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文学的英雄与反英雄

作者:塞尔希奥.皮塔尔




  马里奥 · 普拉兹写的内容最深刻的作品之一、题为《交食时的英雄》的长篇小说揭示了文学的主人公在一个社会时代改变时是如何变成新制度的先驱、先进人物、改头换面适应新形势的人和傀儡的。普拉兹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时刻:当道德和它的方式成为新资产阶级的胜利后,英国开始变成了胜利者。工业革命爆发时,对济慈、雪莱、拜伦来说已无立足之地,对布莱克来说更是如此。那个时代的四位小说家狄更斯、萨克雷、特罗洛普和乔治 · 艾略特既是他们时代的批评者,也是浪漫主义的英雄——混乱、殴斗和粗暴无礼的象征,使用诋毁性的、狠毒的、淫荡的、罪恶的语言,与众不同的、其古老的业绩由于变得愈来愈复杂的社会的无比忙碌而显得黯淡无光的人物——的掘墓人。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乔治 · 桑在法国担负起了同样的任务。
  当社会变成群众人物时,在俄罗斯和美国的长篇小说——远远被排斥在任何文学之都之外的、从而更接近大自然的两种景色——中,出现了一种着装不同的人物:“反英雄”。据我所知,甚至在本世纪下半期的家常便饭中都使用的这个术语是费多尔 ·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令人恐惧的《地下室手记》中创造的。在这部特别的文献里,主人公(同时也是叙述者)说:“在一切小说中都应该有一位英雄。所以在这个故事里清楚地集中着一位反英雄的全部特征。阅读时应该给人留下一种不愉快的印象,因为我们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失去了生活的习惯,以至于有时我们会对真正的生活产生一种厌恶情绪。所以,一听到别人提到它,我们就感到不愉快。”关于这部写人的污秽内心旅行的可怕纪实作品,乔治 · 斯坦纳指出:“倘若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再写别的东西,人们会把他当作一位现代思想的创建大师来回忆的。”在俄罗斯的经典文学中,反英雄的种类之多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果戈理的《外套》和《狂人日记》中看到其中的反英雄变成了级别低下的官僚;在伊万 · 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中,反英雄成了中心人物,整个世界变成了软绵绵的梦乡;在安东 · 契诃夫的无数故事中,反英雄是主要角色;在托尔斯泰的《伊万 · 伊里奇之死》中,反英雄为掩饰其活尸的身份而戴着胜利者的假面具。
  反英雄几乎总是一个卑贱懦弱的人,一个自我淘汰的失败者,有时可能是一个忧伤而温和的人物,永远也不能和世界运转的节奏合拍。
  在反英雄的队伍里,还有一个美国的深不可测、凄凄惨惨的人物,他就是赫尔曼 · 梅尔维尔笔下的巴特贝。他和俄罗斯的某些不幸的同行一样,也是书记员;他的稳定性无法探知,他的脆弱性本身就是他的堡垒。这个病态的、易怒的和诡秘的青年,他的神秘表现(谁都一点也不了解他)和他的突然昏倒使他在长长的一系列反英雄人物中占据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本世纪从一开始就在光彩夺目的梦幻和不幸的失败、在超越我们童年时代所相信的一切的发现和奇妙而无限的残酷表现之间摇摆不定。这个世纪适合高尚的英雄人物成长发展,但他们很快就变成了迟钝的、可疑的人物。其中有一些人试图出人头地,但是没有成功。在这类企图代表绝对的道德观念的“正面的”英雄身上,可以看到全部的、鼓动人心的特征,而反英雄已经变成了几乎总是可爱的无处不在的人物,他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出现。他可以是忧伤的、悲惨的,或滑稽的、狡猾的,或天真无邪的。他的名声相当高。按照我们这个时代的代称,反英雄就是卡夫卡梦见的我们的弯腰驼背的祖父约瑟夫 · K;其他的,我们已经知道:好兵帅克,表现荒唐人物的文学,特别是贝克特的作品,然后是所谓的污秽现实主义作品。就连侦探文学也创造了一支光辉的反英雄部队。
  在近几十年间,出现了一种西班牙小说,它因新颖奇特、雄心勃勃而独树一帜。
  在语言的遥远空间,在几乎是绝对的、对群体概念或职业的盲从抱有反感的孤独中,一直孕育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完善现象:作家们决定不仿效他们的前辈,也不温顺地服从前辈和同代人的条条框框,而仅仅忠实于自己的直觉;只想表现个人的世界才有的受折磨的或令人愉快的形象,无意表现其他东西;只想利用人物内心发出的若干声音。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走了两条路。一条通向贡戈拉、莱萨马 · 利马和埃斯库罗斯、但丁、克维多、马拉梅和乔伊斯,认为这些人是自己的家谱的组成部分,在这条路上他们把科学和哲学当成儿戏,面对最狂妄的博学也不惧怕,面对语言所需要的巨大勇气更不惧怕。如果说他们有什么特点的话,那便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接近奢侈的锅,而不是以隆重的学术方式掌握那种文化财富。在另一条路上,作家们开心地胡言乱语,不惜威信扫地,拿虚假的、有时是真正的名声开玩笑,创作小歌剧和荒诞不经的闹剧……在自愿承受的或由两半球的某种情况强加的紧张状态下,产生了一种新小说,这种小说于世纪末在我们大陆涌现出一些真正的杰作。
  在那个远离中心的、快乐的、以其能量和独创性可以和我们的小说黄金时代相比的星座中,我怀着幸福的心情举出今年在墨西哥产生的四部作品:卡门 · 保约索的《三十年》、达涅尔 · 萨达的《为什么从来不知道的真理像谎言》、胡安 · 比约罗的《失去的家园》和豪尔赫 · 沃尔皮的《寻找克林索尔》。如果在这个假面的盛宴上能够看到一种道德,它就是有益于健康的好情绪,就是为乐观地对待最不幸的灾难而做的努力,同时也是在失望、权力的监视以及官员们那种机械的、夸大的尊严面前不退缩的无声的决心。