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芳邻
作者：欧文．马歇尔
隔壁的马克艾理斯特一家人，就非常大度地容忍我们家桦树的枝条老是那么不安分的超墙越界，而且还礼尚往来地把他们家出墙的玫瑰送过来给我妈养眼﹐我妈瞧着可开心呢。
等到戈林奇一家搬过来的时候，就只两口子，没那拖拖拉拉的一帮孩子，这可真是个清爽利落的好的开始，正合了我爸的心意。从一听到原屋主打算卖房子，他就挂在嘴上念着：“咱可盼这个新房主别带来一大帮孩子。”说这话时，他眼前已勾勒出这副“蓝图”——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在车道上哭得哼哼唧唧，一部破烂的小三轮车给另一个娃儿踩得吱吱轧轧——这些哼唧、吱轧，就足以破坏我爸进军大洋洲的雄才大略，他一心要将那些企业财团的纵横字谜，来个大小通吃，运筹帷幄最需要的就是专心，成就大业高度智能最是需要，这就难怪我爸如此高瞻远瞩，对任何威胁到他工作隐私的所有可能都忧心忡忡。对我父亲而言，语言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才能，但操练过度，也是过犹不及。有一次我听见他扯着喉咙在跟华特·米蒂喊话——我在想，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我想的事？这话怎么说，我爸会这么解释，很多人缺乏敞开心胸谈话的技巧，所以要把话拖延下去，非得从一些支零破碎的好话说起不成？
戈林奇太太在白人里都算是白得出类拔萃：牛奶白，蜡烛白，白得连一根青筋都看不见。她的头发倒是深色的，这下衬得皮肤更白了。她的个头高大，但一点儿不胖，夏天里，露出膀子和膝头，瞧着白润润的像是象牙皂雕的。她举止大方，态度关切，绝对没有冒失莽撞的好奇心。“我丈夫在‘未来’工作，”她说，“当经纪人。”“未来”是一家证券公司，她老公“未来”会怎样有头有脸，这我很难说，但他“当下”的确生活得称头称脸。
早上七点一刻，我们就听到他发动汽车出门了，然后我们喝上午茶下午茶的时候，总也听到他回来打个转儿。郭先生不是一个打理花园的人，他太太有回很高兴地告诉我妈，说他家的院子都不需要做粗活。很难得的几个薄暮时分，戈林奇先生会在前面院子里露个脸抽根烟，看起来好像戈林奇太太特别把他送出来亮相的，好教街坊们知道她是有丈夫，而他们是有这位邻居的。他两脚分开站在那里，眼光越过他家的篱笆，神情茫然，等雪茄都快烧上手了，他把烟灰弹一弹，烟头还燃，就随手扔进了他太太种的熏衣草丛里，扔烟就表示他的“抛头露面”结束了。或许我在那儿见过他两次，最多三次，其实我从来没在别处见过他，只除了有一次。戈林奇先生有张大脸，面子上阡陌纵横，布满岁月的痕迹，不只脸大，他的个头儿也不小。他有一种容得了沉默与寂静的肚量，恰好适合这无言的烟蒂与苍茫的暮色。
几个月之后，我父亲终于信心满满地宣称戈林奇家真是邻居的最佳人选。戈林奇太太没有一个搬弄是非的大嘴巴，而且平常表现得四平八稳，没有什么阴晴不定的个性：我爸爸很讨厌神经质的人。戈林奇太太从不强人所难，真要意见相左到了临界点，她话也说得很有技巧，四两拨千斤地就把彼此的尴尬解除了，有此贤妻，她丈夫哪还需要说话。快到圣诞节的时候，我家邀他夫妇过来喝一杯，戈林奇太太翩然光临，白净优雅，不疾不徐，但随身带来的仅是她丈夫无法赴约的歉意。那份礼貌周到，教我爸爸非常满意。
戈林奇家成为我们邻居时，我已经不小了。当年我二十三岁，正亦步亦趋地跟我的博士论文奋斗，写的题目是：淘金热带来的人潮对我国政治的影响。我回家住是为了省钱去欧洲打工，所以我才能有机会不时地见到戈林奇太太，而且对她形于外的性感很难视而不见，即使她已经徐娘半老。我们南岛的溪流边杨柳处处，有时我不免遐想，绿色垂柳掩映之下的细皮白肉，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样子，乍隐乍现的阳光﹑弱不禁风的柳条，金光闪烁﹑摇曳生姿﹐在溪水滑洗的凝脂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一月下旬，白昼很长，夜晚来得很迟，九点钟天还没黑，我在自家院落的另一头修剪那丛粉红色的山茶花。说来这不是个给灌木整修门面的好时机，茶花早就风风火火的开过了，我之所以要捡这个时节做点花园劳动，也是为了向父母表示没在家光吃饭不做事。于是我一头钻进这高约三米、深也三米的树丛中，我手持大剪，步向核心——正当此际，耳边传来有人呼叫我的名字，声音发出的方向，约莫就是我家和戈林奇家交界的“边陲地带”。“戈登。我好不好跟你说句话？戈登。”说话的是戈林奇先生﹐他走了过来﹐手里还拿着他的细长条雪茄，看来他都是上外头抽烟的——我又一次在他身上觉察到那种沉寂感。听到一个未曾正式谋面的邻居把我的名字朗朗叫上口，我感觉相当突兀。他怎么知道我名字的？大概他老婆已经把附近人家的名姓都一五一十的跟他说了，也或许是我爸妈老在院子里扯着嗓子喊我，人家不用露脸，反正耳朵是张着的。“你正忙着呢，我真是不好意思打搅你。”他又开口，“事情是这样的。我刚买了张二手的写字桌，胡桃木的，可沉呢，实在没办法一个人把它搬进去。”
我抖擞抖擞，撢掉了沾在衣服上枝叶碎屑，一翻身爬过了那堵半高的篱笆，然后戈林奇先生领着我朝他家里间的车库走去。车子后面临时挂的拖板车还没卸下，那书桌可就笃笃实实地立在那儿，好几块格子呢的布堆在旁边，想必是用来保护桌子在运送过程中的磨擦碰撞。假如这个桃木桌的重量就是它的品质保证，我相信戈林奇先生买到的东西真是够“分量”。桌子出身自一个律师家庭，案牍劳形的结果，桌面的纹路都磨损了，桌子的背景资料都是戈林奇先生告诉我的，但他说的有一句没一句，因为搬这个庞然重物实在太费劲，他得一口气憋到底。
就这么憋气﹑换气﹑抬起﹑放下，重复好几次，我们才走完穿堂的信道，等到了书房门口，又折腾好一会儿，才摸着正确的角度可以让桌子进去。以前这屋子属于马克艾里斯特家的时候，我来过好几趟，可现在，戈林奇家把这里变得很不一样，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风格。待桌子傍着法式落地窗摆下，我这才空出眼睛四处梭巡，终于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把书房变成“奖堂”了。橱柜里架子上全是奖杯﹑奖座﹑奖牌，墙壁上都是照片。
戈林奇太太曾经是一位“舞”林高手，冠军人物，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她跳的主要是交际舞，间或穿插一些传统舞蹈，不过我注意到一个银质的大奖杯是她在马尼拉跳“伦巴”获得的，另一个颇有气派﹑上头还打上几个蝴蝶结的豪华金鼎是悉尼国际舞蹈大赛“现代舞集锦”获胜的铁证。戈林奇太太年轻的时候十分妩媚动人：一张又一张的相片将她优雅绰约的丰姿展露无遗。有些照片是刻意摆出的姿态，但其他的都是在她跳舞时捕捉到的瞬间，她的裙裾飘飘，秀发舞动，她的体态轻盈，仪态万千。
在许多张照片中她的舞伴都是同一个，那位风度翩翩的男士，脸上保持一贯的微笑，揽着她的腰，状似亲密却不失分寸，而他并不是戈林奇先生。甚至在所有这些珍贵的纪念物品当中，也找不到半点戈林奇先生的蛛丝马迹，但是他站在桌旁，神定气闲地接受我满眼的赞叹。我真是很想知道，这位内向的公司职员，是怎么娶到这位舞蹈比赛的冠军明星，不过谁知道，或许另外一个房间里就藏有他辉煌的过去，也曾经是那么灿烂，如今却不为人知，就像戈林奇太太一样。搞不好哪天又有一件他一个人搬不动的家具，就会带我进到别屋，开启我另一道眼界。
“哪天我们过不下去了，”戈林奇先生说，“这些金牌银盾就可以一样样拿来卖，我们还能靠着撑下去。”他以自嘲的口吻来装作无所谓，其实语气间听得出他对妻子成就的钦佩。
戈林奇先生又恢复了沉默。他陪我步出信道，连脚步都是安静沉稳的，就快走到前门，迎面碰上了他太太，她刚从外面回来，我侧身站到一旁让她进屋，然后为了说给她听，戈林奇先生再一次感谢我帮忙把那么沉重的书桌搬进来。他没提那些奖杯，可是当戈林奇太太也锦上添花地向我道谢时，脸上却掠过一片飞红。剎时间她宛如又是那位年轻的冠军舞者，面对观众趋前致意，受宠若惊。红潮很快在她白皙的脸庞上褪去，只留下一抹淡淡的粉色，晕染在她光滑细致的颈项。
看在眼里的戈林奇先生对我说了一句：“我真搞不懂，她巴不得别人都不知道她以前那些个风光事。”
晚上我跟父母谈起今天的“日行一善”， 顺便说到戈林奇太太当年在舞蹈界颇享盛名。我妈只对那房子自马克艾里斯特家走后改成什么样子感兴趣﹐但是我爸倒是对尘封的往事兴致不低。“嗯，跳舞，一个舞蹈皇后，”他说，“一个人的生活从绚烂归于平淡，多不容易啊！”我父亲从此以后更加认定戈林奇家是好邻居，不过来往反倒是减少了。他埋首在纵横字谜图里奋战不休，或许只在他实在玩不下去的时候，才去戈林奇家的花园里串串门子，要不就在自家院子里瞭望，运气好的话﹐就让他逮着戈林奇先生又在那儿抽烟，薄暮里，人站着纹风不动，风吹得烟丝娉娉袅袅。再不，他只是对着空气出神，仿佛眼前出现了一位年轻的冠军舞者，共舞的正是那位已经逸出她的生活的男伴。我父亲宁愿与人论交君子，维持距离保留一些神秘感：他宁可运用自己的想象去塑造对方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也不愿去面对往往令人大失所望的现实。
我再也没有机会踏进戈林奇家。对戈林奇太太除了擦身而过的招呼外，就没多说过一句，至于男主人我只听到他发动汽车的声音。在搬桌事件后的不到三个月，我远赴海外，一待几乎两年没有回来。后来听我妈说戈林奇先生在“未来”表现不错，公司把他调往首都惠灵顿，要借重他精通业务的长才。于是新邻居走马上任，他们近乎“甜如蜜”的交往态度，让习于“淡如水”之交的我父亲忐忑不安，忧心有邻如此是否合宜。
每当我回到父母家，总要将目光流连在西侧的邻舍，心中油然想起戈林奇家夫妇，虽然住那屋更久的其实是马克艾里斯特家，他们与我的青少年岁月同步走过。如今斯尔克斯是新邻居，一家人都非常友善，并且善于改造房子，视“东敲西挖”为他们的权利。偶然造访的往事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那一屋子的奖杯奖牌琳琅满目，说明了戈林奇太太当年在舞蹈上的造诣。我也难忘当她知悉我已阅览过那些昔日风光时，红晕飞上她白净又冷静的面庞的刹那。事情是否就像这样，当青春飞扬﹑芳容正茂，你成就了一项重要的目标，然后年华似脚程，一步又一步带你离开那成功的标竿，恰似行旅缓缓，带你远离了青春与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