价位上出手。到了现在,卖价也许可以高达三百万日元以上。
  收录八木义德的获奖作品《刘广福》的单行本,战败后由世界社以《母子镇魂》的书名出版,现在值十八万日元。
  正奖手表是国外制造的,1943年、1944年弄不到,取代的是河井宽次郎和滨田庄司手工制作的水壶。八木义德获得河井宽次郎的砚台,再加上滨田庄司的水罐。据说战后重新赠送了瑞士的高级手表浪琴,所以侵华战争时期的获奖者,奖品根本算不上豪华。下一届清水基吉得到的是滨田庄司的花瓶,但盒子四周有川端康成、横光利一、久米正雄、中山义秀的挥毫,所以极为珍贵。
  第二十届的获奖作品是清水基吉的《雁立》(镰仓文库版1946年初版,值六千日元)。至此,战前的芥川奖便拉上了帷幕。在侵华战争期间,1944年之前芥川奖的评奖活动竟然还一直继续着,没有中断过,这令人颇感吃惊。不论作品的质量如何,评委们坚持着一个信念,要发掘有能力的新人,并将他们推上文坛。这样的信念令人敬佩。在相信“铁炮”的年代里,居然还有人相信笔墨的力量,坚定不移地将理想寄托于浪漫,这令人感到欣慰。
  战后的芥川奖从1949年开始评选。第二十一届的获奖作品是小谷刚的《确证》和由起繁子的《书的故事》。
  由起繁子得到的手表经常会停下来不走,如果走,每天也要慢三十分钟左右,根本不能用。由起繁子听说石川淳获芥川奖时得到的手表,当铺给予很高的评价,她便将手表送去当铺试试,结果只换到两千日元, 相当于公务员第一个月工资的一半,副奖的奖金反倒是五万日元。
  第二十二届获奖作品是井上靖的《斗牛》。带书封和书腰的书值六十万日元。这届芥川奖的提名者还有岛尾敏雄、阿川弘之、泽野久雄。
  第二十三届是辻亮一的《异邦人》,带书封和腰带的书值十二万日元。这次授奖,淘汰了堀田善卫、田宫虎彦和自杀的久坂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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